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三十五篇。
上一篇：推进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律化
1988年下半年，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在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决策上出现了一次较大失误，这就是"物价闯关"。赵紫阳的政敌们利用赵的这个失误，掀起了一股"倒赵风"，对当时中共高层的政治格局和经济、政治改革，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个失误的发生，是十三大后经济、政治形势由好变坏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赵紫阳在中共高层的政治博弈中失去主动权的开始。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对1988年初以后他在价格改革方面看法变化的过程曾经有过一段说明，他说："本来1988年仍然要继续贯彻前两年的'软着陆'方针，但是1988年春天，各方面对物价上涨反应比较强烈，加上实行价格双轨制（指中国80年代经济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实行的，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制度）的负作用逐渐显露出来，人们对权钱交易、'官倒'等现象非常不满意。另一方面，当时也感到几年来实行调整和放开相结合的物价改革方针，即调放结合的方针，物价虽然年年在上涨，但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并没有多少大的改变。再加上那个时期小平一再督促我们，要我们下决心闯过物价这一关，认为这一关迟早是要过的，'晚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便产生了一种想法，与其采取这样小步前进的办法，物价虽然上升，但并未改变价格不合理的状况，不如干脆有计划地进行一次较大的物价调整。"
于是便有了随后的"物价闯关"，简而言之，就是价格双轨制的并轨，让市场决定价格的变化。是谁最先向中央提出"物价闯关"建议的？从现有资料看，是邓小平。1988年5月5日，李鹏到邓小平那里汇报工作。邓小平问：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李鹏说："是价格问题。"他认为，是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说："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他要李鹏向政治局常委转达他对加快价格闯关的意见。遵照这个意见，此后几个月里，中央高层在赵紫阳的主持下开始了研究、测算和制定方案的过程。（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第310页。不过该书所说的这次见面时间不准确。本文所述时间系根据《邓小平年谱》、《李鹏经济日记（征求意见稿）》考证确认）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十三大以来的第十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主持制定的价格改革方案，这一方案的主要内容是通过五年左右时间，完成从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体制的过渡。8月19日的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会议新闻。虽然新闻中并没有具体讲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革，也没有宣布出台价格改革的措施。但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了抢购风潮，与抢购同时发生的还有银行的挤兑风潮。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果断提出，中止价格改革方案的执行。9月2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通过了赵紫阳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中止"闯关"的建议。
赵紫阳为这次决策失误承担了责任。他在回忆录中说："责任不在他身上(指邓小平)，主要是我的责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提出的。一开始提出搞价格改革是我，中间改革方案的设计、国务院讨论的东西也是我主持的，批准的。最后感到有困难，决定推迟、放缓，也是我提出经他同意的。"
1988年9年初，直接掌控国务院的李鹏、姚依林利用"物价闯关"受阻、开始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之机，把在改革中把已经下放的权力又收回来，把过去搞活的一些措施、政策又重新搞死。一切都向着与改革开放相反的方向扭转，使已经改革了的经济体制，大大地倒退了一步。同时，他们也向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开始了新的一轮进攻。
与此同时，中央高层中，赵紫阳与党内保守势力的前台代表李鹏、姚依林的矛盾和分歧也开始表面化起来。
据笔者所知，在十三大之前，赵与李、姚之间因地位差距较大，相互间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未见得有什么个人恩怨和矛盾。但十三大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李鹏、姚依林进了中央常委会，成了党内保守的元老势力在前台的代言人，李接替赵担任了总理，姚则担任了常务副总理。地位拉近了，日常接触多了，三人间的摩擦开始多了起来。笔者认为，这种摩擦不只产生于三人间不同的思想倾向，而且还有个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李鹏。在当初确定十三大从事安排时，邓小平对李鹏担任总理的能力不放心，他要已经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仍然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仍然主管经济工作，而总理李鹏只是做副组长。这种安排大概让李鹏产生一种羞辱感，自认为是"丫环拿钥匙，当家不做主"。他不敢把对邓的这种不满直接表现出来，只能把受邓信任的赵紫阳当成了自己的对手。
1988年9月初中央决定"价格闯关"刹车，从表面上看，赵紫阳"受挫"。此后，李鹏、姚依林就不太听赵紫阳的招呼了，好像是有理由不听赵紫阳的话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决定的一些问题，国务院拖着不执行。李、姚的幕后支持者陈云在此时表达了他的支持，说李鹏、姚依林"改变了国务院不作决定的形象"。（《李鹏经济日记（征求意见稿，上）》1988年9月5日）
鲍彤后来对笔者回忆说："那段时间，紫阳在做重大决策时是很难的。中央的改革推不动，他也不能叫各地方都这样改；如果叫各地方都这样改，各地马上会有各种意见反映上来。这样一来，连中央这一级的改革都保不住。所以，我感觉他有些为难了。比方说，他试图用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这个题目，把政治体制改革向前推进一步，推动新闻改革，改造思想工作，探索廉政建设，强调监督的制度化。但对于这些问题，即使是在常委、政治局、书记处的层次上，人们的认识也不一致，很难形成统一意见，再加上有人刻意阻挠，更很难推得动。因此，在这个时期，紫阳的心情很不好。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有许多方面他都想改，最后都没改成。"
1988年底，香港的一些媒体报道说，北京高层"掀起了一股倒赵风"，党内保守势力大肆活动，要搞赵紫阳下台。这一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对此，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谈到："治理整顿一提出，给人一种印象，以为经济改革出现了大问题，不然为什么不再讲深化改革、稳定经济，而搞了治理整顿呢？这就给一些人一个口实，借此否定经济改革，否定经济建设的成绩，刮起了'倒赵风'。有的老同志竟然兴师问罪，要常委，实际上主要是我本人承担责任作检讨。王任重在政治局会上不止一次提出要追查责任，说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领导要带头检讨。正是在这个时期，国内外到处流传着一些流言，说我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甚至说我不当总书记了，说我将要去当军委主席，当国家主席等等，无非是说我搞不下去了。在这个时期，我也从很多渠道听说，有一批老人集体上书邓小平讲我坏话，要我下台。"
这里说的"有一批老人"，主要是指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当然在他们身后，还有胡乔木、邓力群、王任重等一批保守势力。这些政治老人们在中共十三大之后大都退了下来（只有陈云仍担任中顾委主任），但是在党内仍然有着巨大的能量。他们对改革开放有着本能的抵触和不满，两年前就是他们以"反自由化不力"为名搞掉了胡耀邦。但是，那场"斗争"并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把他们属意的邓力群推上总书记的位置，反而是赵紫阳接替了胡耀邦，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成功召开了党的十三大，把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邓力群反而在差额选举中落选出局，这是让他们心有不甘的。现在赵紫阳主持的"物价闯关"失败，改革受挫，他们终于得到机会，又开始向坚持改革开放之路的赵紫阳下手。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对"倒赵风"的由来和经过做了分析，他认为，"当时党内这股风刮得很大，造这么大的舆论，除了党内有一批长期受计划经济观点影响的同志，对改革开放几年后出现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如抢购挤兑，认为改革开放搞糟了，不如搞计划经济，有这么个土壤容易接受这样的东西以外，主要的是1987年以来我同党内的反改革的保守力量，同教条主义者，同有左倾思想的人，同这股势力关系紧张、激化的结果。"特别是"免去邓力群主管宣传工作，解散书记处研究室，加上《红旗》杂志停刊，以及邓力群在十三大落选，引起了一些老同志，包括陈云、王震、李先念等对我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那个时候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我却干了。胡耀邦时期没有解决邓力群的问题；没有解决书记处研究室的问题，这个研究室不听耀邦的。现在邓力群下来了，研究室也解散了，耀邦没干成的事我干了。于是就把反对的目标指向了我。当时我没有感到这件事有这么大的影响。以后到1988年物价出了些问题，出现抢购、挤兑、通货膨胀等，在老人中就掀起一股对我的不满，多方非难，甚至要换人。这与上面这些事情很有关系。"
为了配合党内政治老人们发动的这股"倒赵风"，他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代理人李鹏、姚依林也开始"行动"了。他们在保守派老人们的支持下，开始有恃无恐地抓权。他们把整个治理整顿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国务院手中，试图把赵紫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架空。此后，他们借治理整顿开始大搞复旧，开改革的倒车。虽然赵紫阳带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不断研究经济问题，提出对策，但李鹏、姚依林大都不予讨论，更不执行。
李鹏、姚依林这种架空中央财经小组的做法，直接违反了中共的组织原则，违背了邓小平的意志，但是却得到了陈云等党内老人的支持。赵紫阳回忆说：当时"一些老人当中有一种议论，认为我现在是总书记，不做总理了，因此主要力量应抓党的工作，抓政治思想工作，经济工作由国务院来搞；而我仍然对政府工作，对经济工作干涉太多。事实明明是国务院在架空我、在摆脱财经小组对经济工作的决策，却又散布这么一种舆论，其目的就是要迫使我少过问、不过问经济工作。这是对国务院架空我、摆脱财经小组的一种支持和配合。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秘密交易，我就不清楚了。"
1988年12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了一次"生活会"。会上，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赵紫阳对国务院工作"过问太多"，李鹏说他这个总理很难当。同时，他们对赵紫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了许多质疑。就在这次会上，姚依林直截了当地问，攻价格关这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出来的？赵紫阳没有回答。也许是李鹏、姚依林当时没有弄清楚，"价格闯关"这话是邓小平先提出来的，而是以为是赵紫阳向邓小平建议的，企图以此追究和清算赵紫阳在经济改革中的责任。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姚依林这个人过去讲话从来不很明朗，也不领头，这次讲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锐，而且有恃无恐。看来他和李鹏这两个人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代表了一种气候，背后有人在支持他们。"
这次会后，1989年元旦期间，赵紫阳把一段时间来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据我所知，邓小平很不高兴，讲了一大段坚持原有的大格局不变的谈话。邓小平强调说，改革开放，原来的方针、布局、战略都不动，动就乱。议论很多，无非就是通胀。我们没犯大错，虽然小错不断，这种情况以后还会有。有人讲早了、迟了，应该说现在正是时候。经济过热，降下来就是了嘛。十三大提出的理论、政策，沿海发展战略都不能变，不然会乱。现在已经有些乱了，要稳住阵脚。现在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变。我们已经提前两年翻了一番，不改革能做到吗？十年来，我国经济无论是外延，还是内涵，都上了一个新台阶，怎么能还去搞计划经济那一套？我们没有理由改变十三大的路线和政策，沿海发展战略不能变。现在机会很好，连台湾都有人提出要搞大中国经济圈，一放松机会就没有了，不能后退。两头在外有什么不好？包括对阿拉伯市场，也包括苏联、东欧、中亚，外蒙，我们都要积极发展。总之从国内、国际局势看，我们都没有理由改变，否则就会乱，严重影响我国的国际声誉。回到贫穷的社会主义，就要被开除球籍！我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不变。调整中要保持一定的速度，7%到8%的速度还是必要的。
这一时期，中共党内的保守派老人集团掀起的"倒赵风"也好，李鹏、姚依林在国务院架空赵紫阳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罢，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冲着赵紫阳去的，但实质上，他们更是对着邓小平的，只不过，他们没有那个胆量敢向邓小平直接发难。他们很清楚。赵紫阳当时主持中央所作出的决策，或者是由邓小平提出、赵紫阳执行的，或者是由赵紫阳提出，经邓小平同意和支持的。批赵，实际上就是在批邓。邓小平也很清楚这一点，维护赵紫阳，就是维护他自己。赵紫阳回忆说："'六四'以前，在这样一股'倒赵风'面前，邓小平是一直坚定地支持我的，没有受他们的影响。这从一些事情可以看出来。譬如那一阵邓在许多场合说，中央的人事格局不能变。显然中央有人想变邓才说不能变。邓甚至直接向我，也向别的同志说，要我搞两届总书记。1989年元旦以后，也就是李鹏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向改革开放发难以后，邓知道此事很不高兴。李鹏为此去邓那儿解释、表白，在这次谈话中间，邓向他讲，赵要搞两届总书记，而且要他回去转告其他政治局常委。当然李鹏也向我讲了说是邓讲的。""不少老人向他（指邓小平）施加压力，说我坏话，而邓明确表示不受他们的影响，顶住了他们这些压力。自1987年我担任总书记之后，逐渐聚集起来的一批反对我的保守力量，虽然他们非常嚣张地反对我，采用各种办法反对我，但由于没有得到邓的同意，始终未能得逞。这种情况直到1989年发生那场政治风波后才改变。"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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