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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变态辣椒时政漫画 |
习近平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只能利用旧体制旧体系，但这个旧体系正是造恶的体系，而不是倾向或致力于转型的体制、体系。依宪治国重要，逐步开放与自由化社会，更为重要。
大清的君主立宪为何失败？
一切问题都焦点都将归结到党是不是可以主导立宪,一般意义上的改良派认为,中共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政治势力,无法撼动,所以更寄希望或促成中共自上而下的改良,一步步转型宪政民主,是目前最现实的选择。政治反对派或革命派、改制派认为，相信中共会改革，是相信鸭子会上树，中共过去的一次次的政治欺骗、现在进行中的一项项政治打压，都在告诉世人，不要再存幻想，你可以说现在无法撼动中共，但要摆脱奴役与压迫，只有唤醒世人抗争，通过抗争扩大力量，最终迫使中共改变或废除独裁政治。
说到党主立宪，人们自然会想起大清的君主立宪，还有国民党的党主立宪。
大清的君主统治体制有二千多年的统治经验，是农业社会生态下最为成熟发达的政制，在没有西方冲击之前，中国几乎没有人反对这个政制，人们反贪官不反皇帝，即便反了皇帝，也不反政制。在黑格尔或马克思眼中，中国是长城围起来的怪物，历史一直没有进化，腐败的长城迟早会被西方摧毁。
西方的船坚炮利、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看到了世界、知识分子群体觉醒与抗争、统治集团权势走弱造成的危机感，促使大清开始思考与缓步走向君主立宪。当《瀛寰考略》、《海国图志》这样的地理书籍，使读书人发现天朝不是世界的中心，天朝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世界，天朝天下的理念就完全破产了。
尽管步伐迟缓，但大清也一直在寻找顺应时势的改变之道，国际国内形势也在逼迫大清政治转型。但最终君主立宪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朝廷是分裂的，而真正的实力是掌握在反对光绪皇帝改制的太后慈禧手中。大清的问题出在内部，没有改制的责任人，即没有改制的威权人物，朝廷不像个朝廷，精英阶层呢，拿现在的话说，没有强大的中间社会，没有精英集团与宫廷进行有效的对话，康梁的变法是急切的、百日维新宪政是井喷式的，所以昙花一现，被扼杀于无形。
党主立宪在台湾获得了成功
革命裹胁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主主义，登上了主台，人们更愿意花更大的成本代价，来颠覆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中国。人们不愿意异族皇帝还住在紫禁城里，作为汉人主体的国家象征。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是第一要义。民族主义在当时是最具号召力的旗帜。孙中山在借一切力量推翻大清王朝，而不是动用一切智慧来推行民主宪政，这是百年革命乱象之源，也是孙中山持续革命之因。
革命获得了机会，但革命成功了吗？革命百年，一直没有使中国进入宪政，所以，孙中山另一句名言，像是谶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严格来说，革命成功了，宪政尚未成功，公民需要努力。
但党主立宪在台湾获得了成功。
宪政在传统中国文化一隅台湾获得了成功，如果说台湾因地域小，所以易于民主的活，我们同样也可以认为，地域小，更易于独裁，独裁者更易于控制每一个人。台湾的民主宪政从独裁党控制之下破壳，原因是多方面的：国民党尽管独裁，但毕竟还有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这样的远景目标，国民党政权历史上也有负债，但相对有限，并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使其不堪重负，害怕宪政之时被颠覆性报复；还有：台湾当局没有剥夺富人地主的财产，私有经济一直正常发展，宪政到来之时没有扯不清的历史债务或土地纠纷；台湾地方民主在县一级正常实践，中下层行政有一定的民主基础；台湾民间社会没有破坏，人们信仰自由民风纯朴，难以产生暴民政治；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统治还有一定的威权，蒋经国能控制政局、美国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影响力、台湾政府长期的民主宪政教育、以及民主力量自下而上的持久抗争，这些因素形成合力，促使蒋经国痛下决心，解严之后，转型民主宪政。这期间，"江南案"造成的震荡，蒋经国在美国遇刺造成的心理冲击，都促使台湾新威权人物反思，国民党的党国，何处是归途？
蒋经国的个人威权，国民党当时还存有的体制力量，对于转型过程不出大的动荡，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威权人物与转型
关于威权人物在历史转型过程中作用，当年的杨度已有过精辟的论述：
"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后。创宪政者，如以人力扛火车使入于轨道，其事至难；守宪政者，如以机器驱火车，使行于轨道，其事较易。"杨度们一厢情愿地希望有一个向善的专制，使国家快捷地进入宪政轨道。杨度认为清末立宪失败原因是"有适宜宪政之国体而不得实行宪政之贤豪"。在我看来，大清没有立宪者没有威权，才是立宪失败之关键，当然，如果有强大的理性社会力量加上精英阶层，共同促成君主立宪，也有成功的可能。
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拥有了个人威权，甚至是被神圣化的绝对威权，但毛泽东一直有着威权焦虑，五十年代，认为潜藏的敌对势力会危害自己的天下，所以三反五反，后来又认为知识分子是异已的力量，于是反右，再后来认为党内有异已力量威胁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炮打司令部，自己来帮人民主张正义，自己来带领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领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不为资产阶级服务。毛的威权变成了极权，他在延安时代是知道有一个华盛顿的，也知道民主宪政可以摆脱国家兴衰周期律，但他还是沉迷于个人极权与神化，走向一条不归路。
八九之前，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分裂，或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分裂，使中国宪政转型蒙受巨大损失，八九民运之前，体制内已着手实验地方普选、党政分离（向宪政转型），在深圳已准备实施，这是在邓、赵团结的情形下出现的好的转型契机，但学潮促使邓、赵分裂，这一分裂，最终结果是邓被拉入极左或保守势力中，不能自拔，而赵的改革、改制力量全盘覆灭。我说这一段历史是想说明，体制内不是铁板一块，体制内也有改革因子，关键是我们如何利用与激活，如何顺势利导。而改制需要体制内威权，体制内的分权或分裂，就会出现权斗，政治转型者反而可能成为失败者，因为改制要伤害体制内多数人的权益，大清官员考察西方宪政国家时就意识到，宪政利民而不利官。
那些焦虑习近平通过威权建立个人极权，并不是毫无道理，习近平如果不致力于宪政民主，不把人权当成党国价值中的核心，习如果一心一意打造中央威权，并走在通往个人极权的路上，他很可能像毛泽东那样，走上一条不归路，在这条不归路上，他会永远觉得，权力不够用，只有强化个人权力，提升个人政治形象，才能搞定政治对手，带领人民过上好日子，实现中国梦。
政治路径决定政治目标，在打击政治对手之时，也许可以闭门博弈，但要真正的追求民主宪政，就得阳光开明，要和党内的政治对手（而非政敌）开打天窗说亮话，以获得整个社会乃至文明世界的支持。
习在党系里如何主导立宪？
习近平一点零版的敌人，就周永康及腐败分子们，这样的敌人，与新政的习是无法对话博弈的，反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习正在面对二点零版的敌人，就是强大的党系，人们知道团系、江系、左派、政法系，但中国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党系。八九民运失败之后，一家独大的派系，是党系，党政干部、党宣部门、党的组织部，这个派系一直延伸到村支书，而这个派系，习如果无法撼动，中国政改就是一句空话。
习近平主导的中央，希望固守现在这样的现状，甚至将习近平完全定性为左派保守力量，为构建个人极权而不惜一切代价，这样的定性为时过早。
习近平被多种力量牵制，特别是其上台之前，必然会对各政治力量有内部承诺，难以逾越一些樊篱，权力稳固期，他能做的大事，也就只有反腐败，以及倡导依法治国理念，加上已有的一些改革：废除劳改、户籍改革、法院垂直管理等，这样的推进速度，仍然难以满足公众的期待，普通百姓并没有看到生活的改善，宪政民主派也没有看到宪政转型的影子（反而满耳听到的都是反宪政的讨伐声）。有趣的是，与此同时，电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播放之后，左派们也引起一片失望悲鸣之声。
习把自己领导的各种小组设在党内，譬如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习是国家主席，但国家主席是虚职，国家下面是国务院，现在各小组设置以后，国务院被严重弱化，成为一个国务办公室，但各小组权力实化了没有？也没有，习分散了所有常委的权力，本是九总统制，九总统各有自己体系，尽管形不成合力，但各自在自己领地可以贯彻自己的方案。习现在既无强有力的智库，又无强有力的执行，习可能就被自己架空了。权力太大，就可能大而化之，他只有一个大而无当的威权架子。他说什么，别人跟后面执行什么，他不说，别人不执行，这就像驴推磨，一头驴无论怎样有力量，在一定的时空里也只能推动一只磨。
我在上期动向杂志中说习一头九脑，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即习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习只能利用旧体制旧体系，但这个旧体系正是造恶的体系，而不是倾向或致力于转型的体制、体系。依宪治国重要，因此逐步开放与自由化社会，更为重要。
习近期也意识到智库的重要性，习本人甚至重视海外智库的独特作用，这是以前领导人很少谈及的话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习看到了体制内的局限性，而现在国家智库与教育部体系，宣传系，基本由左翼保守力量完全控制，他们与党系利益集团相配合，对习形成强大的捆绑、掣肘。海外有学者因此认为，习就应该通过集权完成极权，甚至军事化管治，当一个浑人，只有浑不吝的方式，一意孤行带领中国人走出埃及，重建共和宪政。其实，邓小平九二南巡之后，扮演的就是浑不吝角色，市场经济也搞成了，现在如果真出现一个为宪政民主而浑不吝的政治强人，在中国这样一个污浑的政治生态中，也不是不可能。
现在确实积重难返，最大的问题不是左的问题，也不是权贵利益集团做大，而是权贵利益集团背后，体制内的党系被做大，现在党系在做着各种努力，强化马列宣传、围剿异议人士、对公民维权打压、对异已力量敌对化，莫不是为了自身权益，通过各种方式绑架习近平在政改方面的任何企图。
因此作为体制边缘部分的人大政协与知识分子群体，利用有限的空间与体制资源发声发力非常重要，我不认为社会独立的政治反对不重要，我同时认为，体制内的政改建言与体制自我改良也非常重要，如果促使中共和平走下神坛，党主立宪将是人类最伟大的创举，也是中共洗刷历史罪恶的还债之举。
（作者为大陆旅美学者)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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