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韦伯带有文化决定论色彩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向不以为然，对中国特色基督徒惟有信仰光照中国人才能享受西方文明及其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之类好东西的洗心革面迎接新文明说法更是嗤之以鼻。我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否定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信仰价值。
太阳神教、儒教（假如也能这样称呼的话）、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曾经在建立埃及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欧洲文明、阿拉伯文明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像曾经在奠定希腊、罗马文明中发挥凝聚作用的那些异教文明一样。但是把基督教说成是欧洲文明的主导甚至唯一因素，不仅否定了希腊、罗马异教文明及其对现代文明（无论科技、文化，还是政治制度，如古代人的自由、民主、法治和共和国）影响，也不符合欧洲文明史。毋宁说它是反历史的伪史建构。
姑不论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异教文明对以欧洲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做出贡献，说明现代文明是进化生成、层累加上的，所谓基督教文明同样包含着诸多异教文明的贡献。亦不论从康斯坦丁改宗到实现宗教宽容、政教分离的现代性除魅之前，宗教不宽容给欧洲文明和人性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是宗教改革后诸教派劫后余生的斗争成果，而非天主教或者新教徒单方面恩赐。蛮族征服后逐渐建立欧洲文明是多元权力竞争结果。
撇开两希文明（希伯来-希腊罗马文明）的历史传承不谈，现代欧洲文明从日耳曼蛮族国家到代议制民主国家发展史表明，作为现代国家组织制度的代议制民主政制是欧洲国家内部包括神权、君权、贵族和平民在内诸多不同因素、原则、权力、利益、情感和价值观长期共存和博弈的结果，既非单方面主导、决定，更不是单方面的善意和恩赐，说得难听点，是各种势力自私自利的狗咬狗斗争结果。美化、神化历史，尤其是美化、神化单一因素，无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走向现代文明。
法国历史学家基佐在《欧洲文明史》第二讲描述罗马帝国衰落期间的欧洲状况时，最重要的就是强调上述不同的原则和政治组织制度之间的共存和斗争，正是这些因素在长时期内相互限制和改造，对现代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果只有单一的神权因素、原则和政治组织制度，欧美国家与至今尚存的那些政教合一神权政治国家，中国、朝鲜、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等，除了信仰共产主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还有什么区别？
由欧洲人创造的现代文明具有普世或者说普适价值，恰恰在于普世性和普适性，而非不可复制的单一性。毋宁说，任何文明中有利于人类生活日用的积极因素都具有这种普世性和普适性。因此人类文明才能在一部分人偶然发现后，得以层累加上的学习、复制、繁衍和发展，而不是从零开始。基佐在《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第一部分第一讲中说：“代议制形式的政府几乎在每一处都有需求，都能够被认可或建立。这一事实既不是一个意外，也不是瞬间精神错乱的征兆。它无疑植根于这个国家过去的政治生涯之中，正如在当前情况下它仍拥有此动机一样。”历史虚无主义的妄自菲薄和假保守之名的妄自尊大、固步自封都是反历史的僭妄，无助于丰富人类生活经验。
代议制政府无需以性本善为前提。还是那句话：如果人人是天使，根本不需要国家政府；如果统治者是天使，任何政府形式都等价。《镜花缘》里的君子国是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现实镜像只能是以德治国的绝对专制国家。
只要大家都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再做嫉妒的神和嫉妒的人，无论传统儒家文化信奉者，还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法轮功信仰者，都能为打破中共当局对真理、权力和利益的全面垄断，建设现代代议制民主国家、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仅仅有权力意志是不够的，承认信仰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可以用信仰取代理性。让我们记住基佐这句哲言：“获得权力的权利永远得自理性，而非意志。权力的合法性在于其法则与永恒理性相一致。”
参阅基佐：《欧洲文明史》；《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 2014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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