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第一次見到余英時先生，是在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忘了是哪一年，《聯合報》副刊辦了一場有關紅樓夢的座談會，與會的宋淇(林以亮)先生說「余英時身上的每一錢都是腦」，原話大概如此。當時在觀眾席的我，倒從來沒有料到有一天會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成為余先生的研究生。 一 我在普林斯頓的前後那些年，是余先生發表政治評論較多的時候。前一段似與臺灣的發展較有關係，尤其是民主化、解嚴、價值及文化取向、兩岸動向等問題，余先生寫這方面的文章起源稍早，但這幾年因為有解嚴(1987.7.16)、蔣經國故逝(1988.1.13)、李登輝即位等事，動盪較多，所以觸發也較多。我在普林斯頓的後三年，因為1989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此後余先生論政的文章更多關注中國大陸，他對中共武力鎮壓民主運動無比憤怒，對臺灣的處境也格外注意。 我記得就在蔣經國病逝後不久，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學生會請余先生去演講，當日講題我已經忘記，但與臺灣的政治走向有關。當時李登輝接任黨主席之事將定而未定，傳說宋美齡可能有意出山，聽眾中有人提出這一類現實問題，余先生的回答中有一句說：「我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當天演講的內容我已不記得，只有此語今猶在耳，因為它生動地描述了余先生雖然關注兩岸政治動向，但決不參與任何實際的活動。 在跟隨余先生讀書時，我也注意到發生在余先生身上一件對他後來影響深遠的事，即他與中國大陸中、青代學術界逐漸發展出緊密的聯繫。余先生對於1949年後留在中國大陸的老學者的業績當然早已非常之熟，有一次我在影印一本中文學報，余先生正好路過，望了一眼說那是1940年代的刊物，果然沒錯，他說看了印刷字體及版式就知道出版年代。我猜他年青時期一定長時間流連於圖書館遍覽各種書刊。但是，他與那一、兩代學術工作者大多只是紙面相晤，並無正式連絡。1978年余先生參加美國漢代研究訪問團訪問中國大陸，他與中國大陸許多中、壯一代的歷史、考古學者見面討論，事見《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中國大陸1980年代文化熱之後，知識界出現了一種變化，慢慢地可以看出至少有四群與學術文化有關的人：專家型學者、受文化熱鼓舞的學者、跨文化與學術的學者、文化人。葛兆光兄告訴我1986年《士與中國文化》在上海出版之後引起很大的震動，當時他有一位半通不通的朋友居然沒有看清楚封面，就很興奮地誇說他最近剛讀了一本精彩的《土(ㄊㄨˇ)與中國文化》。由於那些年我負笈在美讀書，所以上述觀察未必正確，但因幾年下來目睹形形色色造訪余先生的賓客，我認為1970-80年代前期余先生所接觸的中國大陸人士主要限於專家型學者這一群人，但是在文化熱之後，來往的圈子慢慢擴及上述四群人，寫信、邀請開會、拜訪的行程也愈來愈多。記得我剛到普大時，曾好奇地問余先生何以由哈佛搬到耶魯、又由耶魯搬到普林斯頓？他說哈佛地處大都會，來來往往的人太多，耶魯稍好，普林斯頓在鄉下，離紐約起碼一小時車程，要想找他就更不容易了。然而這一道天然樊籬很快就無法發生作用。 余先生與中國知識界來往的最高點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當北京的學生運動爆發之初，普大有一些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者開始聚會並舉辦一些活動，後來隨著局勢變化，余先生參與較多。1989年大概是5月間，美國紐約時報刊出支援中國大陸學生民主運動的全版廣告，上面的毛筆字即出自余先生的手筆，廣告所費不貲，除每人捐款一百美金(包括我在內)，不足之數似乎是余紀忠先生支付的。六四鎮壓之後，余先生設法成立基金營救流亡學者，支援、安頓、開會花去不少心力與時間。這中間的歷程將來或許會有專門的記述，我因為手上沒有任何紀錄可查，只能浮泛地寫這幾筆。 二 余英時先生1987年6月出版《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那一年夏天他轉到普大。到普大之後，他仍延續著對「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這個主題的關注。我記得他的書架上有份「商人精神」一書的英譯稿，余先生是隨時準備要將這份英文稿校改出版的，可惜一直未見動手，或許現在已經放棄這個想法了。不過，余先生後來陸續出版過不少論文，如〈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等，可以看出他對商人階層在近世思想、文化上的問題始終關心著。我記得1992年底博士學位答辯完之後，原想花一段時間大量閱讀葛斯德圖書館視為善本收藏的紙燒本明人文獻(從日本印來)，余先生即曾交代我多注意商人方面的材料，後來因為我改變計畫提前回台而未果。 在余先生的研究中，商人不再被視為附庸風雅或軼出正統，而是在文化及思想上，成為一群獨立的、具創造性的群體。余先生關注商人作為一個群體的文化品味及文化表現，以及他們在明－清－近代歷史中的位置，同時透過這方面的研究，構成了一個與16、17世紀西方歷史相比較的框架。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余先生對現實的動向始終是關注的。我的感覺是198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的文化、學問、政治的熱潮不期然地牽動余先生，人們渴切希望知道他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包括新儒家、共產革命、中國思想文化之特質、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等---人們想問一大堆既現實又本質性的問題，所以這些年余先生著作的另一個主題是廣義的近現代思想史。我記憶中〈錢穆與新儒家〉、中國近代思想的激烈化(以及相關的論戰)、近代中國「革命拜物教」的討論及反省、近代的國族主義史學、當代史學的文化史走向等大量文字都屬於這個方面。上述論文有些收入《人文與理性的中國》，我覺得編者所取的這個書名頗有深意。余先生認為百年來的激烈化與革命崇拜(尤其是共產革命)，對傳統破壞得太過厲害，他所希望突顯的正是「人文」與「理性」的中國，而不是經過不斷革命後的中國；還有在經歷革命狂熱的連番洗禮之後，應該怎樣給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的特質一個簡潔而有概括性的定義。 我是在1993年2月離開美國重返中研院的。那時余先生深深投入民主救援中，經費、人事、演講、訪問佔去他不少時間，我也因為工作異常忙碌，故見面或談話的機會非常之少。而且依本書主編的規劃，我可以在1993年二月打住，不過我仍然覺得有必要添幾句話。 從1950年代到1990年代初，余先生的著作大體已經橫跨從「堯」到「毛」的範圍---除了不曾寫過唐朝，以及宋朝寫得較少之外。當余先生逐漸從海外民主運動抽身開來時，我們急切地想知道余先生下一步要寫什麼？我們並未猜到是宋代。《朱熹的歷史世界》這部千頁鉅著是因為受人之託要寫一篇序而引發出來的，以一位年近七十的史學家，還能寫出這樣一部大書，而且所處理的問題、所使用的方法，都與先前的研究歷程有所不同，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除了《朱熹的歷史世界》，余先生近年還有兩本一樣是因一篇序而引出的書：《重尋胡適歷程》及《未盡的才情》，一本是為胡適日記、一本是為顧頡剛日記所寫的序。寫序成了余先生最近的重要工作之一，最近出版的《會友集》即收錄這方面的文字。 據我所知，余先生總是徹夜讀書、趕稿，據說余家當年在哈佛有一次搬家向鄰居道別，鄰居問余太師母說：「請問你們是做什麼的？為什麼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燈亮著？」 在普林斯頓那幾年，我注意到余先生的神態中透露出他似乎隨時都在思索，而且總是在繁重的稿債中。有一次農曆過年前，大家喜氣洋洋，但余先生仍然若有所思，我問道「寫文章很難吧」，余先生回答說「如果腹稿打好了，也就不難」，而且還補了一句「債多不愁」，然後從容含著煙斗而去。 人的記憶世界有一個無所不在的篩選框架，使得我們即使左思右想，也只能回憶起一點點特定的東西。以上這篇短文是我一時到手的若干鱗爪，留待將來有機會再加擴充。 |
| —— 原载: 《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April 15,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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