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从周德伟到哈耶克》，然后还有一个副题，就是《台北紫滕庐的故事》。我可能讲的，和前面韦森教授讲的，刘军宁讲的不完全一样，我并不直接讲哈耶克，我今天讲的这个人，可能有很多人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被历史的尘埃淹没。从这个人的经历，从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来看哈耶克对中国的影响，也许会提供另外一个视角。
在台北，就是在台湾大学附近，新生南路那个地方，有一栋房子，这个房子名字叫紫滕庐，这个紫滕，就是开紫滕花的紫滕，这个房子很有意思，很有来历，在日据日期，他曾经是一个日本官员的官邸，在1948年、49年国民党到了台湾之后，这个房子被作为当时财政部关税总署署长周德伟的官邸。这个房子在以前是一个官邸，现在是一个茶室，但同时这个房子也是一个文物，龙应台曾经说过，在台湾可能有几百家星巴克，但只有一间紫滕庐。这就说明，台湾人包括当局，对紫滕庐这个房子特殊的意义，比较重视。
大家看到的第一幅照片，就是我今天讲的主人，周德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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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周德伟先生 |
紫滕庐在台湾大学附近的新生南路，它的背后就是温州街，温州街第16巷是殷海光的故居，温州街十八巷这一带全是台北大学教师的宿舍，所以住了很多台北大学的教授。
我今天讲的周德伟，就是紫滕庐的主人。
周德伟1902年出生，是湖南长沙人，他在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预科，在北京大学学习。1933年的时候，从国民政府的铁道部公派到英国去留学，留学期间上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的经济政治学院，当时哈耶克就在这个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当教授，而周德伟到这个学校留学，他的老师就是哈耶克，所以在抗战前夕，周德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直接师从哈耶克的学生，所以我说，从周德伟到哈耶克，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交集的过程，周德伟是中国人当中为数非常少的哈耶克的直接的学生。
周德伟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从国外留学结束，回到了中国，去湖南大学担任教授。在1940年，他当选为国民党参政会的参政员，在1969年退休以后，开始系统整理自己的学术思想，其中主要的是翻译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在1974年出版。
今年春天，我和王瑛、蔡霞，还有一起去台湾，做了一次台湾行，我们碰到朱嘉明和黄江南，他们正好在台湾大学做访问学者，嘉明跟我讲，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周德伟是一个被历史尘埃所覆盖的人物，他讲这个观点，引起我的重视，为什么他这么一个人物，他会被历史的尘埃覆盖呢？这次因为要读哈耶克，因为我们要研究哈耶克，我们就希望能够把覆盖在周德伟先生身上的尘埃抚去，让他能够走近我们。
周德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首先是他是一个标准的，地道的儒生，因为他受过极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他的书房就叫做"尊德性斋"，但同时，他又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个儒生，这两者如此完美的结合在周德伟身上，他既是哈耶克的亲传弟子，经济学家，同时又在国民党党务系统和政府系统担任高官，长期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总署的署长，所以，有人在评价他的时候，说了两句话，说他作为一个儒生，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思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又融汇了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两句话，对他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描述。
首先我们看一下，周德伟在1920年就考入了北京大学，当时的北京大学分为预科和本科，他考的是预科，在那个年代，就是在1920年，五四运动刚刚开始的年代，北京大学和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处在一个集体左转的年代，因为北京大学有《新青年》，有胡适，李大钊，陈独秀，所以在当时的北京大学里面，这种左倾的思潮，是非常盛行的。在1921年，当时的邓中夏，大家知道这是中共创建党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还有罗章龙，他们邀请周德伟加入了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在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一个非常时髦的组织，这个学会的负责人，就是李大钊，学会里面有很多人后来都成为国共两党中常委这一重量级的人物。
邓中夏是湖南人，他和周德伟是老乡，他看到周德玮是一个穷孩子，家景贫寒，就找到周德伟，他对周德玮说，你每个星期到长辛店去一趟，去给工人上一次课，每个月可以给你30元的收入，去长辛店往返的费用，都由我们学会来承担。周德玮说，我读书都觉得没有时间，那还有时间去教书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学的青年，他到了北大之后，有大量的书籍要读，根本没有时间去教别人，去教书。当时邓中夏就反问他：你没有无产阶级意识吗？周德玮回答说，我只知道个人有意识，阶级乃是一个集体空物，既不能衣，也不能食，更不能思考，何来意识呢？邓中夏感到很吃惊，他说，你不相信唯物辩证法吗？周德玮说马克思的学说是易物以心，其中的问题太多。邓中夏当时非常生气，说，既然如此，你根本就不够资格做马克思研究学会的成员，周德伟也很强硬，说，你既然称为一个学会，就应该让人有研究的自由。你这么的固执，我愿意退会！所以，他从此和邓中夏分道扬镳，这也同时是和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观念的分道扬镳，据说后来李大钊知道了这件事以后，批评了邓中夏，李大钊说，你操之过急，致使本会失去了一位英俊青年。.
显然，我们要问，为什么那么年轻的周德伟就会和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呢？
这里面就有一段历史。
周德伟在1916年时，考入了长沙府中学，当时才只有14岁，这个学校曾经邀请章士钊到学校演讲，章士钊当时演讲的主题是《社会调合论》，他当时非常小，坐在第一排，听得眉飞色舞，校长在台上很奇怪，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去，问他，你这么小，听懂了吗？结果，周德伟把章士钊的演讲主要的内容全部都能复述出来，而且讲的很生动，滔滔不绝，校长太高兴了，马上就送他一套《甲寅》杂志。大家都知道《新青年》，可能不大知道《甲寅》，其实《甲寅》也是北京大学的一本杂志，《甲寅》创办于1914年，比《新青年》要早一年，《新青年》是1915年创办的，而且去《新青年》的很多编辑，原来就在《甲寅》这个杂志工作，但是《甲寅》和《新青年》是两个不同的刊物。如果说北京大学的传统的话，很多人都讲到《新青年》，从这个当中讲到自由主义的传统，实际上，《甲寅》这个刊物和《新青年》有很大的区别。
周德伟第一次接触到《甲寅》之后，就如饥似渴地读这个杂志，他自己在回忆录中说，这是他第一次从外界获得了西方自由宪政的知识。1963年时，他回忆说，"自从读了《甲寅》之后，我得到了人民保障自身权利的观念，及制度宪法上的主张，又得了人民授权政府的观念及保障人民的出庭状的办法。"就是说周德伟关于自由和宪政的观念，首先是来源于《甲寅》这个杂志对他的影响。
讲到这里，我要阐述一个观念。韦森教授在第一次演讲时，他讲到，从19世纪开始，以卢梭为起点，出现了一种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潮流，这种思潮在法国、德国、俄国，以及到后来的中国，慢慢地演变成一种主流意识，在英国的边沁，密尔等人的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这种思潮逐步发展成为，他们相信"社会制度是可以成为一个理性重构的对象"这么一个核心观念。这种思潮为后来政府的干预和社会体制的构建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正当性，这种观念，也直接导致了德国纳粹，和苏俄共产主义的兴起。
在1929年和1933年的西方经济大萧条当中，对比苏联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成功，更是让这种思想甚嚣尘上。在中国，也深深的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包括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拐点，那么五四运动的符号性标志，就是北大的《新青年》杂志。
现在来看，《新青年》杂志有两个激进，一个是文化的激进，就是反传统，打倒孔家店；一个是政治激进，这种政治激进，就是扬苏俄。这种文化的激进是源于当时流行的法国大百科全书派，大百科全书派在当时是法国很有影响的主流意识，他们是反上帝的，公开打出无神论的旗号，反传统、反信仰。中国当时受到这种激进主义的影响，形成一种文化激进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表现在五四运动期间，就是打倒孔家店，摧毁儒家。
五四运动当时所提倡的民主，在边沁这类人物的观念，即"社会制度是可以成为一个理性重构的对象"这种核心思想的演变下，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民主，在中国就逐步演化成一场改造国民性的运动。
从当时的代表人物鲁迅的作品《阿Q正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笔下，民众全部都是愚昧的，是群氓，民众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民众不能成为社会的主人，反而是包袱，是国家长期落后的原因所在，因此，社会要进步，首先必须改造国民，而改造国民，就要改造传统文化，要抛弃传统文化，《新青年》在当时就充当了这么一个角色。
而在这个背景下，周德伟并不认同以《新青年》为主导的这种价值观念，他在自述中表示："我常常感到，革命的事业只应革社会腐败之命，不应革社会基础之命。"他说，"传统文化之累积，岂能一朝即革，……如必欲尽去旧有之传统而后快，则真历史文化发展之罪人也……文化只有演变及进步，非革命可施之对象。"周德伟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赞同《新青年》的文化激进主义，反传统，更不赞成他们扬苏俄这种观念。
前面讲到，中学校长送给周德伟一套《甲寅》杂志，后来他在课堂上偷偷的看《甲寅》杂志的时候，被老师发现了，刚好这个老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的思想也很赞成严复的观念，当他看到一个中学的小孩子在偷偷地看《甲寅》，非常喜欢，就送给他严复翻译的三本书，包括密尔的《论自由》，要他慢慢的读，不懂的地方来问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周德伟就吸取了《甲寅》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所以，就政治取向来说，《新青年》杂志是以法兰西文化为主导，而《甲寅》杂志是英伦的保守主义自由传统所主导的。
下面我再介绍一下周德伟和哈耶克的交往。
在1933年时，周德伟获得一个从铁道部公派留学的机会，去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读研究生。
大家知道，1931年，哈耶克发表了一本《价格与生产》的专著，挑战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凯恩斯，引起很大的轰动，他因为有这个学术成就，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获得了教授的席位，
哈耶克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获得这个教授席位是在1931年，而周德伟去这个学校留学是1933年，根据周德伟的回忆，准备去读研究生的周德伟，首先去见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罗宾逊教授，罗宾逊说，你要给我你的大学本科文凭。周德伟在北京大学上过学，但是他并没有拿到文凭，因为他从预科考上本科后不久，由于父亲病丧，就离开了北大，他在北大没有毕业，所以他没有拿到毕业文凭。罗宾逊讲，根据我们学院的规定，你没有本科毕业的文凭，是不可以读研究生的。周德伟说，我虽然没有本科文凭，但是我建议，你对我进行一次面试，你看我是不是具备有一个大学本科的资格，罗宾逊就提了一些问题，结果他们一交流，罗宾逊就发现这个人很了不起，他的知识远远超出了所谓的大学本科，而且他的英文、德文非常好，罗宾逊当时就让他去见哈耶克。
周德伟见了哈耶克，由于他已经读过了哈耶克刚刚出版的德文原著，所以，他跟哈耶克交谈的的，都是刚刚出版的书籍的内容。这一点令哈耶克非常的吃惊，也非常的高兴。周德伟跟他说，我刚刚读了你的专著，维克塞在中立货币主义当中有很多的矛盾，但是你的文章和你书籍当中廓清了维克塞的理论体系，有很大的贡献；你所提出的三角立体分析的方法，可以开完整的集成分析研究的大门。哈耶克听周德伟和他的交谈，感到很震惊，他没有想到，一个从中国来的学生，竟然如此的熟悉他的学说思想。
那天在台湾的时候，嘉明特别说到，在那个时代，在民国那个时期，中国的学术思想，包括出版物，和世界是完全同步的，你看他当时在中国，就完全有条件读到这些西方刚刚出版的学术著作。
在这个情况下，哈耶克就和罗宾逊商量，先让周德伟读哈耶克的货币理论，然后做一次考试，如果他的学业成绩优良，就补授予他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学士学位。
后来，周德伟就开始进一步接受哈耶克的学术思想，然后做了一次考试，结果考试的成绩非常优秀，伦敦经济学院就破格授予他学士学位，同时录取他进入研究室，读博士，进入研究室之后，哈耶克就成为周德伟的指导教授。
他自己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进入研究所以后，选择哈耶克为指导教授，对他所主持的讨论班，从未间断地参加，仍每二星期访问罗宾逊一次，报告学业。对负盛名的拉斯基（H.J.Laski）、汤纳（R.H.Tawney）及希克斯（J.R.Hicks）等人，在课业外各自仅会谈一次。留英三年，从未涉足舞场和电影院，故余号为留学生，始终不能舞蹈，并不解音乐和西方美术，后者实在为我一个大缺陷。这是说他在哈耶克时代的读书非常的认真，全身心地做哈耶克的学生，研习他的学术思想。
后来哈耶克跟他说，我希望你选一个题目作为博士论文，但是周德伟说，我是为求学而来，不是为博士而来，哈耶克说，我听说你们落后的国家都很重视外国的学位啊，难道你回去以后，你说你留学三年，就拿一个学士学位吗？周德伟说，我在中国的朋友都不重视此物，哈耶克说，那这太好了，你就在我指导下读书。
在读书的过程中，哈耶克首先指导他学习英国的休谟、洛克等人，这些先于亚当斯密的经验学派，并且跟他说，他们的学说并不轻视心性之伦理，且通于经济，实在是亚当斯密的先河，然后，哈耶克又对他说，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通货派及银行业务派的争论，要加以注意，你只有知道这个，才知道凯恩斯的著作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贡献，而且，其通胀的政策，将会遭致经济解体，将会遭致重大的危机。
而且哈耶克还进一步指导他学习康德，和以后的德奥的知识论，米塞斯的共同经济，还有萨维尼的《罗马法大系》，哈耶克告诉他，你只有知道了这些，你才会知道马克思实在是邪魔外道，不值一驳，其武断、庸俗，尤甚于彼初所信奉的黑格尔，黑格尔的哲学早已被摒弃，何况马克思？所以，周德伟说，我相信唯物主义在理论上绝无法与古人抗衡，我等行见共产主义者，将被迫放弃理论上之斗争，只能做政治斗争，鼓动落后民族之群众，夺取政权而已。
从上述可以看出，哈耶克的确在这些方面给周德伟很多很重要的思想的影响，以致于周德伟感叹，"我以后一生与唯物论之异，反对一切极权主义，即形成于留学时期。"
1936年的时候，周德伟离开英国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到了德国去柏林大学哲学院读研究生，在这个过程中，哈耶克亲自给米塞斯、卢布克写了信，让他去了德国。就是说，哈耶克在周德伟整个西方留学期间，一直是他的老师和指导者。
第三部分，我再介绍一下周德伟留学回国，他从哈耶克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以后，回到中国以后所做的事情
周德伟1937年回国，这时还是抗战时期，首先在湖南大学经济系任教，在任教期间，他办了一本杂志，叫《中国之路》，这个杂志的核心思想，就是传播英伦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周德伟说，我在伦敦既熟闻凯恩斯及奥地利学派的争论，斟酌实情，乃毅然采取米塞斯、哈耶克的论据，主张自由企业，反对当时流行的统制经济，并驳斥唯物论及任何形态的计划经济，影响颇深，湖南大学经济系学生，遂无左倾思想。
在现在湖南大学的大学志里，有这么一段记叙：周氏传播英奥及北欧诸国学说，阐发自由精神，力辟共产主义，并对抗当时统制经济之潮流，由是经济系从游者日众，成为最大之一系。后来文法学院学生，出而应试，内皆忠贞不屈，勤勉自守，绝不受共产主义的之煽乱动摇，实足先生讲学之风，足以召之，周氏之学不限于经济，其研究之兴趣，扩展至政治、法理、伦理、哲学等科，而周易东西圣德新进之学。二十六年文学院长李寿雍先生创办中国之路半月刊，周德伟为主编，发表政论甚多，自称为主观学派，极尊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
所以，我们从湖南大学的大学志文中，当时周德伟回国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弘扬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抗战期间，主张自由经济，而且办杂志。
第二件事情，他在1940年当选为国民参政会的议员，同时转到中央大学做教授，在国民参政会上，周德伟发现国民党的高层人员大谈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在思想上确确实实受到了共产主义的玷污，他奋起辩论，驳倒了只待大会形式通过的粮食公卖及限价方案，这在当时使周德伟在国民党参政会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他本人的自由主义倾向，凡是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东西，他都本能的给予反驳或反对。
在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要征收财产税，和强制收购黄金和美元，并限定物价，周德伟听到之后，感到非常的震惊，他立即去见财政部长俞鸿钧，他说，这个东西肯定不行，如果要执行，肯定会遭到全国经济的大乱。财政部长问他，你知道这是谁的决议吗？这是中常会的决议！周德伟说，中常会的决议也有错误的时候，德伟明知其不可，如果含默不言，有违君子立身之道，但是部长一意执行，其后果严重，全部由部长负责。俞鸿钧部长一听就很紧张，问他该怎么办。周德伟说，你将我的文章签报行政院长，由行政院院长邀请专家研究。俞鸿钧就按照周德伟的意见，把他的反对文章签报给行政院，使这个方案就推迟了两年，本来是1946年他们提出来的。
但是两年以后，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他当时所推行的这套办法，就是当年中常会的这个决议方案，在推迟两年以后，拿出来强力执行，后来证明，这是导致国民党在大陆崩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原因，因为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由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推行这种强硬政策，导致中国货币体系的崩溃，因为通货膨胀而货币体系崩溃。失去了上海，国民党就失去了大陆，所以回过头来看，国民党的上层，如果当时听了周德伟的意见，不按照这种计划经济和集权主义的方式去做的话，肯定他不会崩溃的这么快，当然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一个历史的经验，后来的确证明，周德伟的意见是正确的。
国民党退败台湾以后，西方的媒体和西方的舆论，对周德伟评价甚高，就是因为在上海这件事情上，体现了周德伟的远见卓识，当然他的这个思想，是来源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所以当时西方就有一种舆论，国民党退到台湾之后，周德伟应该是当时台湾行政院院长的最佳人选，非他莫属，这一点引起了蒋氏家族，大蒋小蒋对周德伟的警惕，不仅没有让他当行政院长，反而让他更进一步的边缘化。
1969年，周德伟从财政部关务署署长的位置上退休。退休以后，有了充分的时间，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译哈耶克的《自由宪章》。
大家知道，1960年，哈耶克发表了全面论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力作，就是《自由宪章》，正是这部著作，确立了哈耶克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中的地位。周德伟是能够接触到他的大量著作和文章的。因为据我所知，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哈耶克曾几次去台湾访问，他都和周德伟有密切的交往，有时是由周来充当翻译。
在哈耶克众多的著作当中，为什么选择翻译自由宪章呢？
因为周德伟认为，在哈耶克众多的著作当中，《自由宪章》是一个代表作，甚至可以顶替密尔的《论自由》，也就是由严复翻译的《群已权界论》。他认为，哈耶克在处理自由主义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要远远超过密尔，所以，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翻译这本巨作。
周德伟有非常好的儒学功底，他的文字是非常棒的，在翻译的过程中，完全遵循了信达雅这个标准，他不拘泥于形貌，有时在形式上并不一定要保持文字的原貌，而是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理解，把他翻译出来。
在台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叫夏道平，他是雷震的《自由中国》这本杂志的主笔，据说在《自由中国》的社论当中，有大部分文章，是出自夏道平的手笔。夏道平和周德伟两家住的非常近，他也住在温州街这一带。两个人步行大概十分钟就可以到。夏道平曾经写文章回忆，周德伟在翻译自由宪章的过程中，他们两个人的交集，也就是每当周德伟有一个很好的收获，有一个很好的感觉的时候，去找夏道平，进行一个分享，就一个词究竟怎么翻译，能够准确的表达哈耶克的思想，他们会反复磋商。
《自由宪章》这本书是1974年在台湾出版的，可以说，把哈耶克引进到中国，引进到台湾的第一个人， 就是周德伟，他在这个方面，是功不可没。
1974年这本书出版以后，从1975年开始，周德伟开始写另外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当代大思想家哈耶克综述》。这本书一共写了26篇文章，分成四个篇章，第一个篇章，是社会哲学和法治思想，第二个篇章是经济学理及政策，第三个篇章是中立货币论，第四篇章是具体问题的研究，这本书是周德伟先生在出版了他的《自由宪章》以后，进一步全面的介绍哈耶克的一本专著，而且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由哈耶克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我看到了哈耶克由英文写的这个序言在这本书里，2005年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名字叫《周德伟论哈耶克》。
在了解周德伟的过程中，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像周德伟这样的一个人物，无论他的个人修养，人品，还是对东西方文化的丰富知识，学贯中西，他为什么会被历史尘埃所埋没？我们在去台湾之前，就不知道有周德伟这么一个人物，如果不是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接触，我们就不会知道。这一点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他之所以会被历史的尘埃所埋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人的定位，就是我们对周德伟先生的历史定位 。
首先，周德伟究竟是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反革命者？
周德伟的父亲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周德伟本人在北大的时候，就加入了国民党，从这一点讲，他应该是一个革命者，在那个时代，他肯定是一个革命者。但是他对革命的理解，或者说他对革命的立场，不是那种苏俄式的以革命的暴力激进来荡涤一切社会的大革命者，就是说他不支持暴力革命的这种理念，周德伟讲"革命的事业只应社会腐败之命，不应革社会基础之命。传统文化之累积，岂能一朝即革"，所以，他不是苏俄式的革命的激进主义革命者，而是一种英伦式的传统的保守的自由主义的革命者，他的革命史观，和我们从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社会主流的革命史观，是不一致的。
在这种主流的革命史观，从我们历史的叙述来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我们形成了一种，唯有通过大规模的暴力的激进革命，中国才可能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这样一个理念，应该说，国共两党所秉承的都是这么一个观念，只是有程度的不同而已，当然也因为程度的不同，以至于在1949年以后，国共两党开始发生了分化，国民党在蒋经国时代就开始慢慢地走宪政民主的道路，而中共在大陆上依然还是坚持这种革命史观，所以才有后来的肃反运动，土改运动，反右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把这种激进的暴力的革命观念，持续的强加于社会，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周德伟先生对共产党的极端革命一直以严辞的抨击，包括对国民党，对孙中山的主张，他也毫不讳言，对那种暴力激进革命，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一直予以坚定的反驳，这样一个自由的传统的知识分子，站在国共两党这种革命的立场，都没有办法来接受，而且他在经济上，是一个坚持哈耶克自由主义理念的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从他第一次当选为国民党参政会参议员起，他就对集权体制的计划经济予以严厉的批驳，以至于后来对上海打老虎的坚决反对。他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学者，所以他在整个国民党内部是孤立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是非常孤立的。
我再补充一点周德伟对胡适的看法。
胡适在1919年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有非常大的影响，到台湾以后，他与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是在倡导自由主义，但是周德伟对胡适的评价并不是很高，因为他认为在胡适这种人在文化上是激进主义，有反传统的历史，精神上是受到罗素，杜威，法国大百科全书派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同时在政治上是软弱无能的。这种文化上的激进和政治上的软弱，构成了胡适的特点。周先生对胡适的立场，政治判断力，都有质疑，特别是对胡适坚持砸乱传统文化的主张，一直给予严厉批评。
当然，他们两人也有交集，胡适到台湾以后，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应该说是在很重要地推动着台湾的民主和自由观的增长，在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当中，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殷海光，一个是夏道平。
周德伟先生从1951年开始，就在紫滕庐这个房子里面，经常开茶会，请一些学者来聚会，慢慢的紫滕庐就成为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集中的大本营，在经常来的这些人当中，象张佛泉、徐道邻、殷海光、夏道平都是这里的常客，这里我觉得首先要讲殷海光。
殷海光在这之前并不了解哈耶克，由于周德伟先生坚持在他的紫滕庐里面开茶会，召集这些学者来谈论时政。殷海光在这里接触到哈耶克以后，受到周德伟先生的影响，开始翻译《通往奴役之路》。
这几张照片，一个是殷海光的故居，
我刚才讲，殷海光的故居在温州街16巷，离紫滕庐步行也就是五、六分钟。另一个是《自由中国》杂志的照片，
第三张照片是紫滕庐的外景。
殷海光由于受到周德伟先生的影响 ，是周德伟先生把哈耶克介绍给殷海光，影响到殷海光的思想，使殷海光开始翻译《通往奴役之路》，这是殷海光参与了紫滕庐之后的事情。
夏道平是周德伟的好朋友，他们在讨论翻译《自由宪章》的过程 中，有很多的友谊和故事。殷海光又影响到林毓生，大家会在五月上旬到上海去，与复旦大学韦森老师一起去听汪丁丁和林毓生的讲课，林毓生就是受到殷海光的影响。
我们来理一个谱系，就是说，哈耶克影响到周德伟，周德伟影响到殷海光，殷海光影响到林毓生，这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也可以说在中国传播影响的一个基本的体系。
林毓生是1934年出生的人，他师从哈耶克是1960年，而周德伟先生师从哈耶克是1933年，你可以看出时间的概念。殷海光是1919年出生的。
最后，我想再回到紫滕庐 ，周德伟到晚年的时候，去了美国，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的特务开始迫害他，经常监听他的电话，检查他的邮件，给他很多不礼貌的待遇，一怒之下，因为他的小孩在美国，他就去了美国，他的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美国度过的。
周先生去了美国以后，他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儿子，叫周渝，就把这个房子加盖了一下，做了一个茶室，周渝对禅宗，对佛学，有很浓的兴趣，而且他对文艺很有兴趣，象他父亲一样，召集很多人在这里谈禅，谈文艺，成为一个公共活动的场所。在1997年的时候，国民党的财政部要收回这个房产，理由是这个房子是财政部分给周德伟的宿舍，周德伟不在了，这个房子是国有财产，应该收回。这个行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个是周渝先生觉得不能轻易交出这个房子，而财政部要收回这个房子，因此就打起了官司，据说当时的报纸上每天都是关于紫滕庐的一些讨论。后来，陈水扁的一个幕僚长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点文章，有一次，陈水扁出国回来，这个幕僚长去机场接他，建议他到紫滕庐看一下，因为，紫滕庐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在陈水扁年轻的时代，他们反对国民党，反蒋的历史，也是长期在紫滕庐集会的一个角色，所以，他就听了这个幕僚长的意见，就从机场直接去紫滕庐看了一下，当时就有很多记者到了现场，这个事情对于周渝坚持要不交出这个房子，当然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春天去紫滕庐的时候，刚好周渝先生不在，他的太太林惠峰，现在这个茶室的主人，她说，周渝先生去参加坐禅了，不在。我就问她，你这个房子现在能够保存下来，究竟马英九的作用大，还是陈水扁的作用大，林惠峰女士告诉我，客观的讲，当然是陈水扁的作用大，她肯定陈水扁在里面的作用。
后来，龙应台当了台湾的文化部长，上台以后，做了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她要让台北文艺的古迹做一个自救的行动，她认为，在紫滕庐这个房子中所承载的历史符号，非常有意义，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茶室，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和文化的符号，由于她的这个观念，龙应台本人亲自在紫滕庐做了个茶会，邀请台湾各界，包括文化名人，对提升台湾的文化面貌来建言，这个活动，也大大提高了紫滕庐的地位。
照片中那个不锈钢牌子的铭牌，就是台湾政府授予紫滕庐的一个铭牌，就象我们大陆政府现在所说的市级文化保护单位，类似的一个铭牌，这个铭牌就把紫滕庐的文化符号，历史意义给稳定下来。
因为时间问题，我想结束今天的讲座，我刚才在开始的时候说了，我不是研究哈耶克的专家，我来做这个讲座，是很勉强的，但是我想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故事，从紫滕庐这个房子讲到周德伟这么一个人，我想这个可能会给大家读哈耶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我们看看哈耶克如何影响到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回来以后有哪些实践，这些实践对我们的今天又有什么启示和意义，我觉得这么生动的一个人物，他本身所承载的这个信号，加上紫滕庐这栋房子历史的意义，如果我讲的这个故事对大家读哈耶克，理解哈耶克，理解自由主义思想的理念，有所帮助的话，那我就非常高兴了。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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