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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蜀 |
6月21日，广州律师唐荆陵因涉嫌所谓"颠覆罪"遭批捕。如此"高大上"的罪名，近年已极少使用，包括对许志永、郭飞雄、浦志强等良心犯，中国当局用的都是涉嫌扰序等治安罪名，尽量去政治化。对唐荆陵案再度祭出政治化大棒，显示当局正调整策略，对民间社会尤其对异议人士的遏制不再忌惮政治成本，不再讲技术含量，不再留余地。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批捕唐荆陵之前，会重判江西新余三君子。虽然新余刘萍、魏忠平、李思华原来的"非法集会罪"不成立，但改罪名之后，反而获刑更重，远远超过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等新公民运动"主犯"——后三人总刑期不足十年，前三人总刑期竟高达十五年。
唐荆陵被捕和新余案重判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信号，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与此同时，全国律协联手公检法整顿律师队伍；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作报告时，实际代表最高当局抨击社科院被 "境外渗透"；国安委在全国范围彻查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真是八方来风，黑云压城，以致不断有人惊呼："新反右"的狼来了。
这种"新反右"，不可能出自统治集团的个别意志，似应出自最高当局。习近平所谓"中国梦"、所谓"第三条道路"到底是什么，答案逐渐清晰。原来的模糊空间，正在烟消云散。
政教合一不容挑战 主张宪政即为极端
对习近平的政策指向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种认为他有红卫兵情结，要复活毛时代；一种认为他最终会推动宪政转型，但起初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来迷惑左派。这两种解读都一厢情愿。第一种解读太低估习近平，尤其低估他因个人历史和家族历史对毛的不满。第二种解读太高估习近平，尤其高估他对现代文明的认知。
实际情形复杂太多。毛泽东毕竟是共产党政权的开创者，习近平的政策不会照搬毛，但毛泽东遗产中对党有利的部分他也不会拒绝。即他对毛泽东的亲疏，完全根据党的利益来决定。
习近平本人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他在墨西哥怒斥洋人指手画脚，不是表演，而是真心话，反映其对普世价值、对宪政，尤其对国际人权干预，是抱有抵触乃至敌意的。民主可以讲，法治可以讲，但要自己解释为我所用。自由和宪政则是绝对的高压线，凡可能削弱党、凡可能对党构成实质威胁的，都属于所谓"西方民主"或"美国民主"，都属于高压线，都要坚决打击。党不仅不允许夺权，而且不允许分权，不允许分享。党不仅决不下台，而且不接受任何制约。党有病党自己动手术，有问题自己来解决，绝不接受任何压力。即党天下不变，这点不做任何让步。
对内对外讲话中，习近平反复抨击所谓"极端势力和思想"，似乎他主张"中道"，即所谓"第三条道路"。何谓"极端"，他从无具体解释。但他迄今的执政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他看来，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而否定改革开放的，和主张宪政转型的，都属于"极端"，都等于挑战他的"中道"。一直以揣摩最高当局为能事的《环球时报》，对此有过反复表述。在环球时报看来，只要主张宪政，主张分权，都叫所谓"偏执"。习近平有所不知的是，其实正是宪政和分权，才属于经典的中道，宪政和分权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中和、均衡，警惕与遏制任何极端。否定宪政本身就属于"极端思想"，或环球时报所称的"偏执"。这是派生其他一切"极端"或"偏执"的根源。抛弃宪政而主张所谓"中道"，根本就是缘木求鱼。这种认知上的短板，即是我在《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一文中强调的价值短板或称智慧短板。
然而作为最高当权者，他不会承认这个短板。他的心态更接近中世纪教皇的心态，即无论怎样不满世俗政治，不满官僚集团、权贵集团，都绝不怀疑党天下，不怀疑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反而认为世俗政治越腐朽，官僚集团、权贵集团越横行，越需要加强党的领导，越需要党主持公道。他相信党可以像教会那样成为超越性力量，超越世俗政治，出污泥而不染。他本人则是这个超越性力量的总代表，即终极性的超越力量。他要率领超越性的党创世纪，开创属于他自己的时代。
这抱负不能说不远大。可惜的是，他全部信心的基础，即党的所谓超越性并不存在。愈是政教合一，党愈是垄断一切，就愈跟现实利益纠缠不清，就愈堕落。这种堕落的广度和深度，是中世纪教会望尘莫及的。他所想像的政教合一的制度优势，只是乌托邦。但他不服气，不甘心，不认输。他认为一切堕落都是具体的人的堕落，不等于党的堕落，党最大的问题只是"党不管党"，即抽象的党没管好具体的党；说得更白一点，前几任教皇即前几任总书记没负起责任来，放任了党内的腐败。因此解决之道，必须是自己以空前的担当负起全部责任，他代表抽象的党，他作为终极性的超越力量，来整肃全党，恢复党的纯洁性。他坚信，只要把党整好了，真正脱胎换骨了，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就会无与伦比，党就会永立于不败之地。
同时，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危机，即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性的退潮，强化了他的判断，鼓励了他对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的信心。这是习近平强调"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源头。他坚信，党还是有基础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还是有基础的，只要给他时间和空间，他的目的一定能达到，一定会挽狂澜于既倒。
但最大问题，恰恰出在时间和空间。当家才知柴米贵，真正登上大位掌握全局之后，习近平才发现党内腐败到了何等地步，纵然他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最后都发现始料不及。纵然他有多少个自信，最后都发现，自己事实上是被逼到了墙角。
强硬打击民间竞争者 为党争取缓冲空间
在《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一文中，我曾断言：习近平要做的事，跟蒋介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国民党改造，如出一辙，即救党、保权。这里要补充的是：蒋介石当年救党能够成功，从而一举奠定国民党在台湾四十年统治的稳固基础，是有其特殊历史条件的，这些条件习近平都不具备。
至少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失败为成功之母。国民党在大陆的总崩盘，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国民党改造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理由，蒋介石得以集全部最高权力于一身推动之。今天无论共产党怎样腐败丛生，毕竟没崩盘。要像当年蒋介石那样对党刮骨疗毒，理由不充分，难以说服过惯了好日子、溺于安乐的全党同志。
其次，蒋因败逃台湾，客观上甩掉了几乎所有特殊利益集团，可以在白纸般的台湾任意折腾，体制阻力忽略不计。而当下中国不可能给习近平提供台湾那样的新舞台，到处是体制制约，即千沟万壑的特殊利益结构的制约。
再次，蒋介石迁台之前，已通过"二二八"大屠杀，把台湾本土精英几乎一网打尽，民间遭受巨创一蹶不振，没有形成强大反对派的任何可能，对国民党不构成实际压力。而当下中国因市场化、互联网尤其全球化的拉动，民间力量早已蓬蓬勃勃，一不小心就会万马奔腾。
这即意味着，改造共产党是一场豪赌，比当初蒋介石改造国民党的难度要大得多。如果没有奇迹，习近平难有胜算。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缺少回旋余地。而从其个人面临的压力看，一方面他有前任领导人所没有的极度自负与强悍，一方面在过度的压力和焦虑下，很难按常理出牌，铤而走险的可能性更大。于是，对党内开战的同时，也对党外开战；对自由派开战的同时，也对毛左开战；霹雳反腐的同时，强力压制民间尤其压制公民政治社会。习近平上任后，这种多头两线作战的情况一直并存。
这一趋势，反映了最高当局当下施政的基本思路：
其一、病入膏肓的共产党不具备平等竞争的能力，因而先要震住民间尤其异议人士，不让任何人崭露头角，谁露头就打击谁。通过强硬打击，遏制民间所有可能的竞争者，直至把他们从主流社会赶出去，彻底边缘化，不给他们任何空间。让民间竞争者乃至整个公民政治社会，在中国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其二、与此同时，最大力度反腐，最大力度推进以"制度自我完善"为总目标的各项改革，以争取人心，重建共产党的社会基础，给党的脱胎换骨争取缓冲空间。去年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之持续紧张，其源概出于此。对民间社会尤其对公民政治社会强烈的排斥性和攻击性，无疑已构成习近平第三条道路的鲜明特色。
宪政才是最大的中道 国家不应与自己的公民为敌
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的最低纲领是党的改造。最高纲领或者说中长期目标，则是实现所谓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即：好事我会做，不许挡我路。但所谓"好事"，只是执政者自己解释的好事。所谓民主，是党恩赐的民主；所谓法治，是党恩赐的法治；所谓公平正义，也是党恩赐的公平正义。共产党代表人民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共产党自己除外。实际上还是政教合一，有如中世纪教会，共产党俯瞰一切世俗政治，但不受世俗政治的一切制约。
这所谓"第三条道路"，既不同于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舶来品，民族主义情结很深的习近平未必完全认同；也不同于原教旨的列宁主义——原教旨的列宁主义过于严酷，只讲专政不讲仁政；也不同于跟传统实行最彻底决裂、打倒封资修即打倒一切的毛主义，而习近平强调跟中国传统尤其跟儒学对接，强调学习所谓人类共同文明，比毛主义显然更具柔性。但无论跟自己的老祖宗有多少区别，"第三条道路"都逃不脱东方专制主义的宿命，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升级版，幻想专制与仁政能够在现代条件下完美结合，以专制行仁政、以仁政保专制为其最高境界。
这种非中非西、非古非今、非教非俗、总之不伦不类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人类历史上未尝有之。即它在历史上是找不到依据的，没有基础的。更致命的是，它的全部依托，即整个的体制、整个共产党，是不争气的。以这样不伦不类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和这样不争气的班底，跟已试错数百年、有丰富实证经验为基础、运转精密有如高速电脑的宪政体制抗衡，其结局到底如何，答案已不问可知。
所谓"第三条道路"，无论其主观上如何希望"中道"、"均衡"，但因偏离了最大的"中道"、最大的"均衡"即宪政，都不免属于歧路。在这歧路上延宕是浪费整个民族的生命。具体的社会政策可以多元，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可以讨论和试验，但都必须以宪政为前提，才可能为善抑恶。没有宪政的"中和"和"均衡"，无论怎样的社会政策，最终都会趋于极端，都会抑善扬恶，何来"仁政"可言。
不仅从历史长程看，习近平所谓"第三条道路"难有胜算，就当下而言，种种政策的冒险也过头了，这尤其表现于对民间社会的打压。中国社会事实上已经是多元社会。多元的社会力量之间，已经自然形成某种程度的微妙均衡，国家与社会也有某种程度的微妙均衡，彼此谁也不能零和，必须共存，无论喜欢与否。民间社会的自我生长非但不会打破均衡，反而会增进均衡，毕竟国家比社会还是强势很多。但从去年迄今，国家暴力对民间社会越来越情绪化，越来越不知克制，把民间社会的自我成长当敌人，大有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态势。国家与社会关系之刚性，已为"六四"之后所仅见。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过去三十年固然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三十年，但何尝不可以说也是国家暴力不断升级的三十年，社会冲突不断扩大的三十年，尤其是国家政权人为制造的敌人越来越多的三十年。不仅刘晓波如他所称的他没有敌人，许志永本来也不是敌人，郭飞雄、浦志强本来也不是敌人，温良如唐荆陵同样也不是敌人，无论他们的个人主张是什么，他们的行为都严格限定于法律框架内，所有手段皆和平合法。把他们当作国家的敌人，不只是对他们的构陷和伤害，对国家自身其实是更大伤害。须知，任何一个正常国家即文明国家，都不会以自己的公民为敌人。它的敌人只会来自外部。公民则是国家的衣食父母，是国家全部力量的源泉。国家对自己的公民只会敬畏有加、呵护有加，这才是国家的本份，必须这么做，国家才有合法性。
越是把自己的公民当敌人，越等于自证不合法；国家人为制造的敌人越多，其不合法也就越不容争辩。显然，这等于道义上的自我摧毁。这条路，能够走多远？
（注：本文作者系中国资深媒体人，台湾政治大学、美国哥伦比亚访问学者，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附录】
笑蜀：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
【编者按】2014年中国"两会"将在10天后召开。这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勾勒方略后，中国最高立法机构的首次关键会议，也是新一届政府就任一年后的述职时刻。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国资深媒体人笑蜀通过回顾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出现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动向，试图探究和界定新领导层为中国选择的发展路径。
习近平不出意外地出任了中共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组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三中框架"大体尘埃落定。
这是一个怎样的框架？可称其为元首体制，或新权威体制，颇接近50年代初国民党改造时的紧急体制。当时蒋介石越过全党，用完全听命于他一人的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实际取代了国民党中常委。
"三中框架"的国安会、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加上升级版的中纪委，与当年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的功能相似，一定程度架空了政治局和国务院，成了习近平的左膀右臂。目的也与当初蒋介石要彻底改造国民党相似，是彻底改造中共，救党、保权。
权力架构完毕，战略目标明确，关键就在怎么做。习近平会拿出怎样的举措？
第一是肃贪，第二是清党，第三是全面改革。这些举措已很清楚，但这些都属于技术层面。就总体策略而言，则是"中间突破，强势推进"。
习氏执政策略：用共富稳住底层、用改革稳住中层、拒绝左右绑架
理解"中间突破"，须从习近平接班说起。
他接班之初，有诸多让自由派高兴的说辞，比如讲全面实施宪法、"把权力关进笼子"。但事实证明自由派高兴过早，习很快转向，"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不能彼此否定"，"苏共垮台时没有一人是男儿"等，几乎全是毛式话语。接下来整顿微博，尤其是批宪政、镇压"新公民运动"，更让"毛左"群体喜出望外。这一群体很多是薄熙来的铁杆粉丝，薄的倒台让他们很失落，习近平的转向对他们可谓雪中送炭。"毛左"的旗帜性人物张宏良去年有个著名演讲，标题就叫作《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习近平总书记》。
"毛左"欢呼，自由派当然口诛笔伐，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三中全会。三中前夜，官方媒体再度唱响改革，吊足了公众的胃口，但全会《公报》却不仅通篇党八股，关于改革也没有实质内容。自由派大怒，很多观望已久的精英也纷纷扬言移民。"毛左"则无不扬眉吐气，把《公报》的发布当作了狂欢日。
就在这时，通常要闭幕一周后才出台的全会《决定》，却意外提前四天发布。《决定》跟《公报》几乎两个基调，公布的改革力度之大，甚至超出很多自由派的预期。最重要的是，《决定》很少毛式话语，"浅蓝"话语（即接近普世价值的话语）比比皆是。比如作为所谓改革总目标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就属于典型的浅蓝话语。中共过去最多讲到"综合治理"的程度，且是与维稳对接的。"现代治理"不然，本质上是公共治理，反映出思维方式的转换。于是，舆论跟着反转，原来愁眉苦脸的自由派大多喜笑颜开，"毛左"则气急败坏，其舆论阵地"乌有之乡"甚至要向习近平宣战。
但这只是开头。去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左"把这天看作与习近平在毛的旗帜下全面会师的里程碑，早就大规模造势。习近平虽然部分迎合他们，去纪念堂鞠躬，讲话中对毛高度肯定，但部分迎合的另一层意思，也可理解为点到为止，再没有传闻中的其他盛大安排。而且习近平对毛的肯定只是抽象肯定；原定央视播出的百集大型纪录片《毛泽东》，更被删减了五十集。习近平既敷衍"毛左"、又拒绝"毛左"绑架的心态可窥一斑。
毛诞辰纪念可能是习近平给"毛左"的最后一个面子，目的是不让他们借机生事。在新年前夜的长篇讲话《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习近平不仅没有提毛，反而罕见地重新用"十年动乱"来概括文革，而且新年献词对毛也不着一字，这都让"毛左"痛心疾首。
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铁腕治"左"，一会儿铁腕治"右"，仿佛打醉拳。那么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到底是左还是右？他到底要干什么？这让很多人困惑。
去年上半年，因意识形态急剧左转，很多人认为习近平骨子里就是要复辟毛时代，这判断其实太简单化。当时打毛泽东的旗帜，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话语习惯；二是因为时值"倒薄"，需要用这套话语争取正统稳定群众，避免大震荡；三是在民主法治缺位时，这套话语体系在党内还管些用，用用也无妨。但所有这些都是纯粹功能主义的。比如《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习远平代表习家写的纪念习仲勋的文章中，特意写到习近平十四岁被劳教，十五岁获释回家时，已被摧残得形销骨立，好长时间才恢复。再比如央视播放的纪录片《习仲勋》、习仲勋百年诞辰纪念日当天关闭毛纪念堂，等等，都暗示了习近平对毛泽东的真实态度。
习近平很大程度上以邓小平的继承人自居，对毛泽东的态度也与邓小平类似。邓小平对毛泽东其实很仇视，对江青和毛远新的重判和羞辱都是对毛的报复。但在公开场合他还必须承认毛泽东的地位，因为他相信，毛泽东是党和政权的代表，彻底否定毛，党和政权一定分裂。邓小平没这个勇气，习近平更没有。所以习近平不会允许毛泽东路线真正复活，实质是虚毛而实邓。
习近平总讲"不走老路"，可见他并非是简单说说而已。他痛恨文革，也明白那是死路，客观上走不通。但不走老路的同时，他所谓"不走邪路"的话也是真的。他说的"邪路"指的是所谓西方民主或美国民主，实质就是三权分立，意即，不仅不允许所谓颠覆和夺权，连跟共产党分权也不许。正因如此，才有"819讲话"，才有对网络尤其是微博的大规模整肃，也才有对"新公民运动"的全面镇压。
其实，在习近平眼中，"毛左"和自由派都属于所谓的"极端"。他要排除两极干扰，争取中间群众。拿什么争取？第一是"共富"，这是对薄熙来重庆模式的"拿来主义"。薄熙来虽倒台，但在民间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声望仍在，至今仍有很多老百姓为其抱不平，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一种刺激。中国的精英，包括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白领人士，更多倾向自由派。但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普通老百姓，则更多倾向左派甚至"毛左"，他们没有别的思想武库，只有传统的思想武库，对现实强烈不满，但只能通过向后看寻找解决办法。他们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习近平心知肚明。所以他要在薄熙来落马后，继承薄的共富遗产，来迎合底层群体。
但是，这还不够，迎合底层只有稳定的意义，而且只能保证当下的稳定。必须有发展，政权才有合法性，才有中长期的稳定，发展就要依靠社会中层。社会中层不仅求稳，更求变，没有大力度的改革，无法得到这一阶层的信任。于是，在提炼重庆所谓共富经验的同时，还必须汲取改革经验，包括汪洋时代广东的改革经验。三中《决定》所推出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所谓重庆经验和广东经验的全面升级，当然，后者更占主导地位。
习近平的执政逻辑是，用共富稳住底层，用全面改革稳住中层，则整个中间群众都稳住了，政权巩固就不成问题。他所谓的"极端派"，即"毛左"和自由派，就不难被边缘化。一旦这两个群体被边缘化，就不再构成挑战，一旦有干扰迹象，可以坚决打击杀一儆百，成本也不会高。如此，则所谓"老路""邪路"都不走，就可以专心走习近平主张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了。
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高度实用主义，但绝不逾越红线
也就是说，习近平要走的，是有习近平特色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不左不右，不排除必要时对左对右都应付一下，但都不当真，而且坚决拒绝绑架。中国社会被撕裂太狠，被哪边绑架都等于四面树敌，而且哪边的实力都不足够强大。所以要超越左右，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只走自己的所谓特色道路。
这条道路不中不西。政治体制上，反对所谓西方民主、美国民主尤其是三权分立，但也要吸取发达国家的现代治理经验和技术，也要推行一点民主和法治。但无论做什么，都必须由共产党掌握主导权和解释权。根本制度不能变，是最大红线。红线以内，什么都可以，红线之外，绝对禁止。
这条道路既古且洋。洋是舶来，但舶来的不是自由民主，而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上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是读马克思，不提毛泽东。共产主义体系中，毛泽东主义跟马克思主义有一定联系，但区别更大。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变成了民主社会主义，在俄国变成了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到中国则变成了最残忍的毛泽东主义。习近平提倡读马克思，某种程度上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但他也同样重视中华文化，因而去山东时特意考察孔庙宣扬儒学。他显然是想把中华文化跟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就这点来说，他也不同于毛泽东，因为毛从根本上说是以中华文化为敌的，尤其以儒学为敌。毛泽东对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兴趣，自称是"山沟沟里面出来的马克思主义"。
上述都是既拒绝又调和。其中更暗含一种根本的调和：观念上是理想主义的，即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所谓共产主义，真诚相信共产党必须也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操作上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对党内高举意识形态的口号，对社会则尽量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拿来主义，什么好用用什么。
所谓"中国梦"就这个涵义。梦是空的，无色无味，可以边做边往里面装。
以我为主，杂糅百家，就是"第三条道路"，就是习近平模式的灵魂。也可以说不伦不类，很可能属于新的政治乌托邦，而且是没有实力支撑的政治乌托邦。
习氏道路潜藏的政治危机与价值危机
但有人会质疑：所有最高权力都握在手中，习近平怎么会缺实力？主要因为，他集中掌握的权力都是名义权力，而整个国家机器并不完全听命于名义权力，有其运行的潜规则。目前的权力格局中存在一个根本矛盾：要推进全面改革，官僚集团一定损失巨大。习近平因而面临一个根本的冲突，即名义权力与潜规则的冲突，他的权力原始股与权力代理人即官僚集团之间的冲突。
在他上位伊始，官僚集团还没摸清他的底，被他的铁腕所震撼。但这只是强光直射下的短暂失明，这状态最多持续两年。两年后，官僚集团一定会反应过来，那时所谓全面改革真正的麻烦就来了。
习近平对此有足够预见。急于打造国安会、改革领导小组和升级版的中纪委这三大臂膀，目的就是对付官僚集团可能的抵抗，但收效可疑。习近平跟毛泽东晚年一样，不信任官僚集团，但毛有治理官僚集团的手段，甚至可以不依靠党委，凭借个人魅力让亿万民众盲从。习近平做得到么？他既没有，也不可能有毛那样神一般的绝对权威。他既无亿万信众，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有经过战火考验的强大班底。习近平组建的班底仅限于中央层面，尤其是那三大机构，如油浮于水。
所有薄弱环节中，最大的薄弱环节在于，习近平和邓小平一样怕社会，怕失控，怕乱，所以不敢动员社会。他也知道社会这个基本盘的重要，渴望通过共富和改革承诺的兑现来稳住民众，打造他的基本盘，但在承诺兑现之前，没有谁会真的相信他。而兑现承诺并不容易。中国的政治文化，特别讲一个"势"。权势权势，权必须跟势结合，才可能稳固地起作用。势是什么？如果说名义权力是水上的冰山，势就是水下的冰山。但水下的冰山非一日之寒所能养成，时间却不会等习近平。一言以蔽之，习近平固然是强权，却是孤独、悬空的强权。这是他最大的政治危机。
同时他还面临价值危机。改革力度再大，都有天花板。三中全会整套改革，如果在十年前胡温接班时推出，是可以满足社会需求的；最迟五年前，即汶川大地震之后推出，也还差强人意。但现在已经晚了。所谓改革，无非是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而已，即救党、保权。可以限制官僚集团的利益，但党权绝对不动摇，共产党仍然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统治党，而不是像今天的国民党那样转化为接受宪政约束、跟反对派共存的现代意义的执政党。但当下社会最抵触的，恰恰是绝对党权，以及保卫绝对党权不受法律制约的国家暴力，即专政体制。
可以改革，但警惕宪政，这是习近平最大的价值短板。宪政无非保障基本人权和公民权，为此严格约束公权，在中国则重点约束党权。但在习近平看来，接受宪政则意味着要做戈尔巴乔夫一样的所谓叛徒，于是认定这是邪路。而当下中国社会需求的，恰恰正是宪政转型。无非和平转型还是暴力转型，只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的区别而已。看不透这点，说明习近平勇气可嘉，但识见有限、智慧不足。他的价值短板实际上是他的智慧短板，而要领导中国这么一个空前复杂的国家的变革，最需要的恰恰是大智慧。
也就因此，习近平不仅会因为全面改革，面临跟官僚集团的政治冲突，更会因为价值短板，面临跟社会需求的脱节。当他最需要社会支持，来解决他跟官僚集团冲突的时候，他会发现社会并不跟随他。传统的人民正在升级为公民，公民则要求重新订立契约，订立自由和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废除霸王条款。而这难道是当权者可以答应的么？所以，尽管习近平一定会全力以赴、不惜代价地改革，但客观地说，局限于救党、保权的改革没有成功希望；要打通他所想象的"第三条道路"或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社会有需求，就一定会有供给。习近平不做这样的供给者，一定会有别的供给者。习近平越是把全部权力抓到手中，把改革变成他一个人的舞台，就越意味着他把全部的责任、全部的风险都一个人扛了起来，也就没有了任何退路，只能冒死一搏。历史不会给他任何重来的机会，他犯不起任何大的错误。这根本就是高空钢丝上的独舞，能走多远？未来三到十年的中国时局，定会更加波谲云诡。
——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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