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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9日星期三

慕容雪村:东莞扫黄暴露央视信任危机

北京――2014年2月9日,中国中央电视台以空前的篇幅报道了东莞的色情产业。CCTV的记者携带隐形摄像机,潜入酒店、桑拿和按摩房,拍下许多令人咋舌的画面,包括衣着暴露的艳舞、酷似时装表演的妓女展示,以及具体的性交易价格。
CCTV的报道算不上什么新闻,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东莞是什么状况。节目播出一天后,我们开始明白其真实用意:它只是中国政府扫黄的序曲而已。在接下来的几天,各地政府都忙着关闭色情场所和逮捕性从业者。
CCTV的报道在网络上激起了一片批评之声,人们指责CCTV的选择性报道、对女性的歧视以及它"永远忠于政府"的立场。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或许可以说明人们的心情:"出卖灵魂的看不起出卖肉体的。"
这些批评之声是如此响亮,连CCTV也不得不做出回应,认为"东莞不哭"、"东莞挺住"等声音是一种"不信任后的吐槽"。
这话比我说的精辟。事实上,那些曾经对CCTV无比忠诚的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于它,他们受够了政府的宣传。
六十多年来,宣传一直是中国政府最重要的统治工具之一,除了慷慨地赞美共产党和政府,它还常常扮演"道德教官"的角色,比如去年11月央视网的新闻:坚决杜绝内容低俗、格调低下的视听节目。
在1997年之前(在我的印象中,人们从那时开始使用bbs),我一直认为CCTV是全球最权威、最严谨的新闻媒体,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除了CCTV和有限的几份报纸,我几乎没有其它获取信息的渠道。我无条件地信任它。
当它赞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就会觉得幸福;当它批评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我就会同情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和欧洲人。
我清晰地记得,1989年的6月5日,当那名瘦弱的青年走到坦克之前,CCTV所发出的那慷慨激昂的声音:"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这个螳臂挡车的歹徒难道能够阻挡得了吗?!"那年我15岁,听了CCTV的评论想:对啊,他怎么能挡住坦克呢?坦克没有从他的身上辗过去,可真够仁慈的。
在许多年中,我几乎没有听过CNN、BBC和《纽约时报》等名字,即使偶有提及,我也会认为那是受"西方反华势力"操纵的反华媒体,根本不值得信任。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中国人抱有同样的想法。
互联网的兴起改变了一切。
虽然中国的互联网有着无穷无尽的屏蔽和审查,但人们还是可以接触到一些外部信息。先前的BBS很快被博客和微博取代,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公共讨论,并触及那些还没有被宣传机器过滤的信息。
大约在1999年,我在网上读到了1959-1962年大饥荒的资料(CCTV的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CCTV的说法是"反革命暴乱"),我对CCTV的信心开始动摇,网上的这些资料总是和CCTV的版本大相径庭。
现在,我每天都会看到CCTV的马脚和纰漏。我看到,当陈光诚被无辜囚禁,它一言不发;当李旺阳离奇死亡,它一言不发;当上百位藏人接连自焚而死,它无一语谈及他们死亡的真正原因;当民众的抗议如风起云涌,毫不意外,它还是一言不发。
3月8日,就在那架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飞机神秘失踪14个小时之后,CCTV播出了它的午间新闻,女主播镇定如恒地开场道:"首先关注两会"。(这被称为此次事件中最为冷血的一句话。)当所有人都在为飞机上的154名中国人悲伤焦虑之时,CCTV却忙着去关注那两个纯属摆设的无聊会议。
因为这一切,我们开始睁开双眼,并且勇敢地说出自己心中的不满。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挑战政府,他们质疑其立场、嘲笑其文风和腔调,甚至抵制其所倡导的道德。可以说,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器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人民日报》的境况也可以证明我的观点,这家报纸在1958年曾报道过"亩产三万斤"的消息,但事实上那时的中国人都饿得要死。在今天的互联网上,随时可以发现对这条报道的嘲弄之声,但迄今为止,《人民日报》也没有做出过纠正或道歉,但网民却显然不会轻易将之遗忘。
更严重的是,这种嘲笑和抵制已经直接指向政府,比如宣传部就被称为"真理部",这个词的出处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
当然,CCTV(以及所有的官媒)并没有真正失败,它背后依然有雄厚的资金、强大的武力和难以想象的巨大影响力。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政府对信息的屏蔽和审查,但它也无法阻挡我的怀疑。

慕容雪村是作家,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等。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写,以英文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译文经慕容雪村本人审定。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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