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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舵 |
「六四」25周年了，現在回頭去看1989年〈六二絕食宣言〉大聲疾呼的「消除敵人意識」、「理性溫和負責任」，和自己十幾年前寫的相關文章，似乎該說的話全都說過了，很不幸，什么作用都沒有，擁共的依然擁共，反共的照樣反共，兩極對立、敵我二分，「什么都沒學會，什么都沒忘記」——新的什么都沒學會，舊的什么都沒忘記。
這樣的民族，還奢談什么民主？
去年，政府「有關方面」問我，如果有一天給了我充分的活動空間，我怎么給自己定位？我毫不猶豫地說，我就是一座橋，絕不選邊站，一貫如此，永遠不變。橋，一座把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各派力量溝通起來，達成民族和解、社會團結的橋——這就是我25年來一直在做的事。具體一點說，就是兩大主題：達成法治憲政的共識、促成中左中右兩大中派力量的政治聯盟。而要達此目的，首先要改造我們的政治文化——敵我二分「黨文化」，培育公民文化。
一切政治制度都要有相應的政治文化與之相適配，才能發揮作用。所謂「政治文化」，是指與政治相關的價值觀、信仰、道德倫理、態度偏好、思想理論、知識技能和行為習慣等等政治「軟體」。比如，和兩千年的中華帝制相適配的政治文化是「儒表法裏」；和自由民主制度相適配的是公民文化；和蘇式斯大林主義制度相適配的，就是極權主義政治文化，簡稱「黨文化」。黨文化是融合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列寧的共產黨絕對領導權思想理論，以及斯大林的領袖獨裁、官定思想理論一元教條等等內容的混合體系。當今中共的鄧、江、胡官方思想理論的主體雖然已經離極權主義愈來愈遠，卻仍然拖一條粗大的極權主義尾巴，其「主體」和「尾巴」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這種理論現狀如果不加變革，勢必給「全面深化改革」設置嚴重障礙，為反改革的極左勢力提供強大的思想武器——荒謬絕倫的「反憲政」就是最近的一例。法治是國家治理的原則，憲政是法治的制度設置，不要憲政哪還會有什么「法治」？
鑑於目前中國這種轉型中社會「非驢非馬」的混合（混亂！）狀態，為避免誤解起見，不妨把「黨文化」理解為「敵我二分政治文化」，而下面引用的舊文，很遺憾，不得不仍然沿用「黨文化」一詞。
骨子裏媚的中國人
早在1993年，我就發表過一篇專論黨文化的文章〈黨文化和知識分子的軟弱性〉，其中說到：
一、中國人的道德倫理和西方人的「罪感取向」不同，是「恥感取向」的；所謂「恥感取向」，表明人際關係思想中體現群我關係的「群體意識」發達，反映中國文化所具有的「群體本位」特徵。就總體傾向而言，中國人關心做人的好壞（而這好壞的判別是以人的看法為依歸），不關心做事的成敗。中國人從骨子裏就有媚動機，缺乏孤立獨行、蔑視流俗的勇氣……「群體本位」並不一定意味着利他主義。「特別注意他人反應」的心理動機可以是極其自私的。經常有這樣的事：為了一件有利他人、有利社會的事情做成功，一個人不得不忍辱負重，承受社會的誤解和人的嘲諷，一時背負恥辱的惡名。「群體本位」的人通常不會做這樣的傻事。相反，他們只按照掌聲和喝彩的指引去行動。「英勇」的行為滿可以出於自私的動機，例如為了贏得掌聲，而看上去「軟弱」的行為，倒可能來自理性、審慎的社會責任感。有時候，反英雄主義的言行倒是真正的英雄主義。
二、本世紀以來的中國近代史是一部激進主義大行其道、「敵人意識」淹沒一切的歷史。不僅外國人被全體中國人認為是鬼不是人，「不共戴天」，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而且，永遠有一部分中國人認為把另一部分中國人從肉體上加以消滅是最神聖的頭等大事。愛憎務必判然分明，做事務求走極端、不留任何餘地，思維必須簡化到非黑即白、沒有中間色彩，「敵、我」之間一定不能有任何共同之處。為了支撐這種幼稚、原始、野蠻的你死我活的血腥鬥爭，中國人動員了一切宣傳工具，創造出不計其數的淺薄、浮誇、低級拙劣的文藝作品，去虛構一個敵——我、天使——魔鬼、光明——黑暗、善——惡截然對立的童話世界。
三、共產黨人在他們為奪取政權而艱苦奮鬥的時候，不可否認，曾是一群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追求的目標不能不說是十足良好。可惜的是，「通往地獄的道路常由善良願望鋪成」。共產黨人的問題，不在於邪惡，而在於愚蠢。
共產黨人是些愛走極端主義路線的高度理想主義者，他們心目中的偶像是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無私無欲的聖徒。這類熱愛激進主義理想的人，歷來大有人在。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人群。特別有研究價值的一點是：這類人的社會作用往往是大善與大惡的極度矛盾的組合體。
從積極方面說，正是這種人為社會進步提供了最主要的動力。除去少數幸運的天才之外，為人類社會各個方面的進步作出大貢獻的往往都是這種類型的人——從科學藝術迷狂，醉心於工藝技術的發明家，到奮不顧身的社會改革者、革命黨人。這是社會中的優秀的少數，正是他們把多數人從麻木沉睡中喚醒，把天火硬塞給平庸跟進的大多數。
但是很不幸，這種類型的人又往往心胸偏狹，缺乏寬容精神甚至冷酷無情。他們不能容忍反對意見，很容易把自己的信仰當作唯一的、至高無上、不容懷疑的真理。他們急躁、狂熱，主張為了他們心中所珍視的理想應該毫無猶豫地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最殘忍的鎮壓和肉體消滅在內。因為他們自己是禁慾主義和紀律主義的、權威主義和絕對獻身的，所以他們輕視、厭惡甚至根本不能容忍自由主義的放縱、逸樂和追求享受。他們的價值觀是地地道道的斯巴達軍人式的嚴酷服從和無條件奉獻。他們不珍視自己的生命——因為唯有為理想而獻身才是值得讚美的——所以也把他人的生命視同工具，為了實現那個至高無上的人間天堂理想而隨時可以掉的工具。當他們與一定的社會基礎相結合時，例如和被剝奪、無權、痛苦不堪的被壓迫階級的暴力反抗相結合時，可能變成一股只要復仇、不計一切代價的，情感主義的盲目破壞力量。更糟糕的是，流血導致更多的流血，復仇引發更劇烈的復仇——直到整個社會被惡性循環引到一個極限為止。此時，民族元氣損傷殆盡，也許幾個世代難以復元。鬥爭、仇恨、動輒「你死我活」，就是這種極端主義運動留下的民族心態和社會文化遺產。
仇恨有害無用
我在2008年的港大講演「理解中國前途的7件工具」裏說過這樣的話：
對「六四」，你首先要做一個價值判斷。毫無疑問，它是一個正義的事業。所有的訴求都是正義的，要民主，要自由，反對貪污腐敗，當時叫反官倒。有什么錯誤？沒有任何錯誤。但是，一個正義的事業，居然遭到這樣一個下場，毫無疑問，激起了全世界的憤怒和仇恨。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不過我認為，仇恨、憤怒沒有用處。仇恨不但沒有用處，而且有害。所以你憤怒也好，仇恨也好，3個月就足夠了。
仇恨不但沒有用處，而且有害，為什么？
我在2004年的文章〈仇恨的本質〉裏這樣說：
寬容、寬恕與和解的對立面是仇恨。仇恨是自由民主的大敵，因此，專事煽動階級仇恨的馬列主義理所當然成為開放社會即自由民主社會的頭號敵人。這種階級鬥爭仇恨文化已經深植於我們這個不幸民族的民族性之中，無時無刻不在伺機而動。如何科學地認識仇恨、設法消解仇恨，乃是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一個極其重大的關鍵問題。
據《仇恨的本質》一書的作者R.W.Dozier說，人有兩個大腦，一個是從我們的爬行動物祖先那裏繼承下來的低級神經系統，由杏仁核、下丘腦、海馬、初級語言區（負責控制污言穢語和其他形式的情緒性語言）、舊皮層等人腦邊緣系統構成，其主要功能是當遇到威脅我們自身生存或種族繁衍的事物時，本能地作出「戰或逃」行為，與此同時伴隨着攻擊——厭惡情感，仇恨就是這種情感的極端形式。另一個，是由最新進化的大腦新皮層構成的高級神經系統，主管人類獨有的符號——意義功能。兩個大腦之間存在着十分複雜的、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所謂健全人格，無非就是這一關係得到良好的平衡調節。
……有害的並不是低級系統本身，而是被低級系統扭曲和操控的仇恨意義系統，一種「初級思維」。初級思維有7個特點：
1. 表面聯想式思維。一個人在某月13號吃了交通罰單，這天恰好是星期五，碰巧車又壞了，於是初級思維馬上得出結論：13號的星期五注定是個倒楣日子。這是迷信和禁忌的根源。
2. 簡單概括性思維。初級思維只知道混為一談的、刻板化的「蛇」，不知道蛇有各種各樣，有的有毒，有的無毒，應當區別對待。這種思維經常和草率概括結合在一起：只要被蛇咬過一次，就得出「所有的蛇都是可怕的人類之敵」的結論，同時伴隨強烈的、不可遏制的恐懼和厭惡感。
3. 極化思維。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我即敵。
4. 個體化思維（主觀化、情緒化思維）。每件事、所有的判斷，都和個人的情感、利益、願望緊緊相連，不能跳出自我，作客觀公正的、與己無關的、第三人式的思考。
5. 狹隘經驗式思維。固执於現在和過去的有限經歷當中，既不能對過去進行反思，又不能通過運用想像力對未來作出預測。
6. 選擇性記憶。只記得和「仇恨」有關的痛苦、黑暗的事物和場景，而忘記其他成分。
7. 刻板反應。一切被歸入「敵人」類的人和事物永遠會本能地引起強烈的仇恨，沒有靈活、從容對待的餘地。
從人類文明的演化史看，部落社會階段就是低級神經系統佔主導地位、高級神經系統還沒有充分發育的時代。美國學者布熱津斯基認為，極權主義（列寧主義和納粹主義）的政治文化——我說的黨文化——是返祖性的、反文明的「部落野蠻主義」，他和《仇恨的本質》作者說的是一回事。
須反思正義為什麼會失敗
在我那篇港大講演當中，說過「憤怒也好，仇恨也好，3個月就足夠了」之後，我接着說：
重要的是第3個事情，就是你這一個正義的事業為什么會失敗。柴玲跑到外邊還講，而且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也是，正義事業必勝。哪有這回事？很多正義的事業都是必敗的。你能說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不是個正義的事業麼？它一定會失敗的，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為什么會失敗？恰恰就是我們必須要深刻反思的東西。
鄧小平搞平衡 溫和派不幸全垮台
第4，誰的責任。這個責任，你必須肯定這樣一個前提，就是它本來可能是另外一個前景的。否則就是天意，無神論者叫作「必然性」，天意哪有人的責任？所以它一定是有另外一種選擇，而有一些人非要做1989年這個選擇，他才有責任。無可選擇的事情上是沒有責任的。在責任這個問題上，毫無疑問，80％或90％的責任是在中共體制內的強硬派。當時是這樣——我這也是一個四分法模型——體制內和體制外，體制內分成兩派，溫和派和強硬派。溫和派，很簡單，就是趙紫陽和支援幫助他的人們。強硬派就是李鵬及後邊一大幫老傢伙。鄧小平實際上不是這兩派的任何一派，他是在這兩派之上搞平衡的。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是給趙紫陽機會的，就看能不能按照趙紫陽那一套辦法平息事態。他並沒有從一開始就主張一定要大開殺戒。體制外同樣也是兩派，溫和派和強硬派。強硬派就是一部分學生。學生這個強硬派並不是多數人，弔詭的是，操縱了學生的恰恰就是極少數人，就是柴玲和她周圍那一些人。為什么這樣一個強硬的激進的少數人能夠操控大家，這正是我們要深入反省的東西。但事實就是如此。他們是體制外的強硬派，而我們是體制外的溫和派。我們所做的事情，無非就是要把學生拉到我們這邊來，使得體制外溫和派也是主流，因為當時體制內溫和派是主流。這樣兩個溫和派都成為主流的話，那一定是另外一種結果。至少不會發生這樣的大流血。非常不幸，我們沒有成功。於是兩個溫和派全垮台，兩個極端派成為主導力量，那一定就是大血戰，成為黑白截然二分，敵我截然二分。
人的行為是受思想支配的，政治行為是受政治文化支配的，這裏顯然沒有什么「存在決定意識」。1989年捲入政治行為的各方，只有體制內保守派的利益和這個極左政治文化一致，而由於舊政治文化的強大慣性，其他各方的利益儘管與之相悖，其政治行為卻照樣受其支配。廣場學生的不肯妥協，恰恰是共產黨長期教育結下的果實，怎么能歸咎於學生？又由於六四的教訓不容討論，這種可悲狀至今難以改變。一旦氣候合適，災難還會重演，中華民族難免重蹈覆轍！
請注意：我說的是全社會，不僅僅是共產黨。
究竟誰應該「悲哀」？
去年《明報》發表我的「六四」訪談，其中說到我和政府「有關部門」談判達成默契：我這方面，從2011年起不再給他們「製造麻煩」；我要的回報是，給我公民自由權。李卓人先生為此公開表示「悲哀」。在這裏，我請李卓人先生和他的支聯會戰友們務必好好思考本文上面這些文字。照我看，中國人至今仍然深陷於黨文化而不自知，最應該「悲哀」的，恰恰是這個東西！
請不要誤解：我絲毫不反對香港支聯會每年發起維多利亞公園紀念「六四」的燭光晚會，和其他合法抗議。對非正義沒有抗議，聽之任之，一個民族只會無止境地墮落、衰敗，絕不會有社會進步。事實上，從1990年獲釋出獄，到2010年5月底申請公開絕食，20餘年來我沒有停止過抗議，為此付出了個人和家人遭受監視、軟禁、「內控使用」等種種非法迫害的巨大代價，而最讓我鬱悶的是，什么事情都幹不成——不管往哪個方向邁步，走不了幾步就會發現，一堵無形的高牆擋在面前。在此期間，我沒有得到過支聯會一分一毫的幫助，哪怕是一點點的精神鼓勵，李卓人等先生何曾有過半毛錢的「悲哀」？這大概和司徒華先生等人始終認為我們「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的證言是撒謊，是為共產黨遮醜，為此對我們非議不斷有莫大關係。更可惡的是，卻有許多人認定，像我這樣的「異議分子」，一定拿了諸如支聯會或西方機構的大筆資助！
這有什么關係嗎？有點關係（人心畢竟都是肉長的），但關係不大。「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我聽從的是自己內心良知的聲音，才不管誰會說什么——是送我鮮花掌聲，還是給我潑狗血。
究竟誰應該「悲哀」？是我們這些國內的「良心犯」，還是那些遠走境外安全地帶，專唱黨文化道德高調的人們？你們哪位什么時候放棄香港或者外國身分，也來國內當一回烈士看看？「人人都必須當烈士，不當烈士就是叛徒」的「全或無」極端主義價值觀，正是黨文化的一大特色。親愛的激進派先生們，我痛苦徘徊許久，現在總算是痛下決心，不再當「先烈」，退一步當「思想先驅」了——先驅和先烈的區別是，比社會平均水平超前一步是先驅，超前兩步，就成了先烈。現在，我要做點方法不同、但目標不變的，更有實效的事，把「先烈」讓給你們，讓給年輕人幹吧，這有什么好「悲哀」的？這20多年來，我高舉着「平反六四」的大旗衝鋒，回頭一看，跟上來的不過「小貓三兩隻」（抱歉，比喻而已），當今中國，正所謂「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躲起來」，這「先烈」當得也未免太窩囊，太寂寞，太不合時宜一點了，不是嗎？
中國的社會進步，中國的民主化，需要各種各樣的人，以形形色色的不同方法去推進，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世間只有一條路可走，推進民主只有唯一的做法是正確的。路只有一條，真理只有一個，這種「不和我一起走就是我的敵人」、「唯我獨革」的一元論不是別的，正是黨文化。
還有人指摘我妥協了，認為妥協就是大罪，就是投降、叛變。這又是不折不扣的黨文化，我們大陸中國人從小聽夠了這一套小兒科。正是這種決不妥協的黨文化作祟，柴玲才會高喊着口號「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差一點把數千廣場學生和市民帶入生命的絕境。她太年輕，不可能知道，共產黨的最高決策層從來都不會傻到「決不妥協」，那只是他們對普通黨員的宣傳鼓動，相反，他們在策略上極其靈活。如果沒有列寧和德國人簽訂割讓大片領土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蘇俄根本不可能生存；如果毛澤東不高喊「蔣委員長萬歲」，和國民黨妥協、合作抗日，共產黨也完全沒有機會在敵後擴張勢力，最終打敗國民黨。《易經》上有一句話說得更刻薄，叫作「小人知進不知退」！可惜1989年我不知道這句話，否則……事情結局也許會有所不同？不知道。
政治就是一門妥協的藝術。沒有1832年開的議會改革對工人階級妥協讓步，英國憲政可能被激進革命葬送；沒有所謂「康乃狄格大妥協」，美國制憲會議很可能乾脆散伙了，也就不會有美利堅合众國。美國憲法壓根兒就是妥協的產物。
但妥協絕不意味着放棄原則。我從來沒有說過，也絕不會考慮放棄原則和理想。都21世紀了，還要和如此众多的中國人作如此低級的常識性爭論，簡直匪夷所思。就這種遠低於常識的普遍認知水準，還胡扯什么推翻共產黨，什么民間的力量，從何說起？嗚呼哀哉。
別停留在「專制壞，民主好」的水平上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把人的需求區分為從低級需求到高級需求的5個層次，當低級需求得不到滿足時，人們發的牢騷是「低級牢騷」，反之，當高級需求不能滿足時發的牢騷是「高級牢騷」。同理，批評也有高級低級之分；我對民運一直有許多批評，但那都是建設性的「高級批評」。非常遺憾，太多的中國人的批評都很低級，始終停留在「專制壞，民主好」的水平上。朋友們，我們就不能提升一點，高級一點，上升到「專制怎樣終結、民主如何建立，才代價小收益大」的「建設性批評」上來嗎？我所謂「建設性批評」要符合兩條標準：
第一出於善意，希望中國好，也希望共產黨變好而不是倒楣；
第二，除了說得出哪兒不好、哪兒有病之外，還要告訴大家怎樣才能好，還要開出藥方，而且，這些藥方必須真能治病，而不是害死人不償命。
總而言之，你想贏共產黨嗎？那你就不能和共產黨一樣的水準，不能總是做「反對大共產黨的小共產黨」，不能走毛澤東「階級鬥爭為綱」的災難性道路，成天在內部搞抓特務抓叛徒；你必須在理論知識、政治智慧和道義良知等等各方面都高於他們，尤其是，你務必要徹底清理滲透自己靈魂深處的黨文化。否則，不要說引領中國的社會進步，你甚至可能落後於共產黨改革派的前進步伐。
敵我二分政治文化不破除，中國絕無前途可言！
這樣的民族，還奢談什么民主？
去年，政府「有關方面」問我，如果有一天給了我充分的活動空間，我怎么給自己定位？我毫不猶豫地說，我就是一座橋，絕不選邊站，一貫如此，永遠不變。橋，一座把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各派力量溝通起來，達成民族和解、社會團結的橋——這就是我25年來一直在做的事。具體一點說，就是兩大主題：達成法治憲政的共識、促成中左中右兩大中派力量的政治聯盟。而要達此目的，首先要改造我們的政治文化——敵我二分「黨文化」，培育公民文化。
一切政治制度都要有相應的政治文化與之相適配，才能發揮作用。所謂「政治文化」，是指與政治相關的價值觀、信仰、道德倫理、態度偏好、思想理論、知識技能和行為習慣等等政治「軟體」。比如，和兩千年的中華帝制相適配的政治文化是「儒表法裏」；和自由民主制度相適配的是公民文化；和蘇式斯大林主義制度相適配的，就是極權主義政治文化，簡稱「黨文化」。黨文化是融合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列寧的共產黨絕對領導權思想理論，以及斯大林的領袖獨裁、官定思想理論一元教條等等內容的混合體系。當今中共的鄧、江、胡官方思想理論的主體雖然已經離極權主義愈來愈遠，卻仍然拖一條粗大的極權主義尾巴，其「主體」和「尾巴」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這種理論現狀如果不加變革，勢必給「全面深化改革」設置嚴重障礙，為反改革的極左勢力提供強大的思想武器——荒謬絕倫的「反憲政」就是最近的一例。法治是國家治理的原則，憲政是法治的制度設置，不要憲政哪還會有什么「法治」？
鑑於目前中國這種轉型中社會「非驢非馬」的混合（混亂！）狀態，為避免誤解起見，不妨把「黨文化」理解為「敵我二分政治文化」，而下面引用的舊文，很遺憾，不得不仍然沿用「黨文化」一詞。
骨子裏媚的中國人
早在1993年，我就發表過一篇專論黨文化的文章〈黨文化和知識分子的軟弱性〉，其中說到：
一、中國人的道德倫理和西方人的「罪感取向」不同，是「恥感取向」的；所謂「恥感取向」，表明人際關係思想中體現群我關係的「群體意識」發達，反映中國文化所具有的「群體本位」特徵。就總體傾向而言，中國人關心做人的好壞（而這好壞的判別是以人的看法為依歸），不關心做事的成敗。中國人從骨子裏就有媚動機，缺乏孤立獨行、蔑視流俗的勇氣……「群體本位」並不一定意味着利他主義。「特別注意他人反應」的心理動機可以是極其自私的。經常有這樣的事：為了一件有利他人、有利社會的事情做成功，一個人不得不忍辱負重，承受社會的誤解和人的嘲諷，一時背負恥辱的惡名。「群體本位」的人通常不會做這樣的傻事。相反，他們只按照掌聲和喝彩的指引去行動。「英勇」的行為滿可以出於自私的動機，例如為了贏得掌聲，而看上去「軟弱」的行為，倒可能來自理性、審慎的社會責任感。有時候，反英雄主義的言行倒是真正的英雄主義。
二、本世紀以來的中國近代史是一部激進主義大行其道、「敵人意識」淹沒一切的歷史。不僅外國人被全體中國人認為是鬼不是人，「不共戴天」，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而且，永遠有一部分中國人認為把另一部分中國人從肉體上加以消滅是最神聖的頭等大事。愛憎務必判然分明，做事務求走極端、不留任何餘地，思維必須簡化到非黑即白、沒有中間色彩，「敵、我」之間一定不能有任何共同之處。為了支撐這種幼稚、原始、野蠻的你死我活的血腥鬥爭，中國人動員了一切宣傳工具，創造出不計其數的淺薄、浮誇、低級拙劣的文藝作品，去虛構一個敵——我、天使——魔鬼、光明——黑暗、善——惡截然對立的童話世界。
三、共產黨人在他們為奪取政權而艱苦奮鬥的時候，不可否認，曾是一群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追求的目標不能不說是十足良好。可惜的是，「通往地獄的道路常由善良願望鋪成」。共產黨人的問題，不在於邪惡，而在於愚蠢。
共產黨人是些愛走極端主義路線的高度理想主義者，他們心目中的偶像是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無私無欲的聖徒。這類熱愛激進主義理想的人，歷來大有人在。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人群。特別有研究價值的一點是：這類人的社會作用往往是大善與大惡的極度矛盾的組合體。
從積極方面說，正是這種人為社會進步提供了最主要的動力。除去少數幸運的天才之外，為人類社會各個方面的進步作出大貢獻的往往都是這種類型的人——從科學藝術迷狂，醉心於工藝技術的發明家，到奮不顧身的社會改革者、革命黨人。這是社會中的優秀的少數，正是他們把多數人從麻木沉睡中喚醒，把天火硬塞給平庸跟進的大多數。
但是很不幸，這種類型的人又往往心胸偏狹，缺乏寬容精神甚至冷酷無情。他們不能容忍反對意見，很容易把自己的信仰當作唯一的、至高無上、不容懷疑的真理。他們急躁、狂熱，主張為了他們心中所珍視的理想應該毫無猶豫地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最殘忍的鎮壓和肉體消滅在內。因為他們自己是禁慾主義和紀律主義的、權威主義和絕對獻身的，所以他們輕視、厭惡甚至根本不能容忍自由主義的放縱、逸樂和追求享受。他們的價值觀是地地道道的斯巴達軍人式的嚴酷服從和無條件奉獻。他們不珍視自己的生命——因為唯有為理想而獻身才是值得讚美的——所以也把他人的生命視同工具，為了實現那個至高無上的人間天堂理想而隨時可以掉的工具。當他們與一定的社會基礎相結合時，例如和被剝奪、無權、痛苦不堪的被壓迫階級的暴力反抗相結合時，可能變成一股只要復仇、不計一切代價的，情感主義的盲目破壞力量。更糟糕的是，流血導致更多的流血，復仇引發更劇烈的復仇——直到整個社會被惡性循環引到一個極限為止。此時，民族元氣損傷殆盡，也許幾個世代難以復元。鬥爭、仇恨、動輒「你死我活」，就是這種極端主義運動留下的民族心態和社會文化遺產。
仇恨有害無用
我在2008年的港大講演「理解中國前途的7件工具」裏說過這樣的話：
對「六四」，你首先要做一個價值判斷。毫無疑問，它是一個正義的事業。所有的訴求都是正義的，要民主，要自由，反對貪污腐敗，當時叫反官倒。有什么錯誤？沒有任何錯誤。但是，一個正義的事業，居然遭到這樣一個下場，毫無疑問，激起了全世界的憤怒和仇恨。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不過我認為，仇恨、憤怒沒有用處。仇恨不但沒有用處，而且有害。所以你憤怒也好，仇恨也好，3個月就足夠了。
仇恨不但沒有用處，而且有害，為什么？
我在2004年的文章〈仇恨的本質〉裏這樣說：
寬容、寬恕與和解的對立面是仇恨。仇恨是自由民主的大敵，因此，專事煽動階級仇恨的馬列主義理所當然成為開放社會即自由民主社會的頭號敵人。這種階級鬥爭仇恨文化已經深植於我們這個不幸民族的民族性之中，無時無刻不在伺機而動。如何科學地認識仇恨、設法消解仇恨，乃是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一個極其重大的關鍵問題。
據《仇恨的本質》一書的作者R.W.Dozier說，人有兩個大腦，一個是從我們的爬行動物祖先那裏繼承下來的低級神經系統，由杏仁核、下丘腦、海馬、初級語言區（負責控制污言穢語和其他形式的情緒性語言）、舊皮層等人腦邊緣系統構成，其主要功能是當遇到威脅我們自身生存或種族繁衍的事物時，本能地作出「戰或逃」行為，與此同時伴隨着攻擊——厭惡情感，仇恨就是這種情感的極端形式。另一個，是由最新進化的大腦新皮層構成的高級神經系統，主管人類獨有的符號——意義功能。兩個大腦之間存在着十分複雜的、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所謂健全人格，無非就是這一關係得到良好的平衡調節。
……有害的並不是低級系統本身，而是被低級系統扭曲和操控的仇恨意義系統，一種「初級思維」。初級思維有7個特點：
1. 表面聯想式思維。一個人在某月13號吃了交通罰單，這天恰好是星期五，碰巧車又壞了，於是初級思維馬上得出結論：13號的星期五注定是個倒楣日子。這是迷信和禁忌的根源。
2. 簡單概括性思維。初級思維只知道混為一談的、刻板化的「蛇」，不知道蛇有各種各樣，有的有毒，有的無毒，應當區別對待。這種思維經常和草率概括結合在一起：只要被蛇咬過一次，就得出「所有的蛇都是可怕的人類之敵」的結論，同時伴隨強烈的、不可遏制的恐懼和厭惡感。
3. 極化思維。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我即敵。
4. 個體化思維（主觀化、情緒化思維）。每件事、所有的判斷，都和個人的情感、利益、願望緊緊相連，不能跳出自我，作客觀公正的、與己無關的、第三人式的思考。
5. 狹隘經驗式思維。固执於現在和過去的有限經歷當中，既不能對過去進行反思，又不能通過運用想像力對未來作出預測。
6. 選擇性記憶。只記得和「仇恨」有關的痛苦、黑暗的事物和場景，而忘記其他成分。
7. 刻板反應。一切被歸入「敵人」類的人和事物永遠會本能地引起強烈的仇恨，沒有靈活、從容對待的餘地。
從人類文明的演化史看，部落社會階段就是低級神經系統佔主導地位、高級神經系統還沒有充分發育的時代。美國學者布熱津斯基認為，極權主義（列寧主義和納粹主義）的政治文化——我說的黨文化——是返祖性的、反文明的「部落野蠻主義」，他和《仇恨的本質》作者說的是一回事。
須反思正義為什麼會失敗
在我那篇港大講演當中，說過「憤怒也好，仇恨也好，3個月就足夠了」之後，我接着說：
重要的是第3個事情，就是你這一個正義的事業為什么會失敗。柴玲跑到外邊還講，而且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也是，正義事業必勝。哪有這回事？很多正義的事業都是必敗的。你能說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不是個正義的事業麼？它一定會失敗的，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為什么會失敗？恰恰就是我們必須要深刻反思的東西。
鄧小平搞平衡 溫和派不幸全垮台
第4，誰的責任。這個責任，你必須肯定這樣一個前提，就是它本來可能是另外一個前景的。否則就是天意，無神論者叫作「必然性」，天意哪有人的責任？所以它一定是有另外一種選擇，而有一些人非要做1989年這個選擇，他才有責任。無可選擇的事情上是沒有責任的。在責任這個問題上，毫無疑問，80％或90％的責任是在中共體制內的強硬派。當時是這樣——我這也是一個四分法模型——體制內和體制外，體制內分成兩派，溫和派和強硬派。溫和派，很簡單，就是趙紫陽和支援幫助他的人們。強硬派就是李鵬及後邊一大幫老傢伙。鄧小平實際上不是這兩派的任何一派，他是在這兩派之上搞平衡的。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是給趙紫陽機會的，就看能不能按照趙紫陽那一套辦法平息事態。他並沒有從一開始就主張一定要大開殺戒。體制外同樣也是兩派，溫和派和強硬派。強硬派就是一部分學生。學生這個強硬派並不是多數人，弔詭的是，操縱了學生的恰恰就是極少數人，就是柴玲和她周圍那一些人。為什么這樣一個強硬的激進的少數人能夠操控大家，這正是我們要深入反省的東西。但事實就是如此。他們是體制外的強硬派，而我們是體制外的溫和派。我們所做的事情，無非就是要把學生拉到我們這邊來，使得體制外溫和派也是主流，因為當時體制內溫和派是主流。這樣兩個溫和派都成為主流的話，那一定是另外一種結果。至少不會發生這樣的大流血。非常不幸，我們沒有成功。於是兩個溫和派全垮台，兩個極端派成為主導力量，那一定就是大血戰，成為黑白截然二分，敵我截然二分。
人的行為是受思想支配的，政治行為是受政治文化支配的，這裏顯然沒有什么「存在決定意識」。1989年捲入政治行為的各方，只有體制內保守派的利益和這個極左政治文化一致，而由於舊政治文化的強大慣性，其他各方的利益儘管與之相悖，其政治行為卻照樣受其支配。廣場學生的不肯妥協，恰恰是共產黨長期教育結下的果實，怎么能歸咎於學生？又由於六四的教訓不容討論，這種可悲狀至今難以改變。一旦氣候合適，災難還會重演，中華民族難免重蹈覆轍！
請注意：我說的是全社會，不僅僅是共產黨。
究竟誰應該「悲哀」？
去年《明報》發表我的「六四」訪談，其中說到我和政府「有關部門」談判達成默契：我這方面，從2011年起不再給他們「製造麻煩」；我要的回報是，給我公民自由權。李卓人先生為此公開表示「悲哀」。在這裏，我請李卓人先生和他的支聯會戰友們務必好好思考本文上面這些文字。照我看，中國人至今仍然深陷於黨文化而不自知，最應該「悲哀」的，恰恰是這個東西！
請不要誤解：我絲毫不反對香港支聯會每年發起維多利亞公園紀念「六四」的燭光晚會，和其他合法抗議。對非正義沒有抗議，聽之任之，一個民族只會無止境地墮落、衰敗，絕不會有社會進步。事實上，從1990年獲釋出獄，到2010年5月底申請公開絕食，20餘年來我沒有停止過抗議，為此付出了個人和家人遭受監視、軟禁、「內控使用」等種種非法迫害的巨大代價，而最讓我鬱悶的是，什么事情都幹不成——不管往哪個方向邁步，走不了幾步就會發現，一堵無形的高牆擋在面前。在此期間，我沒有得到過支聯會一分一毫的幫助，哪怕是一點點的精神鼓勵，李卓人等先生何曾有過半毛錢的「悲哀」？這大概和司徒華先生等人始終認為我們「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的證言是撒謊，是為共產黨遮醜，為此對我們非議不斷有莫大關係。更可惡的是，卻有許多人認定，像我這樣的「異議分子」，一定拿了諸如支聯會或西方機構的大筆資助！
這有什么關係嗎？有點關係（人心畢竟都是肉長的），但關係不大。「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我聽從的是自己內心良知的聲音，才不管誰會說什么——是送我鮮花掌聲，還是給我潑狗血。
究竟誰應該「悲哀」？是我們這些國內的「良心犯」，還是那些遠走境外安全地帶，專唱黨文化道德高調的人們？你們哪位什么時候放棄香港或者外國身分，也來國內當一回烈士看看？「人人都必須當烈士，不當烈士就是叛徒」的「全或無」極端主義價值觀，正是黨文化的一大特色。親愛的激進派先生們，我痛苦徘徊許久，現在總算是痛下決心，不再當「先烈」，退一步當「思想先驅」了——先驅和先烈的區別是，比社會平均水平超前一步是先驅，超前兩步，就成了先烈。現在，我要做點方法不同、但目標不變的，更有實效的事，把「先烈」讓給你們，讓給年輕人幹吧，這有什么好「悲哀」的？這20多年來，我高舉着「平反六四」的大旗衝鋒，回頭一看，跟上來的不過「小貓三兩隻」（抱歉，比喻而已），當今中國，正所謂「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躲起來」，這「先烈」當得也未免太窩囊，太寂寞，太不合時宜一點了，不是嗎？
中國的社會進步，中國的民主化，需要各種各樣的人，以形形色色的不同方法去推進，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世間只有一條路可走，推進民主只有唯一的做法是正確的。路只有一條，真理只有一個，這種「不和我一起走就是我的敵人」、「唯我獨革」的一元論不是別的，正是黨文化。
還有人指摘我妥協了，認為妥協就是大罪，就是投降、叛變。這又是不折不扣的黨文化，我們大陸中國人從小聽夠了這一套小兒科。正是這種決不妥協的黨文化作祟，柴玲才會高喊着口號「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差一點把數千廣場學生和市民帶入生命的絕境。她太年輕，不可能知道，共產黨的最高決策層從來都不會傻到「決不妥協」，那只是他們對普通黨員的宣傳鼓動，相反，他們在策略上極其靈活。如果沒有列寧和德國人簽訂割讓大片領土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蘇俄根本不可能生存；如果毛澤東不高喊「蔣委員長萬歲」，和國民黨妥協、合作抗日，共產黨也完全沒有機會在敵後擴張勢力，最終打敗國民黨。《易經》上有一句話說得更刻薄，叫作「小人知進不知退」！可惜1989年我不知道這句話，否則……事情結局也許會有所不同？不知道。
政治就是一門妥協的藝術。沒有1832年開的議會改革對工人階級妥協讓步，英國憲政可能被激進革命葬送；沒有所謂「康乃狄格大妥協」，美國制憲會議很可能乾脆散伙了，也就不會有美利堅合众國。美國憲法壓根兒就是妥協的產物。
但妥協絕不意味着放棄原則。我從來沒有說過，也絕不會考慮放棄原則和理想。都21世紀了，還要和如此众多的中國人作如此低級的常識性爭論，簡直匪夷所思。就這種遠低於常識的普遍認知水準，還胡扯什么推翻共產黨，什么民間的力量，從何說起？嗚呼哀哉。
別停留在「專制壞，民主好」的水平上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把人的需求區分為從低級需求到高級需求的5個層次，當低級需求得不到滿足時，人們發的牢騷是「低級牢騷」，反之，當高級需求不能滿足時發的牢騷是「高級牢騷」。同理，批評也有高級低級之分；我對民運一直有許多批評，但那都是建設性的「高級批評」。非常遺憾，太多的中國人的批評都很低級，始終停留在「專制壞，民主好」的水平上。朋友們，我們就不能提升一點，高級一點，上升到「專制怎樣終結、民主如何建立，才代價小收益大」的「建設性批評」上來嗎？我所謂「建設性批評」要符合兩條標準：
第一出於善意，希望中國好，也希望共產黨變好而不是倒楣；
第二，除了說得出哪兒不好、哪兒有病之外，還要告訴大家怎樣才能好，還要開出藥方，而且，這些藥方必須真能治病，而不是害死人不償命。
總而言之，你想贏共產黨嗎？那你就不能和共產黨一樣的水準，不能總是做「反對大共產黨的小共產黨」，不能走毛澤東「階級鬥爭為綱」的災難性道路，成天在內部搞抓特務抓叛徒；你必須在理論知識、政治智慧和道義良知等等各方面都高於他們，尤其是，你務必要徹底清理滲透自己靈魂深處的黨文化。否則，不要說引領中國的社會進步，你甚至可能落後於共產黨改革派的前進步伐。
敵我二分政治文化不破除，中國絕無前途可言！
周舵：別只停留在義憤
「處同一水平鬥不過共產黨」
「處同一水平鬥不過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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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25年後回顧「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呼籲，應該摒棄敵我二分的思維，超越義憤，集中精力思考事件深層原因，以及如何避免事件重演，走好民主自由的道路。他希望勿讓民間的「六四」情結跌入「黨文化」的臼，「和共產黨在同一個水平，就無法戰勝他」。
與劉曉波、高新、侯德健情况均不同，周舵是當年「廣場四君子」中，唯一目前仍留在內地又能較自由地發表政見的。
近年，周舵屢屢撰文呼籲，透過漸進式民主改革，先建立法治基礎，再逐步推廣民主選舉，是中國實現民主自由的最可行道路。在他看來，這條道路最主要的障礙之一，就是「黨文化」的思考方式。
「黨文化」 敵人不當人
周舵引用旅美學者余英時的話說，大家多關注共產黨對中國造成的表面破壞，即殺了多少人、迫害多少人，但未看到更深層的，與傳統道德、價值觀相違背的、反文明的文化，「這就是黨文化」。在周舵看來，根據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一旦把對方界定為敵人，關係就成了「敵我矛盾」，可以不把人當人，任意處置。
他說，這種黨文化已經深入每個中國人骨髓，除不思變革的官方鷹派，也包括民運人士，但不少人對此全然不覺。他說，現在人看「六四」，常帶着天使惡魔二分、敵我對立的情緒，而這種「六四」情結，就是馬克思主義、黨文化的思考方式，與階級鬥爭學說同出一轍。
深入骨髓 民運人士多不覺
「幹六四這樣的事就不是人，就是惡魔。這種想法其實就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周舵說，「六四」成因複雜，「應該理解成一次民族悲劇，是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路上重重跌了一跤，摔得鼻青臉腫，沒粉身碎骨就萬幸了。未來走向現代文明的道路，仍有不少萬丈深淵和地雷陣。」而知識分子的任務，在於思考「六四」成因，並在雷區插上警告牌，以免重蹈覆轍。「每個人都應該先反思自己，（對民主化）是否已經盡了責任，盡得好不好。」
應思考成因 免重蹈覆轍
他說，25年後回看「六四」，若仍僅停留在義憤階段，正如滿腔理想主義的的早期共產黨精英分子，「道德高尚，但知識淺薄」。「要受理性的駕馭，尤其不能被黑白二分的思維綁架……這樣才能高於共產黨，不然完全在同一個水平，怎麼能鬥得過共產黨？」
與劉曉波、高新、侯德健情况均不同，周舵是當年「廣場四君子」中，唯一目前仍留在內地又能較自由地發表政見的。
近年，周舵屢屢撰文呼籲，透過漸進式民主改革，先建立法治基礎，再逐步推廣民主選舉，是中國實現民主自由的最可行道路。在他看來，這條道路最主要的障礙之一，就是「黨文化」的思考方式。
「黨文化」 敵人不當人
周舵引用旅美學者余英時的話說，大家多關注共產黨對中國造成的表面破壞，即殺了多少人、迫害多少人，但未看到更深層的，與傳統道德、價值觀相違背的、反文明的文化，「這就是黨文化」。在周舵看來，根據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一旦把對方界定為敵人，關係就成了「敵我矛盾」，可以不把人當人，任意處置。
他說，這種黨文化已經深入每個中國人骨髓，除不思變革的官方鷹派，也包括民運人士，但不少人對此全然不覺。他說，現在人看「六四」，常帶着天使惡魔二分、敵我對立的情緒，而這種「六四」情結，就是馬克思主義、黨文化的思考方式，與階級鬥爭學說同出一轍。
深入骨髓 民運人士多不覺
「幹六四這樣的事就不是人，就是惡魔。這種想法其實就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周舵說，「六四」成因複雜，「應該理解成一次民族悲劇，是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路上重重跌了一跤，摔得鼻青臉腫，沒粉身碎骨就萬幸了。未來走向現代文明的道路，仍有不少萬丈深淵和地雷陣。」而知識分子的任務，在於思考「六四」成因，並在雷區插上警告牌，以免重蹈覆轍。「每個人都應該先反思自己，（對民主化）是否已經盡了責任，盡得好不好。」
應思考成因 免重蹈覆轍
他說，25年後回看「六四」，若仍僅停留在義憤階段，正如滿腔理想主義的的早期共產黨精英分子，「道德高尚，但知識淺薄」。「要受理性的駕馭，尤其不能被黑白二分的思維綁架……這樣才能高於共產黨，不然完全在同一個水平，怎麼能鬥得過共產黨？」
——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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