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0日，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在此之前，已有國內外多家媒體報道造勢，聲稱「依法治國」，將成為本次會議的主題。這一提法，與自由派長期以來的「法治」主張，在字面上頗為接近，而這也似乎給某些人士，帶來一些「改革」的希望。
但是，只要對體制的話語，稍微具有一些常識，就不難分辨，體制所謂的「法」，與法治之「法」，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極權體制與生俱來，在理論與實踐上嚴重分裂。所以，在中國很多看上去很美的政治詞彙，其實往往包裝著截然相反的政治實踐。例如，「人民民主專政」，其實質不是民主，而是專政；同樣，「依法治國」的核心，不在於法，而在於治，實質上只是對統治手段的一種強化。法治之法，其合法性的根本來源，在於民眾的授權。現代語境下，法治與民主，不可分割。正如極權下的人民民主專政，並非民主，極權下的依法治國，也絕非法治。
中國當下的新極權體制，一方面繼承於毛澤東時代的共產極權，另一方面，也在從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中，大量吸取統治的元素。例如，最近中共高層所提到的「禮法合治」，指的便是中國自秦朝以後，所形成的一種特有的「外儒內法」的帝國形態。
中國古代的法家學說，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主張以嚴法律民治吏，以謀術禦臣，以強勢立威。其中，帝國的嚴刑酷法，用以強國弱民，威懾官吏，屬於法家的「法術勢」這一帝國構建理論中的最為關鍵一環。歷經秦國數代君主的踐行，秦始皇最終實現武力統一，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帝國。
然而，法家理論最大的缺陷，在於無法提供一個有效的道德觀，以支撐政權的合法性。借用現代的術語，也就是缺少一個行之有效的意識形態。秦之後的漢代，則對之進行改造，「霸王道」雜之，以君臣父子的儒家倫理學說，包裝暴力統治的法家實質，而這也就是所謂的「外儒內法」。
歷史上的皇權專制，一方面通過法家體制壟斷暴力，以實現統治能力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通過儒家教化，降低民眾的反抗意圖與衝擊能力，以達到統治成本的最小化。在傳統的農業帝國時代，中國的外儒內法，是一種穩態的專制統治模式。
不過，對於試圖破壞一切傳統社會關係的極權體制來說，衍生於父權思想的儒家理論，在本質上屬於一種威權政治觀，與極權在觀念上並不兼容。在毛澤東的舊極權時期，儒家學說被徹底批判，而法家思想，則被大肆吹捧。中國的共產極權，在觀念上複製類宗教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在國家構建方式方面，則可看作是對古典法家理論的繼承與強化。
而對於當下來說，體制的意識形態日趨破敗，新極權急於尋找一切資源，用以填補意識形態的巨大空洞。儘管體制很有可能，對傳統的穩態「外儒內法」有所企用，但威權式的儒家政治觀，並不足以支撐極權式的暴力規模。現代工商社會的規模與復雜程度，早已與農業時代不可同語。而為了壓制這種巨大的社會潛能，極權體制的所能支配的暴力，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傳統的威權帝國。
在這種權力與社會的本質衝突之下，極權體制，並不能順利轉型為外儒內法的威權政治。否則，在減緩暴力壓制的過程中，被長期剛性壓制的社會，將會爆發式地釋放出強大的反抗衝擊，從而對極權形成的不可估量的巨大風險。因此，體制最終，也只能回到專政的極權老路，以繼續封壓社會；而儒家倫理，最多只能被用以覆蓋體制外的部分群體，以達到竭力對抗自由民主價值觀的目的。
對於極權體製而言，「禮法合治」，或許聽上去很美，但仍然只是一個畫餅。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早已幻滅，而外儒內法的專制傳統，卻也無法返回。作為舊極權的繼承者，新極權在觀念上已陷入維谷，既失去了未來，也無法得到歷史。即便是竭盡所能地從傳統中翻掘，最終的可能，也只會是捨禮而取法，從而繼續當下的禮崩樂壞。如果新極權一定要回歸傳統，那麼至少可以肯定，中國即不會回到兩宋，也不會回到漢唐，而是回夢到帝國歷史的起點秦朝，一個真正「依法治國」的時代。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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