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A六四25周年回顾（七）熊焱专访

图片：89年学生领袖之一熊焱。 （记者萧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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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记者林坪采访了89年学生领袖之一熊焱，回顾他在六四前后的亲身经历，展望中国未来的民主进程。

熊焱1989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研究生，学生运动中任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常委，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代表，也是天安门学生绝食行动的首批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

熊焱回忆说，学生对话团是5月4号左右成立的，成立伊始，学生就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 从学生成立对话代表团开始，就有非常明确的提案、题目和研究项目。比如说，其中之一就是坚持让他们改写'四.二六社论'，学生运动不是暴乱，不是围攻公共建筑物，而是一场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我当时就是这个话题的负责人。所以我和李鹏对话的时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自4月中旬以来，这场学生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不管政府是否承认，共产党是否承认，历史会承认这一点的。但是，为什么全国人民要你承认呢？ 就是想看看你这个政府究竟是不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是其中的一个话题。第二个很大的主题，对话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我们以宪法第35条为根据，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言论、集会、结社、表达的自由，要求政府落实这样一个宪法给予我们的自由。这一条，也是很清楚的。"

5月18号，熊焱和其他学生对话团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与李鹏、李铁映、阎明复等人见面，但最终谈判破裂。熊焱认为中国政府缺乏对话的诚意，并且人为制造了混乱场面。

"事先它没有沟通，是政府作出了决定以后，来了这么一回'对话'，其实也不是对话。就是按他们的意思，胡乱的邀请了一些人。有些人年纪很轻，或者有些人当时受共产党授意，所以说的话比较混乱。我们今天也已经知道，其中的某些人，不排除是政府故意为了制造某些场面，授意某些人胡乱的讲了某些话。这是事实，当然我们只能猜测，没有什么文件来做评判的标准。但是关键之处就是，政府没有对话的诚意。在对外公开对话内容时，他们删去了很多内容，比如说我说的很多话就被删掉了很多。他们同时也制造了一些混乱的场面，想给全国老百姓一个感觉：学生无理取闹。当然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25年，人们对这件事情越来越清楚，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没有真的想要解决问题的诚意。不是吗？就在对话不到几个小时后，他们就动了开枪杀人的念头。"

熊焱说，6月3号傍晚，他从北大广播站里听到戒严部队进城，即将开枪的消息，于是和朋友们从北京大学赶往天安门广场。

"当我们到了木樨地的时候，就看到军队进城，还看到广大的市民在阻挡学生不要前去送死。我和朋友穿过人群，终于经过木樨地，进入长安街，亲眼看到解放军戴着钢盔，叼着香烟，坐在卡车上，时不时的向两边开枪扫射。我们当时在地上匍匐前进。快到南礼士路附近的时候，我看到我前面有一个北京青年被子弹打中胸部，倒在地上。当时天黑了，没有其他车辆，我们7、8个人就把这个青年抬到自行车上，准备去医院。快赶到南礼士路附近的儿童医院的时候，我们看到医院的门口都是尸体，医院里面到处都是尸体。我们就在那里抢救伤员，抬尸体，当时就是那样一个惨象。"

6月4号清晨，熊焱跟随从北京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走回北京大学。

"当时大约是6月4号早上4、5、6点钟的样子，但是开枪还在继续，各个街口还在杀人，只是从天安门广场退出来的大部分学生，没有正面遇上共产党的枪击而已。"

如果当年学生们早一点撤出广场，如果当年民众和学生一方做或不做某些事情，是否可以避免六四镇压的血腥结局？对于这种假设，熊焱回复说：

"经过25年的思考，我对这个观点还是同意的。过去我们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是经过20多年，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就出现了一个非常两难的，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一个过去了的事情，当我们再来评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析得相当清楚，指出它的不足，指出它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身处在那个时刻、那个当口、那个环境和形势之下，却是我们人力所做不到的。这个奥秘，也需要四、五十年的生命，要上了年纪以后，才能知道这个奥秘。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简单想象，假如说当时的赵紫阳能够振臂一呼，说'同学们，我们来一个新的行动，我们换一个新的方式'，说不定我们就可以换一个新的方式了，但是赵紫阳没有那样做。或者说，我们的学生领袖里，忽然能出来一个可以力压群雄、高屋建瓴、可以发号施令的这样一个人，这个也根本做不到。或者说，这些学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可以进退自如，但情况也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这样假设，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完全希望是如此。但是你知道历史（不可以假设），在那个具体的时刻，是做不到的。"

熊焱说："当时我们真的要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都是不容易的，因为它不是一支军队。如果说，我们撤吧。这个学校撤了，还有几十个学校说，我们不撤，我们刚来呀。还有人说，我们的目标还没有达到，怎么可以撤呢？在那个水平、那个环境之下，要让学生撤出广场，是相当困难的。"

六四后，熊焱遭中国政府通缉，后被囚禁在秦城监狱1年零7个月，没有被审判，1991年获释。1992年6月，熊焱经香港到美国。之后，熊焱先攻读英美文学，再读神学，1994年他加入美国陆军，2003年成为随军牧师，还曾出版《从六四到伊拉克战场-熊焱牧师日记》一书。目前，熊焱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美军基地担任随军牧师，少校军衔。对于自己的工作，熊焱介绍说:"军牧的工作很有趣。简单说，随军牧师首先是军队里的一个精神领袖，同时他还是一个参谋军官。他要对管辖范围内的战士、家属，在宗教、精神、生活、工作各方面给予指导、帮助、学习辅导。同时，作为一个驻堂牧师，作为一个基督教的牧师，也像地方上的牧师一样，他需要讲道、学习、祷告、探访。"

从当年天安门广场的热血青年到如今的随军牧师，熊焱认为，这两者并没有很大的反差，也并不矛盾。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一般说起来，当神父、牧师，好像就是要逃避这个世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作为一个牧师，他的使命更加重大。用我们神学的话来说，他不仅要把世人领向上帝，还要用从上帝那里来的爱来关心这些人。从政治层面来说，因为上帝是掌管一切的，所以上帝更要求我们关心这个世界，尤其要用上帝的精神和真理，来引领这个社会和时代，来批判这个社会和时代。所以，我曾经写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基督教的伦理，有一个相当大的特点，就是要为别人的利益拿起武器，但是要为自己的利益放下武器。对于个人来说，我们要谦卑、要虚心、要接受，我们要知道自己是有限的、而且是有罪的。但是，为了他人的利益，为了受苦的人，为了被压迫的人，我们要有义愤，要有行动的能力，还要有不怕牺牲的勇气。所以说，这其实不矛盾，（当牧师）不是一个弱化，只是变得更加坚强而已。当然，（牧师）工作的效果和方向不一样，更多的是安慰他人、医治他人、鼓舞他人。"

熊焱说，发生在25年前的六四事件并不是陈年旧事，纪念六四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不论是谈论六四，还是纪念六四，还是回忆六四，这里面都有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对于现实的不满，那就是对于现实的抗争。所以谈论、回忆、反思、提起过去，都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抗争。回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你想象一下，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回忆起这件事情，那就是对现实的一个解决：现在不对，应该改变现在。"

熊焱认为，目前中国民间矛盾越积越多，虽然政府不断压制和掩盖，但因为中国存在制度性的问题，再加上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所以很可能由于一个突发事件，引发戏剧性的变革。熊焱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主要靠国内民众来推动和实现，不过，由于中国政府屏蔽相关信息，使得国内民众信心不足，缺乏行动。海外民运人士能够做的是通过媒体，通过广泛的交流和联系，提供相关信息，使国内民众能够筹划如何在重大变革到来的时候，使社会秩序尽快恢复正常，减少变化的代价，避免政治的惨剧。

RFA（记者：林坪  编辑：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