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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989年6月2日 周舵、刘晓波、侯德健、高新在天安门宣布绝食 |
25年前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屠杀发生在春末夏初，它不仅伤害了无数青春的生命，也扼杀了国家政治文明的进程。天安门广场不仅成为中共领袖的永久墓地，也成为政治文明或政治改革的墓地。
八九之后，政治领域一直倒退
我是1988级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八九学潮我全程参与。从4月17日第一次到广场以纪念胡耀邦的名义向纪念碑集体献花，到六月四号清晨撤离广场，我亲身经历的那一幕一幕仿若发生在昨天。许多场景刻骨铭心，一场和平的运动，最终成为震惊世界的血案，至今我们没有看到当局的反思，但参与者们的纪念、反思、忏悔、甚至以宗教的情怀宽恕，25年来不时见诸媒体、网络。
我们看到了最残酷的结局：25年来中国政治领域在不断倒退，公民社会遭到严酷打击、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空间逼仄，政界与学界一代改革者被清除出主流社会甚至流亡海外终生不归，天安门广场不仅成为所谓的人民领袖的永久墓地，也成为政治文明或政治改革的墓地。
当局有没有反思与纪念？他们当然有他们的方式，每年六四在天安门广场或北京隆重戒严，对民主人士进行贴身布控或强制旅游，带红袖章的大爷大妈把住胡同各个出入口。这就是当局的纪念方式，而对任何倡导民主宪政的个人、组织进行监控、打压甚至拘捕，把民主的种子消灭在萌芽状态，不允许任何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发生、加强对大中小学学生的政治洗脑，这些都是他们吸引六四"教训"后，不仅不开放社会，走向政治文明，反而用政治愚民与高压政治，来稳定一党极权统治，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一些人总是会说"如果"：如果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就会激起人民的全面起义与反抗；如果学生及时撤出广场，强硬派就没有出兵北京的借口；如果赵紫阳不抖出邓小平幕后听政的内幕，邓小平就不会对赵与学运痛下狠手；如果当时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不激烈对抗江泽民，江泽民就不会立场坚定地封杀导报，邓小平就不会选择江泽民。甚至还有人上溯到清末：如果大清立宪成功，就不会有百年革命之乱了。
有一些细节现在透露出来，确实令人唏嘘，邓家确实通过某些渠道想让学生们撤出广场，以避免最惨烈的事情发生，八九学运之前，全国人大已开始在深圳试点民主选举，而土地私有化，也列入政府改革日程表，八九之前，改革派某种程度上在体制内占有主导地位，而六四血腥镇压，极左势力敢于突破人伦底线，敢于在广场上大开杀戒，改革力量大溃败。血的历史可以唤醒人们起来抗争，但也会使一代又一代人面对残酷的现实，对政治抗争㦗若寒蝉。
面对历史说如果，它只能透露出一种情感上的遗憾，历史结果有其偶尔性，动机与结果错位现象屡屡发生，所谓塞公失马，焉知非福，就是这个道理。
柴玲公开信为什么激起众怒
我们书写历史时，会考量历史进程中个人与群体的动机、发展过程、最后结果，可以说，八九学运或民运的社会动机是纯正的，学生与运动参与者们要求的是自由民主、反依法腐败，纪念有正义感的胡耀邦，为胡耀邦主持公道，要求与政府当局就一系列政治问题公开对话，而整个学运过程也是和平、理性、合法的，近二个月的过程，数千万计人次的参与，没有因学生过激行为导致暴力事件发生，不仅如此，学生与民运人士也是运动过程秩序的维护者。无论是外地学生坚守广场，还是市民与学生共同拦截军车，都是公民合法的抗争行为，所有的不义与非法都在政府一方，这样合法、和平的运动，最终被暴力血腥镇压，最应该反思与忏悔的是当局者。
柴玲致六四母亲的公开信居然认为当年自己热血青年，如果不上街不坚守广场，而是静静在在室内祷告，上帝会听到自己的声音，会拯救中国。而天安门母亲们也不要再为六四悲哀，不要因政府不平反六四而纠结。甚至在前二年，柴玲在六四纪念之时说过，他已宽恕了李鹏邓小平与冲进广场的士兵们。
恶的历史还没有终结，屠夫的刀还悬在空中，柴玲就开始宽恕造恶者了。
因为柴玲已逃离了困境与苦难，因为柴玲有了信仰与皈依，过去的苦难对她来说已是如烟往事，挥一挥手，就可以让历史的苦水不再在她心中存留。柴玲可以做到，但丧失亲子的母亲们无法做到，无数仍然受极权侵害的人们无法做到。关于宽恕与和解，我们从南非社会转型过程中可以看到，是伟大的宗教精神，使南非出现种族和解，新的民主政权主导的社会，通过真相与问罪、通过宽恕与和解，使南非获得新生。
但，柴玲应该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南非主权已回到人民手中，人民主导的政府在审判殖民做恶者的时候，首先还原历史真相，通过法庭审判问清当事人罪责，在此前提下，开始宽恕与和解，现在中国八九民运与六四事件在主流社会还没有真相公开，更没有对造恶者决策者进行历史与现实的审判，如此超前消费宗教精神中的宽恕与谅解，这并不是在安慰受难者群体，也不是弘扬宗教精神，而是面对恶行假装仁慈，无视整个中国仍然在苦难中无法自救。
如果柴玲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话，她应该像比尔－盖茨那样把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设立八九受害者救援基金，让那些流血的家庭不再流泪。每年口头上隔空呼喊宽恕与谅解，完全是扯宗教的旗帜，为自己的应付的责任遮掩。
八九民运的文化与思想遗产
八九民运25周年之际，退休的原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到湖南参观了胡耀邦故居，也许仅是表达了他个人对当年受不公正待遇的提携过他的恩人的追思，并没有任何其它政治信号可供解读，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胡德华，仍然在体制内做着某些政治改革的呼吁，一些海外民运人士号召人们重返天安门，把纪念活动推向一个高潮，六四"黑手"之一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而身陷囹圄，并荣得诺贝尔和平奖，因六四而逃离中国大陆的中共体改核心人物陈一咨在胡耀邦忌日前，病逝于洛杉矶，六四学运重要人物王军涛在纽约，作为中国民主党主席，仍然在为中国民主进程而奔走呼号，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在台湾做教员，前不久与另一位八九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共同出现在台湾反服贸学运中，除了不时发表批评大陆当局，他们身居海外，已没有当年那样领袖效应，六四逃亡者吴仁华，致力于为八九历史真相而独立书写，八九编年体纪实，也即将出版问世，尽管他生活艰难，但矢志不改初衷。最令人感动的是香港人，持续二十多年，年年发动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并矗立民主女神像，而六四博物馆也在世界各地建立。
中国官方，从六四刚发生时高调表彰那些镇压和平学生市民的牺牲军人，到淡化处理甚至不谈、禁谈八九六四，完全用他们自己所言的历史虚无主义方式对待六四，官方甚至改变对六四的公开表述，不再像当年那样提六四暴乱，而是以六四风波或八九风波称之。每到六四到来之时，他们严控天安门母亲或与八九已运有关的民主人士，让这些人旅游或被软禁在家，因六四而被拘捕的著名记者高瑜，最近失踪，赵紫阳当年的秘书鲍彤则一如既往地仗义执言，为高瑜女士写文章公开呼吁。
25年来，海外民运力量没有因六四而形成强大的组织，也没有形成有体系的思想，尽管陈子明在努力写作与思考，周舵也有心得，而刘晓波有零八宪章问世，陈一咨、胡平、吴国光、吴伟等也颇多的记录、研究与思考，但没有关于八九六四的年度论坛，有影响力的巨作问世，这些都与宏大的史诗一样丰碑事件不成比例。
无论是八九纪念性组织还是八九思想与评论，都是散点透视，没有发挥焦点力量。当年学界与知识界或思想界还有某种契合，但八九民运失败之后，学界与知识界更趋于分离状态，陈一咨告别会上，并没有学潮运动的学界代表出现，就是一例。
职业民运人士是需要政治性的供给的，海外民主供给力量是微弱的，这有民运人士自身的原因，但华人社会不关心政治或害怕卷入政治，则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当年六四之后，美国政府对大量中国人派发绿卡，这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因六四而在西方国家受益，但现在这些人有多少还感念六四那些遇难者，并对六四逃亡者与民主力量给予一定的捐助？
从2012年中国政治转型研讨会到纪念陈一咨追思会，我们也看到像胡赵纪念基金会这样温和理性、偏中右的海外机构，正在发挥一定的影响力，由于组织者并没有卷入一些矛盾与理论之争，所以，能组织不同层次不同派别的力量，共同探讨问题，在海外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样的海外机构能与中共直接的政治对话，可能还有一段距离要走。
要战胜中共先要超越"党文化"
刘宾雁、陈一咨等这样的民主人士，晚年之时都希望回国，但最终也只能骨灰归故里，有人说中共没有自信，太害怕民运人士了。其实这是中共的政治惯性所致，只要当年形成某一项规定，后来的政客如果没有强大的改革精神，这项决定就会永远发挥作用。一些部门将这些流亡的民主人士视同国外敌对势力，有了这些敌对势力，有关部门就有存在的理由，并有申请巨额经费的机会。
制造敌人，是一些部门利益需要，同时也是政客的病态心理的需要，有了这些敌人，制造某种紧张感，对内威胁民运人士，对外扩大自己的势力地盘。
中共对六四耿耿于怀，深藏仇视与敌意，但民主阵营却发生着巨大变化，尽管有重回天安门广场这样的激越行动的发起与倡导，天安门广场具特殊的象征意义，但占领它需要巨大的政治与经济成本，如果数以万计百万计的人云起响应，也许可以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事件，但少数人如果旗帜鲜明地到广场公祭六四，必然会身陷囹圄。
从清明节到林昭忌日，人们前往文革受难者林昭墓地纪念，都被严加禁止，并有上百人被拘审，这个政权已然在把自己捆绑在毛时代的战车上，与民主为敌，继续独裁专政恶梦。
我们应该正视现实：大量的学者在大陆，或者在体制内，希望人们都像独立学者或海外民运人士这样自由发言、激烈批评大陆当局，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一种幻想。鼓吹革命、激情呼喊都是容易的，行动的力量在哪里？革命的资源在哪里？一位网友在家里发一则贴子，警察可以几小时之内上门传唤，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小群体作为对抗的力量，都极其薄弱，现在即便有群体事件，也是即兴式的，与警察、城管或强拆人员在公开场合使用暴力有关，人们没有组织、没有政治诉求，完全停留在自然暴力层面，传统意义上的革命，理论上、现实中都没有空间与基础。
仍居国内的广场六君子之一周舵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得好，应该摒弃敌我二分的思维，超越义愤，集中精力思考事件深层原因，以及如何避免事件重演，走好民主自由的道路。他希望勿让民间的"六四"情结跌入"党文化"的陷阱，"和共产党在同一个水平，就无法战胜他"。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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