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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态辣椒漫画：猪圈 |
从毛泽东式的公然无法无天，到江胡习式的假惺惺依法治国，这是极权主义退化到后极权体制的政治变化之一，充其量只是中国古代法家专制主义的现代变种。
习任内不必再期待"依法治国"
四中全会之前，人们曾抱有一丝幻想，以为这次会议或许有戏。因为中共吊足了人们的胃口，早就预告了全会主题是"依法治国"——此议题与反腐败一样，都是老生常谈的题目，口号已经喊了三十几年，一直言而无信、行而无果，人们指望习近平当局对待"依法治国"也像对待反腐败一样，郑重其事，有所突破，来一点"真格的"，搞一点大动作；且本次四中全会的会期比往届延后，这似乎表明会议准备工作十分繁重，甚至暗示了全会将触及政治敏感区域，因而会前有些事情很难搞定，未必能够顺利"统一思想"——而按常理，只有尚未"统一思想"的中央会议才有可能产生或大或小的"理论突破"，若"理论突破"之外兼有新人、新政、新路线问世，那就大喜过望，可以烧高香了。
然而，人们的希望落空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简直让人倒足了胃口：从形式到内容一如旧贯，翻来覆去全是些空话、假话、昏话、车轱辘话，还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那一套，还是党管政治、党管军队、党管武装、党管媒体、党管文艺、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党管政法、党管统战、……那一套，权力还是抓得那么紧，一个口子也没有松动，依法不依法，治国不治国，也就没什么意思了。几百号权贵政要济济一堂，想像力、创造力贫乏得可怜，炒了几天理论剩饭，连个新词儿都没有发明出来。现在，我们可以死心了，习近平任期之内，不必再期待什么"依法治国"了。共产党在它最应该推陈、最容易出新的议题上几乎交了白卷，而且还是以中央全会的方式，一本正经、大张旗鼓地交出了这张白卷，也许共产党真的是已经顽固、衰朽到不值得再对它抱有期待的地步了。
法家专制主义：有治法，无法治
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依法治国的"基因"（此处基因一说，乃"照搬"习近平"霸权基因"、"红色基因"说）。从前苏联、前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到硕果仅存的中、朝、越、古四个现存的共产党国家，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有过依法治国的成功先例。共产党本来就是以不讲法、不守法、不要法而闻名于世的：掌权之前，共产党要搞暴力革命，自然要犯法；掌权之后还要"专政"、要"继续革命"，同样要把法律踩在脚下。列宁给"专政"所下定义就是"不受任何限制、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他所说的"任何法律"既包括剥削阶级制定的旧法律，也包括共产党掌权之后亲自制定的新法律，法律不过是一张纸，如果碍手碍脚，于己不利，随时随地可以抛弃。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波尔布特、金日成（及其子孙）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领袖"得了列宁真传，也都是无法无天，一向把宪法和法律当儿戏的。
从毛泽东式的公然无法无天，到江胡习式的假惺惺依法治国，这是极权主义退化到后极权体制的政治变化之一，或多或少也算得上是一项进步。但这样的进步与现代法治主义毫不相干，充其量只是中国古代法家专制主义的现代变种。古代法家也主张依法治国，《管子》说，"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韩非子》说，"明主之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但法家的法是君主意志的体现，是不讲人权、扼制自由的帝王专制之法，韩非子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在法家"依法治国"之下，国家可以依法赏罚臣民，包括钳制言论——如秦皇之法"偶语诗书者弃市"，戕害社群——如"什伍连坐"之法，也可以法随君意，朝令夕改，但反过来，臣民绝对不可以依法监督、批评政府和君主，也就是说，法家的法是单向度的，只治民，不治君。
中国古代法家所谓依法治国与近代西方的法治精神不仅大相径庭，有时甚至背道而驰，因为西方人讲法治，不止是将法律作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实用工具，而是将法律本身作为政治信仰，奉为至上的主宰。这和西方人关于上帝立法、使徒传法的早期宗教观念有关，无论是普通法意义上的传来之法，还是成文法意义上的制成之法，都被视之为或多或少体现了神的意旨，因此，法律不属于君主，虽为君主所制，但一旦成法，则独立于君主，超然于君主，也高于君主。对于法律超然性、神圣性、至上性的肯定，是西方法治精神的渊源，但这正是中国政治传统里所完全没有的东西。在中国传统里，倒是道德、礼乐具有某种超然性、神圣性，因为人们认为道德出自天意，圣人制礼作乐。
读罢中共四中全会决定，我们可以确信，中共根本不懂法治，更不相信法治。他们所标榜的"依法治国"绝非法律的统治，而只是共产党拿法律作工具——有时候其实只是拿法律作招牌、作幌子，来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在此意义上，共产党法律立得再多，"依法治国"口号喊得再响，也都是法家专制主义而非法治主义：有治法，无法治，如网民所调侃的那样，共产党的"法治"，就是变着法来治你。
司法集权：习式集权时代完成式
说四中全会一无建树，也不公平，正如官方媒体所吹嘘的那样，"司法改革有干货"（言外之意，"依宪治国"、"依法行政"方面大概只有"稀货"了）。司法系统的权威有望提升，"司法独立"的程度也有望提高：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要记录、通报和追究（这恐怕难以落实），试点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改革，最高法院将效仿西方国家设立巡回法庭，法院、检察院的设置打破现行行政区划的界限，等等。但是，党委政法委的建制并没有取消，其干预司法的功能也没有废除，党对法院、检察院的政治、组织、人事领导权没有削弱，反而有可能加强，如此一来，上面那些司法改革的"干货"究竟能否发挥作用，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就不好说了。
不难发现，四中全会所追求的"司法独立"并不是司法机关对于立法、行政机关的独立，更非司法机关对于"党的领导"的独立，不过是司法机关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而已。习近平的司法改革目标一目了然，就是司法权上移，把原来基本上被地方政府所把持的司法权逐渐转移到中央手上。经历了邓小平时代的"放权、搞活"之后，江泽民切断了军地、军商勾结的常规管道，完成了军事中央集权；朱镕基完成了央企集权、金融集权和财政集权；近两年里，习近平和王岐山又完成了纪委集权，纪委已经从"块块"剥离，变成了"条条"，基本上被改建成了一个标准的垂直系统。若再顺利完成司法系统的中央集权，地方司法保护主义将被釜底抽薪，地方政府将再度失去与中央对垒的另一个关键据点，"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或会大幅改观，央地博弈的格局或会焕然一新，那么，此次司法改革的完成便可视作习近平集权时代的完成式。
2014-11-4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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