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涛：”依法治国“面面观

图：香港占中现场的习近平撑伞PS照

习近平的法治国家和依法治国，国家权力治理社会的司法和行政，依照法律运行；但权力产生的立法和人事，由党决定。即党领导下的政府依法治国。这不是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法治，其最核心的政治部分还是专制性质的。

2014年10月中共18届四中全会推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法治纲领"）是习近平执政的施政纲领的重要文件。从这个纲领性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距离现代政治文明还很远，甚至不如中国两千年前的政治智慧；依照这个纲领，中国不仅不能建立现代法治，而且治理不了乱象丛生的执政党的政治、行政与司法。

中共法治观与习氏"依法治国"

中共从来不是一个讲究法治的政党。即使在与国民党争天下提出宪政、民主和自由时，也没有刻意提出法治。中共建国后，某些领导人确实有制定和实施法律的意图。那也是治国方式的法制，而不是国家政权结构建设的法治。文革后，中共才提出建设法治的任务。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对"法治纲领"做说明时，回顾了中共领导人建设法治的主要言论。不论这些领导人当时的说法中是否有更重要的内容压倒法治，也不论他们的领导实践中如何践踏法治，这些被习近平引用的言论给人的印象是：法治建设是中共治国的一贯方略。仔细审视比较这些提法后，习近平还是与前中共领导人的法治建设的态度有两个不同点。

首先，习近平的治国方略更明晰地突出法治在治国中的意义，甚至是修补中共前任领导治国理念中的缺失。毛泽东时期的法治基本上是对非法政治运动和迫害的遮羞布；毛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基于毛的灾难，邓小平以法制的说法提出建立法治的任务，但"摸论"（摸着石头过河）和"猫论"（抓住耗子的猫就是好猫）之下，法制只是用以辅佐政策工具。自江泽民开始，中共有"三中全会提出治国基本目标、四中全会提出治国途径"的说法。江泽民的四中全会主要还是发展经济。胡锦涛的四中全会则是党的建设。习近平的四中全会是第一个鲜明地将法治作为实现治国目标的途径的领导人，而且采纳的是法治而不是法制的概念，凸显有意修订毛时期运动治国和邓时期政策治国的做法。

习的法治另一个特点却是贬损法治的意义。由于过去中共领导人并不真心落实法治，因此讲到法治，基本上是法制国家。在没有具体解释法治的涵义时，法治应当是沿袭学界的概念，包含着限制执政党的宪政涵义。但习的"法治纲领"中将法治中国解读为"依法治国"，最多是法治政府；但这不是法治国家。

习氏国家建设理念不如两千年前

政治学上的国家是在一个地域范围中对社会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机构。政治过程可以分为权力从社会中形成的过程和权力管理社会的过程。现代法治的概念是这两个过程都要被法律规范、在法律架构中运行。"无规矩不成方圆"，只要有国家，不论传统还是现代国家，其最高权力都需要以法律管理社会。比较传统国家，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国家最突出的特征是，形成国家权力不是靠世袭或残酷的权争，而是要通过公开、平等和规则的竞争过程由人民通过选举程序产生；这是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来源和标准。习近平的法治中国是：国家权力治理社会的司法和行政，要依照法律运行；但权力产生的立法和人事，要由党决定。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依法治国。也许有人说，习近平的法治政府包括立法程序化，但立法草案和程序的选择还是党说了算。如此法治是残缺法治，法治国家中最重要的权力形成过程是党内过程；而党内政治又是黑箱作业和潜规则，给予最高领导人极大的专断权力。显然，习近平的法治国家和依法治国，不是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法治，其最核心的政治部分还是专制性质的。

在人类政治史上看，这就是中国的传统专制政治；而且是法家的专制政治。这种专制政治出国家实力和效率，但也出酷吏和暴政。中国政治史上的秦国据此崛起强盛并统一中国，秦汉之交的中国专制就已经摈弃纯法家的专制，而是儒家礼教为主的专制政治。尽管习近平也强调过德治甚至以德为主，但他的"法治纲领"的制度化取向不是礼法，而是严明法纪的严刑酷吏。就此而言，习近平的共产党的国家建设理念甚至不如两千年前的中国专制。此外，在他的法治中甚至出现连坐制这类现代法治早就摈弃的制度。

习近平"依法治国"无力解决中国问题

作为公权力管理社会的国家，专制体制不是没有优点。当年，秦国就是由弼马温小官，依靠法家的严刑酷吏，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实力，统一中国，建立中国政治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其后，虽然礼法成为古代专制中国的主要理念，但法家仍是国家建设的指导原则之一。中国两千年政治史，也暴露出专制制度的致命弱点，这就是：围绕权力继承的残酷政争、腐败暴政、权力缺乏正当性因此难以服众、以及长期压抑自由导致的缺乏创新。

由于中共不承认君权神授和世袭制而是假惺惺地自称民主，其最高领导权力比传统专制还要不稳定。中共最高权力争斗一直不断。目前中共对周永康案件久拖不决，就是一个例证。薄熙来带出周永康。传说周永康又带出令计划。在周永康尚未结案和令计划尚未揪出时，又传出李源潮受牵连。如果"法治纲领"的连坐制真有效，李源潮会牵扯200名左右在任正省部级干部。至此，中共目前整肃不完全是反腐，而是对不同派别的政治清洗。文革后总结毛泽东专制教训建立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规则都破坏了。习近平的依法治国，显然不仅不能避免解决和避免这类专制死穴问题，而且继续制造这类灾难。专制的繁荣一定会被残酷的黑箱权争毁掉，这是两千年中国专制的教训。

中共的法治也解决不了腐败。最多是让腐败不那么粗俗。因为腐败产生的动力是不受有效制约的权力谋取私利，腐败保护的最大根源是专制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只要党对权力的绝对控制不被法治监督和决定，法治就不会真正严明。至于暴政，更不是专制政治的依法治理能避免的。没有民主的法治，甚至是服务于暴政并且是暴政的一部分。今天，中国的腐败并没有带来廉政，对异议人士的打压登峰造极，就是明证！

也许，没有什么地方比香港更可以看出习近平法治中国的后果了。当中共高调宣传要依法治国时，一个法治社会的法律秩序正在崩坍。原因是人民认为，曾经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法治，现在服务于一个不是民主选举授权产生的政府的政治需要。现代政治文明的原则是，获得被治理者同意的治理才是正当的；任何不经被治理者同意的治理，都不正当，因而不稳定。一个没有正当程序形成的公权力，不可能稳定地依法治国，因为人民不接受这种权力，连带不接受维护这种不当产生的权力的法治。香港占中风潮预言习近平依法治国的最终命运。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