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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左起：贺光辉（政改办负责人之一，薄一波前秘书）、鲍彤、陈一咨、顾云昌（政改办工作人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吴国光。背景是十三大会场。 |
關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存在和作用，歷史會作出客觀的評價。他們提出過一些意見，有些意見起了作用，有些意見沒有被採納，這都無所謂。提出了被否定的意見，必然也就同時啟發別人提出不同的意見，這也是一種作用。我對陳一諮他們的工作是滿意的。
安志文三次提议组建体改所
陳一諮回憶錄應該是一部有價值的史料。陳一諮先生從上世紀70年代投身改革，組織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研究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他組織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組建了國家體改委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這都是富有成果的研究單位。他還發起組織了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為改革者進行交流，提供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平台。
我認識陳一諮，是在1984年。那一年，安志文同志找我談過兩次，說，好多同志希望體改委自己辦個研究所，要我把這個意見向紫陽同志報告，看他同意不同意。當時的體改委，紫陽兼主任，日常工作由志文主持。紫陽兩次不同意，說：「體改委為什麼要組織研究所呢？中國所有的研究機構，無論是研究經濟問題還是其他社會問題的，都可以是體改委的研究力量。你們有什麼題目，盡可以讓大家去研究，我們的圈子要大。」紫陽的氣魄很大。在他看來，中國現在的中心任務是改革，改革的重點目前在經濟方面，體改委有什麼課題，完全可以委託全國任何研究機構去研究，何必專門組織一個研究所呢？紫陽兩次都這麼回答，我兩次都向志文轉達了這個意見。我沒有插自己的話，因為紫陽的話有說服力，利用全國的研究力量，接觸更廣泛的人，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這是改革的需要。
第三次，志文同志又找我，說：「很多同志認為，辦個研究所有好處，太和有這個意見，大林有這個意見，我也贊成。我們都認為，體改委有了自己的研究機構，可以更及時地研究新的問題。我們體改委，老同志多，多跟一些年輕的人接觸，對豐富我們自己的知識，對將來由年輕人把改革接過去，都有好處。」我第三次向紫陽反映了體改委要辦研究所的意見，紫陽考慮後，說：「也好，同意志文的意見，那就成立吧。」
我沒有料到的是，志文乾脆要我籌建和負責這個所。在總理辦公室，我跟李湘魯談起這件事，說：「我沒有能力，沒有知識，也沒有時間張羅這件事。」湘魯說：「有個現成的人可以幫你，你怎麼不考慮？」我問：「誰？」他說：「陳一諮！」我問：「陳一諮是誰？」他說：「就是農村發展組的。」我問：「是不是農村發展組的那個頭？」他說：「是呀！」我說：「他能來，當然好！問題是，他是杜老的部下，我把他挖過來，合適嗎？」湘魯說：「沒有問題。老陳病了好久了，嚴重的神經衰弱，好長一段時間不工作了，農村發展組的擔子早已由別人挑著。請他過來，不是很好嘛！」我給杜老打了個電話：「杜潤生同志，體改委想成立一個研究所。你能不能割愛，讓陳一諮到我這兒來？」杜老非常痛快，答應了。
李湘鲁推荐，杜润生放行
我就請湘魯通知陳一諮到總理辦公室來見面。同來的，有個更年輕的同志，叫王小強。我此前見過王，那是一天晚上，農村發展組向紫陽匯報工作，由王小強主講，當時王特別聲明，某某同志病了，只好「由我代表他」，來匯報。這一次，和他們二人見面，我想起來了，王當時所說的某某同志，就是陳一諮。
我把體改委的意圖跟他們說了，請他們兩位來負責籌建研究所。他們說：「好，我們來做做看。」我請他們提出兩個方案，一個是組建體改研究所的計劃，第二個是近期的研究課題。大概過了兩三個禮拜，他們把兩個方案拿來了。關於組建體改研究所，從任務，到機構和編製，以及經費，他們都提出了設想。陳說：「現在最大的困難是調人。我們想調的人，不能說是全國最好的，但都是我們所瞭解的年輕人中的一些佼佼者。他們分散在各地，是各單位的骨幹，要把他們調過來，難度很大。」我把名單留下，請中央組織部鼎力相助。組織部很支持，立即調，全部調，很快，基本上都調來了，大概只有一兩個人費點周折。編製問題，經費問題，在計委和財政部的支持下，也都順利解決了。這些，我都向跟志文同志和黨組報告了。我建議任命陳一諮為所長，同時擔任我們體改委的委員，以便他直接瞭解體改委的意圖；王小強為副所長。安志文和黨組的同志們都同意。後來，體改委決定，增加兩位副所長，徐景安和李峻。房子問題，我解決不了，是陳一諮他們自己解決的，就在中顧委養蜂夾道的俱樂部裡，在某個樓的頂層。
對體改研究所，志文同志一直很關心，高尚全同志也出了力。我其實沒有做過多少事。我只對陳一諮他們說：「你們覺得有點意思的討論會，通知我，我有空，就來聽，長點知識。所內的事情，你們自己放手去做。」後來看，他們的工作，是有成績的，陳一諮和幾位副所長之間合作得不錯。他們提出的工作計劃，我都是同意的。他們的研究報告，該送到哪裡，就送到哪裡。
从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到政改办
1985年3月前後，陳一諮建議成立北京青年經濟學會，體改委黨組贊成。他們提出一個大名單，要我當會長。我說：「會長不應該是我。」我的理由很充分，第一我不是經濟學家，第二我不是青年，當會長不合適。陳一諮在黨組會上堅持：「會長應該是鮑彤同志。」志文也說：「老鮑，不要推了。」就這樣，最後只好由我勉為其難。
北京青年經濟學會成立大會那天，安志文，杜潤生，馬洪，廖季立都來了。來了很多年輕人，王岐山，陳元，鄧英淘。經濟學界的一些名人，也來了，熱熱鬧鬧。成立會上，我講了幾句，大意是：「我們這個組織，內部關係需要民主，不可以專斷。外部關係需要廣泛團結，不可以排他。研究問題的方法，應該求實，從實際出發。提出的見解，力求創新，不必人云亦云。民主，團結，求實，創新，這八個字，可不可以作為我們辦會的宗旨？」沒有人反對，就這麼定下來了。這是我為北京青年經濟學會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後來他們再開理事會，我沒有參加過。
關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存在和作用，歷史會作出客觀的評價。他們提出過一些意見，有些意見起了作用，有些意見沒有被採納，這都無所謂。提出了被否定的意見，必然也就同時啟發別人提出不同的意見，這也是一種作用。我對陳一諮他們的工作是滿意的。
1986年9月，為了向十三大準備政治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央決定成立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組長是趙紫陽，成員有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我和周傑、嚴家其、賀光輝四人，被責成主持小組辦公室的工作，但我們各有其他任務，不可能全力以赴，一般只能每星期開一兩次會，提出一些要求，安排一下工作。因此我們決定，從臨時調集的研究人員中，確定兩個人，來負責組織日常工作的運轉：一個是陳一諮，另一個是中央辦公廳的調研室副主任陳福今。
當時有人把這個辦公室戲稱為「總辦公室」，因為它在執行研討小組任務的同時，必須為中央有關各部的各專題研討小組提供服務；在組織有關各方討論問題的同時，辦公室內部更得有所探討；在反映社會各界對政改的要求的同時，還必須收集一些歷史資料和國外資料提請各位領導同志參考。時間緊，責任重。我們沒有給陳一諮和陳福今他們以任何名義，實際上，他們在辦公室內起了秘書長的作用，合作得很好，工作井井有條，效率很高。
陳一咨做的大事，我做不出來!
我對陳一諮有一件事情不滿意。我覺得他霸道。辦公室日常開會，我一般不參加。一天，我走過會議室門口，聽到裡面陳一諮聲音很大，在說：「不准你這樣說話！」我進去了。我沒有問（直到今天我仍然全然不知道）他在和誰爭論什麼問題。我只說：「一諮，你這樣不對。我們研討問題，不管什麼人，什麼意見，都可以說，錯了也可以說。怎麼能夠 『不准你說話』？」陳一諮當時很激動，站起來說：「那我不幹了！」我說：「好，你可以不幹。」陳一諮當即坐了下來，過了一兩分鐘，他重新站起來說：「老鮑，我錯了。」我說：「好，你們繼續工作。」其他方面，我沒有發現他有什麼大毛病。
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納入了十三大報告，研討小組任務完成了，研討小組辦公室也結束了。十三大後建立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中央責成由我和周傑、賀光輝組建。我們三人商量，原來臨時調到研討小組辦公室來的同志，凡是願意留下的，一律留下，凡是願意回原單位的，一律回去。我找大家，逐個徵求意見。一諮和福今都願意回原單位。這樣，福今就回到中辦；一諮則回體改所，當「閒雲野鶴」去了。新成立的研究室，由陳群林和陳小魯負責日常運轉。說來也巧，全姓陳，研討小組有老二陳，研究室有新二陳。
陳一諮先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1989年5月19日三所一會的那張傳單。事先我完全不知道這份傳單。也許是當天，也許是第二天，我從中南海回家，當時我住在木樨地24號樓。快到家的時候，有人向我車裡塞進一張傳單，是體改所、農村所、中信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對時局的分析和呼籲，要求立即召開中國共產黨特別代表大會，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這篇宣言寫得好。我認為這是陳一諮他們做的最重要的一個工作，值得載入史冊。這是他們獨立做出判斷，獨立組織三所一會起草的文件，符合憲法和黨章，為當時的形勢所必需。有人把我說成是這份傳單的「後台」，對不起，我不敢貪天之功以為己有。陳一咨先生他們做的這件大事，我做不出來！
六四以後，陳一諮過著流亡者的生活。後來聽說他身體很壞，我也很無奈。現在聽說他要出回憶錄，但願能夠順利出版，順利地流傳到一切關心改革的讀者的手中。一諮在海外那麼長時間，手裡沒有什麼材料，能夠寫出全面的回憶錄來，很不容易。任何人的回憶，都不可能跟別人的回憶處處一致。沒有關係，可以相互比較和對照。某些情況，他講得也許比別人具體些，另一些情況，也許不如別人準確，這都是有可能的。歷史就是這樣，留在各人腦子裡的印象，不見得是完全一樣的。記憶跟客觀事實不是一回事。所有人記憶的總體，也未必就是歷史本身。任何人的回憶，都會受到個人的局限，受到當時見聞和觀點的局限。記憶也會發生疊加、扭曲、變形。這都是可能的，沒有什麼。
我八十了，一諮該七十了吧？我希望一諮能夠得到康復的條件，希望他能夠繼續做更多的事情。但願一切因政治原因而受到歧視的公民，都能夠恢復正常的生活。
二○一四年四月一日
編者註：陳一諮先生因罹患癌症，於北京時間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上午六時在美國洛杉磯去世，享年七十三歲。陳一諮先生紀念網站網址：http://chenyizi.com/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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