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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9年6月4日清晨，长安街，28集团军受阻，民众介绍屠杀情况。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不理会军委派遣的直升机一再呼吁强行开进的命令，撤走部队。74辆军车被烧毁 |
一個人生命中有幾個二十五年？倖存者還要等多久？記憶比等待更重要，守護記憶，一個個的記憶，連起來就是民族的共同記憶，民族的未來就是從共同記憶中復活。
二十五年了，可怕的不是血跡早被抹去了，而是有人千方百計地想抹去歷史的記憶，如同那一夜什麼也沒有發生過。然而，即便沒有那些攝像機、照相機記錄的真相，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人民日報》頭版發出的那則加框新聞《北京這一夜》，也以春秋筆法將歷史記錄在案了。全文只有二百多字，卻白字黑字，字字如鐵：
【本報六月四日凌晨五時訊】《解放軍報》六月四日社論說：「自六月三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三日二十二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了槍聲，戒嚴部隊進城。
從午夜到凌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員的傷亡情況。
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
從《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陸超祺當天的日記可知，這本來是現場回來的兩位記者起草的特寫，經在場的同事（白班的和夜班的）一起反復修改，從一千多字壓縮到二百多字，在電話裡念給王維澄聽了，最後的答復是：「就這麼用吧！」（陸超祺《六四內部日記》，160—161頁）中共中央機關報終於以這樣的方式，為史無前例的「六四」殺戮留下了公開見證。這則整個人類史上最重大的新聞之一，可謂句句玄機，顯示了漢語的表達力和穿透力，特別是最後一句，用「突進」一詞，畫龍點睛，已逼近真相。
守護記憶：六四後最挑戰性的工作
從那一刻起，中國也就進入後「六四」時代，我們也成了「六四」的倖存者，「六四」如同一個深不可測的陷阱，更像一個不可觸碰的地雷陣，或者這個紅色漸漸轉成五顏六色的帝國最脆弱、最敏感的神經末梢。抹去記憶，就是後「六四」時代權力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或者就是最重要的工作，只要有記憶在，只要鐵鑄般的事實在，他們就不能安心，他們就無法睡踏實，在血泊中浮起來的榮華富貴總是帶著血腥氣。無辜的死難者以他們鮮紅的血液，成就了多少人血饅頭的期待，等候倖存者的注定是一條漫長而逼仄的歷史通道。鄧小平以他的老謀深算，打開了古老民族通往欲望之海的潘朵拉盒子，他認為，有限的鮮血敵不過源源不絕的欲望，只要把這個民族引入發財享樂的欲望當中，多數人很快就會忘掉那慘烈的一幕，奔著他設定的方向而去。在相當的程度上，他沒有算錯，也可以說，二十五年來，他一直以勝利者的姿態君臨天下，他內心深處卻未必全盤收下這來之不易的勝利。
守護記憶，也許成了後「六四」時代最具挑戰性、也最有建設性的工作，在抹殺記憶與守護記憶之間，因此成為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較量，一場中國史上也是人類文明史上真正的持久戰。儘管很多人已習慣了回避，乃至有些人因為發財夢的意外滿足而為此辯護，認為鄧小平英明果斷，成就了二十五年來的高增長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神話。有那麼多人為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叫好不是偶然的，「六四」的血確實成就了不少人的財富和功名，他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那場殺戮帶來的，他們在心底裡幾乎將之視為人生殷紅的祝福，如同遇到了一場血色盛宴。
在美國作家勞里(Lois Lowry)的科幻小說《記憶傳授人》中，一個烏托邦世界有專門的「記憶傳授人」負責掌控記憶、篩選記憶，關於過去發生的事，所有人只能知道該知道的，不能知道不該知道的。失去了記憶，也就無能眺望未來。我們這裡也有「記憶傳授人」，然而，二十五年來，除了那些嗜血者、吃人血饅頭者、為流血辯護者，在這片浸透了死難者鮮血的土地上，許許多多親歷過那個時代的人，仍然以不同的方式留下了各自的記憶。日記、回憶錄、影像、口述、舊體詩⋯⋯
錢鍾書和李慎之的記憶
幾乎不問世事的錢鍾書先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也沒有保持沉默，他曾在北京社會科學界知名人士的聯名呼籲書上簽了名。一切善良的意願都被踐踏，無辜者的血染紅帝都之後，貫通中西、學問淵博而在處世上相當謹慎乃至精明的錢先生，那一刻陷入了深深的驚懼之中。他留下的紀事詩在朋友圈流傳、直到公開發表，可以看作是向來不大過問時政的一代學問家對「六四」的公開記憶：
閱世遷流兩鬢摧，塊然孤喟發群哀。
星星未熄焚餘火，寸寸難燃溺後灰。
對症亦須知藥換，出新何術得陳推。
不圖剩長支離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與他同鄉、同事、對他學問頗為仰慕的李慎之先生，與他心意相通，這首詩曾引發其內心的共鳴。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他去世後第六天，李慎之在追思文章中想起了九年前的那個夏天，自己去看他，第一次讀到這首詩——
「我們相對黯然。這就是他後來收在《槐聚詩存》中的一九八九年唯一的一首，題目就叫《閱世》。我相信海內外無論什麼樣的有識之士，對中國命運作什麼樣的推測與分析，也不會超出錢先生的卓見以外——『對症亦須知藥換，出新何術得陳推。』」（李慎之《千秋萬歲名 寂寞身後事——送別錢鍾書先生》，《二十世紀回眸》，大眾文藝出版社1999年）
李慎之本人則以「檢查」的方式留下了自己的「六四」記憶，在他身後出版的《李慎之的檢討書（1957—1990）》中收入了他於一九八九年九月、十月、十二月寫下的三份「檢查」。在這些寫於大清查時期的文字中，他承認在「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的嚴重鬥爭中」，自己「犯了嚴重喪失立場的錯誤」，具體事實包括那年五月十七日晚上與丁偉志一起發起了北京社會科學界知名人士的「緊急呼籲書」。五月十八日上午，胡喬木來中國社科院接見外賓時，他當著許多人的面大聲疾呼，力請中央不可出兵鎮壓。戒嚴後思想仍不通，曾向人講過「不能在刺刀下做官」，並追溯到四月二十七日和五月一日在費孝通召集的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座談會上，發言肯定學潮，認為「民氣可用」，鼓吹新聞自由和中間力量。在對一九八九年的反思中，他一向直認不諱：「我強烈反對《人民日報》426社論把學潮定性為動亂，強烈反對五月十九日國務院發佈戒嚴令，強烈反對六月三日部隊進城」。（《李慎之的檢討書》（1957—1990），新世紀出版社2013年）
李慎之先生歿於2003年春天。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
二十五年後，僅僅為了守護記憶，徐友漁、郝建、胡石根、浦志強、劉荻被投進了牢獄。二十五年了，燭光將只在「一國兩制」的香港點燃。二十五年了，在堅持記憶與反抗記憶的角逐中仍要付出自由的代價。但我並不為此感到絕望，因為記憶仍在持續，大地的每個角落、地球的每一個地方都有二十五年前的記憶。這不是專橫冷酷的國家機器可以剝奪的，權力有它的局限，有它辦不到的事情。權力掌握者並不是人類文明史的主體。我不知道，一個人生命中有幾個二十五年？我不知道，倖存者還要等多久，這個民族還要等多久，但我相信，記憶比等待更重要，重要的是守護記憶，一個一個的個體記憶，連接起來就是一個民族的共同記憶，唯有記憶的力量足以洞穿時間，也唯有記憶的力量可以超越空間，在記憶的持久堅守和不斷恢復中，一個民族的精神將漸漸復甦，使「記憶傳授人」的一切圖謀化為無有。我相信，一個民族的未來就是從守護記憶開始的。如果說，記憶是黑夜中的一條河流，也只有它可以穿越幽暗，在時間和空間上。我更相信，黑夜已深，白晝將近。
二○一四年五月十五至十六日
——原载《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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