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六四屠殺25週年
1989年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在中共改革派領袖趙紫陽任內爆發，從4-15胡耀邦去世開始，5-13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要求政治開放，承認學運是愛國民主運動。5-17趙紫陽被罷黜，5-19當局宣布戒嚴，百萬市民上街聲援學生，6-3軍隊強行進入市區，開槍射殺學生、市民，至6-4晨對廣場清場。據紅十字會統計共有727人死亡。這場為時50天的學運及其64被血腥屠殺，震驚全世界。其後中共在全國大逮捕，並通緝數十名學生與知識分子，迫使無數人逃亡國外。中國八十年代開始的政治改革全面倒退。轉眼之間，這場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民主運動已經過去25年！香港年年在維園舉行數以萬計市民參加的燭光晚會，發出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最強音。本專題作者有當年學運的參與者、現場採訪的記者和25年來一直關注中國局勢發展的評論員。他們表達了各自的感受和展望。（編者）
編者按：北美政論家陳破空是八九學運在南方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濟大學研究生，中山大學助教。六四後兩次入獄，九六年流亡美國，獨力創業，並活躍於媒體，最近出版有關東亞危機的專著，在日本暢銷，受到各界歡迎。這篇講稿中文由本刊獨家發表。
發生在廿五年前的中國民主運動：「天安門事件」，以及中國政府的大屠殺，成為世界歷史的重大標誌性事件。廿五年來，中國政府一直遮掩和抹殺這段歷史，但世界各國，包括日本，都記錄了這段歷史。墨寫的謊言，改變不了血寫的史實。
我在紅色恐懼中長大
主持人告訴我，面對八九後的日本年輕人，我應該講講自己的故事，從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到流亡海外的政論作家。去年，我在日本扶桑社出版的《紅色紙老虎內幕》一書中，敍說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在恐懼中長大的。從我能記事的三歲起，呈現在我眼前的，就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場景：暴力、血腥與恐怖。我的父親，一個中學教師，因為祖上富有的家庭背景，遭到不斷的迫害。被捆綁，被毒打，跪著接受群眾大會的批鬥。
我八歲那一年，我的母親，在長年的驚嚇和貧病交加中，突然離開人世。父親曾帶上母親，從西部的四川去東部的南京治病。兩個月後，父親一人歸來，帶回一個精美的黑匣子。那是一個物質匱乏的年代，就連我們平時裝衣服，用的都是紙箱子。我從未見過如此精美的黑匣子。正當我驚異莫名，父親說，那是骨灰盒。母親在裡面。原來，曾經美麗的母親，已經像蠟燭一樣，燃成了灰燼。
我的人生，陷入了更深的災難。父親一人，拉扯著我們四個孩子長大。為了生存下去，從八歲開始，我就被迫從事沉重的勞役：上山打柴，下河捕魚，餵養雞、豬、兔子、蜜蜂等，從早勞作到晚。別的孩子在操場上玩耍，正在幹活的我，只能羡慕地看著。籠罩在家庭背景的陰影下，小學畢業後，我幾乎失去升入初中的機會。
毛澤東死亡，中國的轉機
一九七六年，統治中國長達二十七年的大獨裁者毛澤東死亡，按照他臨死前的指定，華國鋒成為過渡時期的領導人，但毛的真正意圖，卻是要他的妻子江青接班，成為最高領導人，在江青之後，將是毛的侄子毛遠新。然而，華國鋒發動宮廷政變，逮捕了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及毛遠新。至此，毛澤東時代結束，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進入經濟建設年代。
毛澤東的死亡，讓中國、也讓我的人生出現轉機。中國恢復了曾經被毛廢止的高等教育。在家裡排行最小的我，趕上了考大學的機會。我考上了位於毛故鄉的湖南大學。
北京高層的權力鬥爭並沒有停止。鄧小平，曾在革命年代緊緊追隨毛澤東，但毛發動文革後，一度將他打入冷宮。華國鋒開恩，允許鄧再次出來擔任領導職務。但鄧恩將仇報，憑藉他的老謀深算，幾年後，鄧小平把華國鋒趕下了台。
鄧小平開啟老人政治
從一九七九年開始，七十五歲高齡的鄧小平，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當代中國的老人政治，由此建立。以鄧小平為首，有一個老人幫，其主要人物，被稱為「八大元老」，他們控制了中國政治，越過憲法和黨章，挑選或罷免主持日常工作的領導人，後者相對年輕一些。
鄧小平主張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起用改革派人物胡耀邦和趙紫陽，分別出任總書記和總理。在胡、趙主政下，一九八○年代，成為當代中國最寬鬆、最開放的年代。曾經封閉的中國，與外部世界有了越來越多的交流。中國的民主運動，就發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
童年的磨難，讓我多思而早熟。自幼酷愛閱讀，上大學後，更是博覽群書。十八歲那一年，我在湖南大學圖書館，讀到一本書：《斯大林與中央委員會》，作者是蘇聯社會科學院院士，中文的翻譯本，只有在大學的圖書館才能見到。
這本書，讓我陷入深思，繼而霍然醒悟：中國的災難，就像蘇聯的災難一樣，都是因為專制制度；毛澤東就像斯大林一樣，都是冷血、殘暴的獨裁者。我認識到，權力必須受到監督，人民必須當家做主；中國的出路，在於民主化。從那以後，我暗自立誓，要為中國的民主化而奮鬥。
胡耀邦，八六學潮在上海
思想變成行動，我開始在同學中談論民主價值。一九八五年，當我在上海同濟大學攻讀研究生學位的時候，我與身邊的兩個同學，用悄悄散發傳單的方式，啟蒙民主與自由。有一天，我踩著自行車，冒著凜冽的寒風，獨自到另一所大學散發傳單，回去的路上，突然覺得自己很孤單、精神很空虛，周圍的人，都渾渾噩噩、得過且過，不禁自問：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然而，聚集在我身邊的知音越來越多。一九八五年冬天，二十二歲那一年，我寫了一封「萬言書」，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呼籲中國政府，推行以民主化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我聯合另外九名研究生，共十人，在萬言書上連署簽名。在中國，民間人士寫給領導人的信，通常冒著風險，如果領導人發怒，寫信的人可能坐牢。
然而，胡耀邦沒有發怒，反而派遣了兩名官員，到上海來聽取我們的意見。我感受到鼓舞，於是幻想，有胡這樣的開明領導人，中國的民主進程，或許可以從政府的改革開始。然而，胡耀邦自己的下場，卻是被政治老人趕下臺。那是在經歷了一九八六年的學生運動之後。因為同情學生、傾向民主，胡遭老人幫罷黜。
一九八六年冬天，發源於安徽省科技大學的學生運動，波及到全國十幾個城市，其中，以上海學生運動的規模最大，持續一周，每天上街示威的學生，都有幾萬人。十二月二十日那天，形成高潮，參加遊行的學生，多達七萬人，跟隨和圍觀的市民更多。我引領遊行隊伍，踏遍了上海的幾十條大街，一路領呼口號，直到嗓音完全沙啞。那一天，是我的生日。以這種特殊的方式，我度過了難忘的二十三歲生日。
學生運動自發結束。幾周後，胡耀邦遭到以鄧小平為首的八大元老的圍攻、責難，經過一個多星期羞辱性的內部批判會，胡遭到撤職，黯然下臺。事件告訴我，手握實權的政治老人，是中國民主化的最大阻力。接替胡耀邦出任總書記的，是時任總理的趙紫陽，也是一位開明派、改革派，只不過，與胡相比，趙顯得更為沉穩、機智，勉強獲得鄧小平和老人幫的信任。
天安門事件，民主運動的高潮
八六學潮後，我從上海同濟大學畢業，前往廣州中山大學，出任經濟系助教。到達廣州後，我迅即開始在當地傳播民主思想，並尋找知音、同道。不少人給我潑冷水，說：廣州是一個商業城市，人們熱衷做生意，沒人關心政治，沒人對民主感興趣。
但我並不氣餒。不久，在我身邊，就形成了一個嚮往民主、追求自由的朋友圈子。到了一九八八年，我們開始計畫，要在一九八九年發動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以紀念中國「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和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我發起每週民主沙龍，探討中國前途，吸引了更多學生和知識份子的參與。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突然去世，這一突發事件，改變了我們原定在廣州的計畫。中國民主運動被提前引爆。以悼念胡耀邦為出發點，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率先走出校門，包括廣州和全國各大城市的學生，也紛紛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喊出「反腐敗」、「要民主」的口號。學生運動，很快演變成社會各階層參與的全國民主運動，遍及三百多個城市，各地動輒數十萬人、或百萬人參加，歷時近兩個月。規模空前的民主運動，不僅創下中國歷史、也創下世界歷史的記錄。
作為大學教師，我被推舉為廣州學生自治會名譽主席，除了組織示威遊行，還奮筆疾書文告和大字報，每天書寫三十多份，有的提供給學生領袖，成為他們的演講稿；有的張貼在校園中心，啟蒙思想；有的製成傳單，成為街上的宣傳品。
那段時間，包括我在內，大多數中國人都很樂觀，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中國人似乎從來沒有那麼高興過，每次遊行，都像過節一樣，興高采烈。我們憧憬著，一個民主的中國，很快就會到來。
「六四」大屠殺，中國的希望破滅
然而，老人政治，繼續成為中國的頑疾。在北京，在中南海的深宮裡，大權在握的老人集團，磨刀霍霍，圖謀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身為軍委主席的鄧小平，暗中調集三十多萬正規軍，包圍北京。在黨內，經過又一輪激烈的權力鬥爭，鄧罷免了主張與學生對話、開啟政治改革的開明派總書記趙紫陽，並將他軟禁。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朝末年，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軟禁推行憲政改革的光緒皇帝。陰暗、冷酷、殘暴的中國宮廷悲劇，再一次重演；中國政治，再一次倒退。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八十五歲的「大家長」鄧小平下令展開大屠殺。強行進入北京的共軍，用衝鋒槍和機關槍掃射人群，用坦克碾壓學生和市民。密集的槍聲，此起彼伏的口號聲和哭喊聲，交織成一片。部分北京市民和學生，展開了英勇抵抗，阻擋並焚燒進城的軍車和坦克。中國首都，火光衝天，濃煙滾滾。北京，成為一座戰爭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國軍隊，對自己的人民發動戰爭，朝自己的人民開槍！
身陷囹圄，揭露中國黑獄醜聞
面對全副武裝的共軍，北京市民和學生最終寡不敵眾。經過一夜屠殺，軍方控制了北京。波瀾壯闊的中國民主運動，被政治老人、軍隊、坦克和機關槍聯合粉碎。
鎮壓之後，當局展開了大逮捕。我被列為廣東省的四大通緝犯之一，不久被捕，投入監獄。用厚重的鋼筋混凝土封閉的黑牢，彷如一座墳墓。在這樣的墳墓裡，我被活埋了三年。因為長年見不到陽光，呼吸不到新鮮空氣，皮膚變薄，一碰就會出血、潰爛，而且，傷口長時間不愈。頭髮變乾，如稻草一般。但我存活下來，直到三年刑滿釋放。
出獄後，我繼續從事政治活動，再次受到當局傳訊。我逃往香港，卻遭香港警方遣返。於是，再次落入中共的牢獄。這回，當局未經審判，就將我判處兩年勞教。為了報復我，當局將我發配到一處山區，白天，在碼頭抬石頭裝船；晚上，在勞教場製作人造花。在管教幹部和犯人頭的棍棒交加之下，犯人們像奴隸一樣勞作。彷如電影《斯巴達克斯》的場面再現。
我發現，我們生產的人造花，被貼上了英文商標和美金標價，因而懷疑，中國當局非法出口這些奴工產品。於是，我暗中寫信給聯合國和國際人權組織，揭露勞教場的黑暗，並附上人造花商標，供他們查證。我的密信，經過曲折的路徑，到達美國。人權組織在美國商店發現了這類商品，證明中國當局非法出口有我參與制作的奴工產品。由此，中國政府備受國際壓力，勞教場也不願再容留我這麼一個「麻煩製造者」，在這兩重因素下，我被提前五個月釋放。那是一九九五年三月，我重獲自由。
出獄後，依然遭到當局的嚴密監控。信件受檢查，電話遭竊聽，出門被跟蹤，並經常被公安官員約談。身體走出了監獄，精神還困在監獄中。其實，整個中國，對我而言，就是一個大監獄。我同時發現，「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社會整體沉淪，官場腐敗，社會道德滑坡，酒池肉林，銅臭薰天，中國政府有意將中國人民引導到一個紙醉金迷、醉生夢死的境界，讓他們的政權免受挑戰。公安官員對我表示：願意協助辦理護照，讓我出國。他們說：「像你這樣的民運人士，要麼一次又一次地坐牢；要麼出走海外。」
流亡生涯，堅守民主事業
一九九六年冬天，我前往美國。厚重的國門，在身後關上。漫長的流亡，從此開始。從國內到國外，體會新的「圍城效應」：裡面的想出來，外面的想回去。最初幾年，思鄉心切，思鄉成疾，常常夜不能寐。睡夢中，竟多是童年場景：川北小鎮，崇山峻嶺，漲水季節咆哮翻滾的倒溪流。恰是「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作為流亡者，我可以去任何國家，唯獨不能去中國——自己的祖國。我多次造訪亞洲國家，環中國而行，過國門而不入。唯祖國，不得其入。遙望海天蒼茫，關山難越，心中苦痛，不可言喻。望穿秋水，唯有淚光閃。
流亡中，我攻讀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同時沒有放棄對民主事業的參與。勤於筆耕，頻繁發表政論；不斷出版著作，解析中國政局。在美國的中文電視和電臺上，逐漸成為經常出鏡的政論嘉賓之一。我的思考和政見，通過互聯網和翻牆技術，持續影響著海內外中國讀者。
兒時的磨練，民主運動的洗禮，鐵窗下的堅韌，所有這些經驗，積累成頑強的生存力，以至於在流亡中，我仍然能夠創業，在美國白手起家，成功創辦了一所商業學校。被朋友們譽為又一個成功的「美國故事」。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
天安門事件，過去了廿五年；我的流亡生涯，也過去了十七年。當年的民主運動，口號是「反腐敗」、「要民主」。今天的中國官場，更加百倍、千倍的腐敗，中國官員，憑藉手中的權力，大肆貪污，並將財富、家屬、子女大量轉移外國。今天的中國政治，更加黑暗。當權者陷入無休無止的權力鬥爭，毫無安全感；異見人士下獄，前赴後繼；新疆爆炸聲不斷，各地砍殺事件頻發；西藏人接連自焚⋯⋯作為獨裁政權，中國政府對內鎮壓的同時，也強化對外威脅，窮兵黷武，顯示令人擔憂的軍國主義傾向，與周邊國家衝突加劇，四面樹敵。
這一切證明，所謂「中國威脅」，紅色中國的威脅，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面臨的共同威脅；而中國的民主化，不僅惠澤於中國人民，也將惠澤於世界人民。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於東京）
——开放杂志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