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我為什麼不願回到毛澤東時代

北京当政者煽动毛热掩盖其合法性危机

最近，新的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新的古田會議，顯示出中國高層領導要發揚革命傳統，在思想和實踐中和毛澤東時代接軌的新氣象。毛澤東時代好嗎？你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嗎？十八大以來中國最高領導的行動顯示，對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我不知道別人是不是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但我知道我是決不願意回去的。

為什麼呢？我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不喜歡毛澤東時代，全憑個人的親身經驗。

如果要用兩個字來定義毛澤東時代的性質，這兩個字就是「匱乏」。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這三十年就是物資匱乏的年代。非常奇怪，一樣的江山一樣的人，那個年代就是樣樣都缺，什麼都缺，沒有一樣東西不缺。五十年代末開始的那場大飢荒就別提了，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相信他們的肚子還該記得飢腸轆轆的日日夜夜。即使是別的年頭，比如農村分田地浮財的時候，城市搞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文革時期轟轟烈烈抓革命促生產的時候，物質的匱乏仍然籠罩著全國大地。政府發明了各種各樣的票券，把有限的物資盡可能廣泛地分配給所有需要的人。那個時代最受虧待的是農村戶口，很多物資是分不到農民頭上的。在物資極度貧乏的年代，農民只能自生自滅。大飢荒時代因飢餓和長期營養不良而死亡的，大部分是農民，而他們幾乎不可能掙脫天生的農村戶口。極度匱乏的狀態下是很難保持人的尊嚴的。這是中國半個多世紀來最普遍的社會不平等，習慣和容忍了這樣的普遍不公平，是半個世紀中國社會道德下滑的根子。

為什麼物資會匱乏至此，文革後開始搞經濟改革的時候，體制內外的改革派做過很多探討。人們從經濟制度方面找原因。計劃經濟導致生產資源配置不合理，即所謂結構失衡，是第一個明顯的問題。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導致農民失去生產積極性，是第二個明顯的問題。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其實就是圍繞這兩個問題「回歸常識」。所以，改革開放把經濟搞上去了，談不上什麼功勞，那只是把本來荒唐的孽障消除掉一些而已，早在三十年前就可以做到的。

毛澤東時代的第二個匱乏，是精神的匱乏。黨和領袖理所當然地要管你頭腦裏想些什麼，告訴你只能想什麼，怎麼想，不能想什麼，如果想了就要受懲罰。侵入和佔據你的頭腦的首要方法，是控制一切信息流，你能看到什麼，聽到什麼，都受到絕對的嚴格控制。毛澤東的妻子和親密戰友江青同志在三十年代是上海的一位電影明星，你若得知這一歷史知識，不小心告訴別人而傳播了這一消息，就可能招來殺身之禍。深夜悄悄收聽短波電台，有可能招來牢獄之災。這些措施，都是黨和領袖對你的思想健康的關懷。有時候，半夜裏領袖毛主席說了一句話，對全國人民發出了「最新指示」，大家必須表達幸福感，於是爬起來，敲鑼打鼓地游行，到上級部門去「報喜」，表達貫徹執行領袖「戰略部署」的決心。

物資的匱乏靠票券和令農民自生自滅來維持，精神的匱乏則靠恐怖來維持。毛澤東時代，凡是不願放棄人的尊嚴而堅持自由思想的人，都受到慘烈的超殘酷懲罰。林昭被槍殺，張志新被割喉，顧準孤獨地死於病榻。更有數不清的有志有為者，坎坷蹉跎了一生。

毛澤東時代的物資和精神極度匱乏，是人為造成的，是非人道的。馬克思的資本論三大卷，並沒有告訴後來人，社會主義會造成這種貧乏。在這樣的匱乏狀態下，人是沒有尊嚴的。沒有任何理由讓人生活在這種匱乏之中。這就是我不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的理由。

毛主席、江青同志、春橋同志，等等，想來是願意中國回到毛澤東時代的。眼下的中國最高領導和民間的諸如兩位著名網絡作家和某位著名畫家等等，想來也是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的。他們自然都有他們的理由。他們想回，就請回吧，至於我，很簡單，打死我也不回到毛澤東時代。

——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