叶匡正：革命是人类对自由的实践

阿伦特（Hannah Arendt）

兒時最熟悉的兩個詞，一是革命，一是反革命。那時不懂何爲革命，只知道凡是正確的，就是革命，凡是錯誤的，就是反革命。等到1976年後，突然發現一切調了個個兒，當年的「反革命」竟然站在了真理這邊。尤其當你曾唱過這樣的兒歌：「鄧小平，壞壞壞，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忽然一天，他又成了最偉大的領導人時，那種驚異感是難以忘懷的。

雖然那時，我只有8、9歲，但這種天翻地覆的變化，竟成爲我有明確意識和思想的開端。你會懊惱地發現，原來過去都是生活在謊言中，你甚至會因此鄙視自己。我們那代人，對社會或權威倡導的觀念，有種天然的不信任感，兒時這種荒誕記憶，是一個重要根源。此後，對謊言敏感，叛逆於主流，幾乎成了我整個青少年時代的一種本能反應。以至於很多年後，我都不敢輕言「革命」一詞，也不願想起這個詞給中國歷史究竟帶來了什麼，或造成過怎樣的傷害。從某種程度上說，革命一詞在我心中早已生鏽。

直到6年前，讀到阿倫特對革命的論述，我纔對革命的某些悲劇之源有了一些新的認知。在阿倫特看來，革命真正的動力是人類對自由的渴望，這種渴望催生了革命這種創新的能力。然而所有的革命都有缺陷，我們衡量革命是否成功的主要標誌，是要看它能否創造和擴展人的政治自由空間。

革命失敗了不可怕，可怕的是革命的畸型，這不僅會敗壞我們對革命的理解，甚至會讓人們反感和排斥一切革命。革命絕不是以一種專制權力代替另一種專制權力，也不是以一個階層的專政取代另一個階層的專政，而是要創造一種全新秩序的政治空間，讓所有人都能自由平等地參與到公共事務中，這纔是革命的真正意義所在。

所有的革命，在開始時都會包含著大量的自由意識，但隨著它的進展，結果才慢慢顯示出來，它可能創造自由，也可能帶來奴役。從早年蘇聯等一些革命的結果看，帶來的是後者。能否實現政治自由，才是衡量革命是否成功的唯一標準。在革命的進程中，如果最初的自由訴求，被其他的意識形態所取代，或受制於政黨利益及社會財富的增長，都有可能導致革命的失敗。當以政治自由爲目的的革命，退化爲反對政治自由的專制權力，就是對革命的最大敗壞。

阿倫特有個重要觀點，認爲失敗的革命，往往是因爲將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混爲一談。她通過分析美國革命發現，雖然在革命進程中存在著社會歧視、奴隸制等等的社會問題，但革命者仍然堅持解決的是政治問題，所以爲美國民衆的自由奠定了憲政基礎。而失敗的革命，往往把解決貧困、經濟爭議等一些社會問題，當作革命目標，把社會問題當政治問題來解決，最終使得憲法、權利、自由等這樣一些政治問題反而被懸擱起來。

中國歷代的革命者，多是把民衆的苦難當作革命激情的源泉，對建立自由政體這類政治目標，思考得極少。因爲民衆並沒有通過革命獲得自由地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最終會導致權力的擴張，及對自由的敗壞。革命要求革命者殺人，革命者就殺人；革命要求革命者撒謊，革命者就撒謊。於是，革命演變成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鎮壓，而不是爲了實現所有人的自由，革命走向了它的反面。在中國歷朝歷代，革命總是與暴力連在一起的，但真正的革命卻可以是非暴力的。革命是要革去壞制度的命，而非革掉某些個人的命。

當下很多人所以怕談革命，多是把現代民主革命與傳統儒家所言的「革命」混淆了。「革命」一詞最早出自《周易》。《周易》有「革」卦，彖辭說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意思是商湯和周武王的革命，是順乎天命而合於人心的。「革」卦是離下兌上，也就是火下澤上，表明已呈水火相對之勢，或火滅，或水涸，所以要革命。「革」卦還說「文明以說，大亨以正」，意思是革命的目的是促進文明，讓民衆喜悅，這樣纔是通順和正當的。它的象辭則說，革命只有取得了三次成就，才能得到人民信任。這些觀點雖質樸，但先秦時代能有這份認知，實在難得。

儒家顯然是有革命精神的，中國歷代也有革命的事實，但儒家所言革命，多是指改朝換代，也即順應天命與人心的變革，對政治制度的根本改變論述極少。包括孟子和荀子，對革命也多有論述，如《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荀子》說的「誅暴國之君」以及「臣或弒其君，下或弒其上，人主自取之也。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都肯定了「弒君」「誅君」的合法性。近代中國的革命，雖和西學東漸有關，但實質體現的仍是儒家的革命精神，所以總以失敗告終。

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不需要革命。革命，從本質上講是人類對自由的實踐，它的目標就是尋求免於壓制的自由，以及與自由相適應的制度。如阿倫特說的，革命意味著人類能在任何逆境下重新開始並自由行動，讓所有人能自由地進入到公共事務中。人類要獲得這種偉大的自由，希望仍然在革命。

——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