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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012年6月某日三个网友合影（左起）：赵常青、艾未未、艾晓明 |
写下这行字，觉得可悲又可笑；仿佛有人死了，我们在开追悼会一样。但是我的心情，和真正去追悼朋友，也没有什么两样。追悼会上，我们哭上一次，此后也要放下。朋友去了天堂，尽可追思，但我们也深切地知道，再没有什么尘世的力量能够加害于他们。但是活人被关进牢房，如王全平律师曾经体会到的，连放屁也要练出不响不臭的本事；还要忍受各种难以想象的邪恶，深更半夜叫起来，回答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回到牢房又不能安睡，满怀对亲人的歉疚。这不是比活见鬼更加糟糕的一种经历吗？
前一向时，我怀念丁家喜、赵常青、许志永诸君。家喜是湖北人，去年春节前还来过我家，他留下一个有民国风的茶叶盒子，当时他说，这是我曾经喝过的最好的茶叶。我说谢谢你啊，现在不用警察请喝茶自己请自己喝茶了。在家喜失去自由后，我还常常在他坐过的桌子前发怔。他曾经在这里用电脑，联系朋友，在skype 上跟这个那个大声说话；现在他会想念推特、skype 、google +的日子吗？家喜被抓后，我听说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中国，现在自由的土地上。我深为之感到庆幸。但话说回来，现在连律师存钱也不让，那谁给家喜送钱呢？没有钱，这位北航毕业、爱打网球高尔夫球的大律师，连个方便面可能都买不起啊。
丁家喜等新公民案诸君被捕，无疑是一场公共灾难。但是，现在救人的人太少，救也救不过来，捞也捞不上来。正如四川好人谭作人一样，谁都知道他没罪，那又如何，照样在牢里扛了五年。去年雅安地震，直到得知谭作人安好，没有被砸死在雅安牢房里，我的心才放回肚子里，大叫一声：老天有眼！
我与这些朋友们，在各种场合见过面；有过或浅或深的交流。说浅，有时也就是一面之交；说深，即是人之相知，一定要用语言吗？就说胡石根老师，一个为自由民主的理想和信念扛过十六年牢狱之灾的人，见面除了鞠躬致敬，还用废话什么呢？
我第一次见赵常青，可能就是在公民王荔蕻的庭审时。我在外面拍摄公民围观，这家伙背对警察肃立的警戒线，阳光灿烂地对着摄像机说：我结婚了，我给王大姐送喜糖来了。2012年夏天，那场北京的大雨之后；他送我到肖国珍律师的家里，我对肖律师做了个采访；常青在旁边的沙发上倒头便睡。那时，他刚有了儿子小象，我估计他在蜗居带小婴儿，一定累得够呛。
我和常青也曾一起赴艾未未的饭局，记得当时常青好像是谈了一通祖国统一的意见。艾未未貌似迷惘地诘问他；常青更执著地阐释。他们俩在不同的话语和行为的轨道，但可爱之处则有目共睹。常青的个性深深打上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精神，这样一种纯正的气质在人世间颇为稀疏。
浦志强在代理广东奥美定美容伤害案时来过广州，他之风度翩翩，已经红遍媒体。只是一上餐桌，帅哥就露出胆怯。然后就解释说有糖尿病，每天还要打针；印象中他好像是随身带了注射器。2011年谭作人二审，我到成都，也跟拍了浦律师夏霖律师的工作，这些影像留在纪录片《国家的敌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里。那时他开始玩摄像机，大个子拿个小东西像在琢磨玩具。但前不久，我就看到他的大作了。我认为，有关湖南永州双规案的采访、记录，是这个时代非常卓越的纪录片。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好像这个纪录片不过就是电影术语中的大头说（talking head),但是，它作为独一无二的视听证言，已经具有充分的纪录片的价值。
我读过徐友渔老师的文章，几年前，为找一位失踪朋友，我对他做过一次采访。友渔住在京郊小区的一座塔楼里，家里很静。我们在俯瞰楼群的书房里交谈，后来友渔的妻子回来；她是医疗专家，每天要坐班。我们到附近吃了四川火锅，然后友渔帮我背着相机包，一直送我到地铁口。友渔的学问我就不评价了，众所周知。但印象中，友渔真是个好男人——不是每个人都会帮人背机器到地铁检票口还目送的好不好。
我和友渔的直接接触就这么一次，但作为学者的他，内心的勇毅和担当却是学界罕有。这次他和郝建教授之被捕，无疑还跟他们在前年与胡佳等朋友冲破封锁探访刘霞有关。我们在去年初流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当刘霞见到这些朋友时是多么激动和惊恐。而友渔对刘霞，则是多么可信任的兄长。
大约是2009年4月，我在北京和崔卫平、徐友渔、刘霞一起吃过一次饭。记得席间还有莫少平律师，卫平、友渔把在布拉格获奖的情况告诉刘霞，而不远处就有国保监视着。当时刘霞还有自由，我也是那次对刘霞做了个访问。刘霞说，为了给她做一段录音，友渔这个老夫子自己对着那支录音笔，练了二十多遍。说起来，这算多大个事呢？应该不算。但是，在这些年越拉越紧的封锁线下，坚守对一位朋友的友谊，以血肉之身去趟见刘霞的路；偌大个中国，试问又有几人？！
郝建老师是我同行，我们都研究电影。去年我们还在电影学院可爱的咖啡厅里聊天，我也坐过他的车，我还很羡慕他有个挺精准的小摄像机。郝建的一位亲人，在25年前的那个血腥之夜遇难。如果我记得不错，好像就是他的表弟。
现在我还想起来，在谭作人庭审完的那个傍晚，我还帮浦律师买过一个烤红薯。因为他患病，不能多吃，就很容易饿。这次他在看守所，少吃多餐？想都别想。
还有小老鼠，我的校友刘荻；2009年那天，我们吃完饭，和刘霞相拥而别。我们三人一起回崔卫平的家。我眼很钝，总是不信我们被人跟踪。结果在转13号线时的确有两个表情模糊的人跟着上车。兜兜转转，这俩闷人就一直跟着我们再到卫平家的小区。在那儿，有我从广州带给卫平的草泥马。早上卫平起得很早，她独自晨舞健身，然后在宽大的桌前阅读写作。
几天前看到一条最反讽的微信是，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迎来了历史上最荣耀的一天，法律界、学术界和宗教界广有影响的人士浦志强、徐友渔、郝建、刘荻和胡石根来到这里，与警方和在押犯亲切交流。
我的这些朋友们，都是最好的中国人；可爱、善良、有美学上的魅力。但这样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关押，当局至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小效果：即像我这样非常惦念和尊敬他们的人，内心充满了压抑和悲伤。当早上起来坐在电脑前，连google + 也打不开，悲惨的世界观油然而生。这是怎样的世界，不值得留恋和生存。但我们依然被迫活着，由于各种牵挂和责任。
所以，当看到许志永的看守所视频，我不免觉得，他对生活的感觉比我们很多人都好。他求仁得仁，而像他这样的人还很多。尽管谁也不愿意，但进去了却也坦然面对。许志永、丁家喜、郭飞雄、李化平、刘萍……以及这次进去的五位朋友。对于胡石根老师，恐怕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囚禁怎能让他改变呢？话说回来，甘愿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也让我们这些没有进去的人更多地看清了一种人生境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人——自由战士的境界。
我认为，中国应该有律师团，不是去为这些人取保候审，而是直接起诉关押他们的机关和决策者。因为，把无罪的人关起来，吓唬全国有正义感的公民，这件事很好玩吗？
我也因此更敬佩我这些坐牢的朋友们，我认为，所有渴望社会公正的人，都应该分担他们的命运。简单一句话，也如在追悼会上的老生常谈：化悲痛为力量；把该说的话说出来，该走的路，继续走下去。像前两天我转发的有关珠峰上的尸体的照片一样，那都是路标，死在向着珠峰的方向。就是这样，义无反顾，让后人来找我们绿色的靴子吧。（注:green boots ，一位登山运动员遗体上的鞋子——通向珠峰的路标之一 )
——有道云笔记
父亲艾仁宽(1923—2008）中华民国将领唐生智北伐第二期在河南信阳收养的义子，1944年由唐选送入黄埔成都军校第二十一期就学。中共上台后在湖北武汉市东湖中学英文老师，教务外主任，在文革时，被打成右派。退休后居武汉，2008年病逝，享年86岁。艾晓明在其著作《血统:一个黑五类子女的文革记忆》中,讲述她一家的遭遇。
母亲唐仁群(1920—1996）中华民国将领唐生智女儿,小名六妹仔,初嫁与邻乡绅北应乡之鹿马桥人李济生长子；其夫是航空飞行跳伞教练员,因爱女病在医院守侯一夜,次日上机跳伞疲惫失事亡.后携女嫁与艾仁宽。
艾晓明是中山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人文教育重点项目"性别教育论坛"负责人、"妇女与社会性别译丛"项目主持人，同时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广东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1]。——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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