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中共四中全会与依宪治国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公开的报道说，这次会议将以依宪（依法）治国为主题，因此备受各方关注。

依宪治国将启动政治转型

中共十五大时，依法治国方略首次被提升到执政党和国家政治层面，并在历次党代会上一再重申。但以全会主题的形式来讨论、倡导依宪（依法）治国，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甚至中共建政以来还是第一次。

2012年12月4日，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仅20天，习近平就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重申宪法高于一切。

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到，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有趣的是，当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发表讲话主张依宪治国，但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纂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却故意删除了依宪治国字样，因为真正的依宪治国，就是宪政民主政治，为了使公众免于怀疑习总书记与宪政民主派相呼应，所以中宣部就如此自作主张。

如果真正倡导并开始落实依宪治国，这将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政治转型，中共结束文革之后，政治运动开始向经济发展转型，发展成为硬道理，党的绝对领导（超越法律的）成为前提，稳定压倒一切，当然也压倒了宪法与正义。而真正的依宪法国，将使中国（中共）改变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而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社会"正义"将代替社会"稳定"，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

中国社会转型是先民主、先自由还是先法治？在中共智囊看来，民主与自由都可能带来大震荡，中共无法控制这样的震荡，所以，选择可控的法治（而不是可控的民主与可控的自由），来推进改革。如果习近平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真诚的，那么，宪法保障人民的言论、结社、信仰等自由，必将一步步依法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也将要予以实施，依宪治国，不可能将宪法做成一个封闭的体系，或选择性的被执行。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发表讲话主张依宪治国

依宪治国意味着要从制度上来捍卫宪法的尊严，包括在全国人大设立维护宪法委员会，甚至要进行修宪，逐步过度到宪政民主的政制。

依宪治国意味着党将要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党将成为一个社会组织，需要登记与有限化，而非无限化。党领导人民，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的词汇，并不是法律层面，宪法序言将要取消，因其不具备法律的可解释性。任何组织与个人不能超越法律，意味着宪法至高无上，宪法的准绳作用，是不允许在其上有一个所谓的领导者或领导性的组织。

虽然习近平也意识到了形而上的宪法问题，但他能做的，可能只有形而下的司法改革。

四中全会难以期待和乐观

中共四中全会，因此值得观察，难以让我们期待与乐观。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看到四中全会之前的一些"不和谐音"，譬如官方的《红旗文稿》发表多篇文章，认为不能以法治完全代替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发表专文，论述阶级斗争还客观存在等，也不是因为中共在香港问题上仍然固守保守的立场，不让香港有真正的普选，而是因为中共口头上倡导法治，或依宪治国，但难以落实依宪治国的真正内容，中共在宣誓依法或依宪治国的同时，会为自己的党超越宪法的特权预留空间。

人们笑谈，中国的宪法，只有序言部分被中共完全遵守了（党领导人民与以中共以人民民主名义的一党专政），宪法内容部分呢，只有土地公有制被落实了。

四中全会是党中央的一次重要会议，党要宣誓维护宪法权威，任何组织与个人不得违反宪法，"任何组织"包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吗？如果承认中共是一个组织，那么，这个社会组织是不是要进行登记注册？是不是应该有独立的法人，以及财务独立而公开？中国的国家社会要正常化、法治化，首先是中共应该正常化、法治化，以及有限化。

中共在宪法序言里，对中国人民具有绝对领导权，在中国具有无限期的领导权。习近平说，要"深刻吸取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文革之所以能发动起来，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超越了法律，枪指挥党，发动新无产阶级（红卫兵）大革命，没有任何政治与社会力量可以制约与追究其罪责。

由此可见，党主维宪，必须应该伴随着党主修宪，然后才可能党主立宪。如果中共与中共最高领导机构仍然拥有高于宪法的特权的话，文革这样的灾难，就有可能重演。因为党中央或领袖人物至高无上的特权，没有任何力量通过宪法来平衡与制约。

落实人大维宪权力

人们因此期待在全国人大设置一个独立的维护宪法委员会，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才可能实现习近平所说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但另一个严峻的问题又跟上来了，党领导全国人大，党中央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党中央既然要领导全国人大，中组部决定全国人大的各级官员任免，那么，党的属下如何能依宪制约自己的领导者呢？

全国人大或人民代表的权力实化，又要提上议事日程，而这也是习近平已经意识到的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说，要防止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切实落实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我们知道，所谓的基层民主直选村长，到现在仍然莫衷一是，而城乡直选人大代表，近些年更是被视为寻衅滋事，江西的刘萍因参选人大代表被捕，北京外国语大学乔木博士因参与人大代表选举，而丢了教职，依宪治国，如果没有真正的人大代表直选相配套，最终人大可能成为另一股政治势力割据的山头，像周永康的政法委、刘云山的宣传系一样，成为另一个巨型利益集团，连中共中央自己也啃不动。

周永康的政治命运被终结了，但周永康建立的政法维稳思维与方式并没有终结，而且愈演愈烈，这次大陆居民支持香港占中争普选，转发网帖、甚至网络上传一个照片，都可能被拘捕，这与周永康2011年打击茉莉花运动一样，口袋罪肆虐，合法公民动辄被以寻衅滋事这样的口袋罪装进去，无法申诉与上访。

全国人大权利实化之后，全国人大实际运行，那么，党委必须要空转，并民间化，党政分离必然要提上政改议题。党系一旦转型，与党系相关的工、青、妇，甚至党宣系统、作协、文联等等附庸机构，全部都要转型，改革最终的攻坚战是中共中央与自己的庞大身躯在作战，他们很轻易地让工人下岗、让事业单位转制、让新闻出版文化机构通过市场自给，那么，庞大的党系如何转型，将是国家转型与社会法治的关键。

继续政法、宪法双轨制

阶级斗争存在论与人民民主专政论被党系媒体高调重弹，捍卫的是宪法"序言"部分，而正是宪法序言，使中国的法律被双轨制。一条是政法，另一条是宪法。而政法大于宪法。对言论的封杀与管制、对新公民运动与独立参选人大代表活动的打压与有罪化等等，都是公安系统的"国保"们的政法行为，政法的本质是通过专政的方式来执法，以法律的名义实施专政，一旦个人行为被视为有害于一党专政，即通过专政的方式来予以控制与治罪。

政法双轨制可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政治的"法"与宪法的法，在不同的层次运行。政法是对宪法的悖反与亵渎，只要有政法的存在，宪法必然不可能实施，更谈不上宪政政治。宪法的核心是通过伸张正义保障人权，而政法是通过打压保证中共一党永远专政（"政治稳定"）。

在中共四中全会上，习近平的中央可能会高调捍卫宪法的尊严，但能具体改革与落实的，只会是行政层面的司法改革，即习近平所说的解决执法司法状况，主要是不作为、乱作为特别是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会通过一些行政性的改革，在已公开的内部讲话中，习近平说，一些律师和法官、检察官相互勾结，充当"司法掮客"。有的政法机关和干警要么有案不立、有罪不究，要么违规立案、越权管辖；有的滥用强制措施，侵犯公民合法权益；有的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甚至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等。（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鉴于以上普遍存在的司法问题，中共四中全会可能会致力于解决一些形而下的司法问题，譬如使司法相对独立于省以下级政府，减少行政干预，同级政府或党委不能过问具体案件，但并不意味着党中央或党系不可以干预司法案件，一旦一些案件涉及所谓的政治问题，法律就会靠边站，党系无形的手就会伸向个案。

中共如果不能解决政法与宪法双轨制，不取消政法，通过修宪让宪法具有神圣性，那么，依宪治国只会是一个梦想或谎言，依宪治国不仅意味着要依宪执政，更意味着国家要转型到宪政文明的政治生态中。

（责编：横路）

——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