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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944年5月11日，苏联红军收复了克里米亚半岛。同一天，国家国防委员会发出了斯大林签署的第5859号决议，下令将全部克里米亚鞑靼人迁往乌兹别克斯坦沙漠，罪名是“与德国占领军合作”。这项决议的第一个执行条款写道：“所有鞑靼人都被从克里米亚领土驱逐出去，到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地区作为特殊定居者永久定居。”驱逐令只允许每个克里米亚鞑靼家庭携带不超过500千克的财物，其余的财物，包括房屋、家具、家畜和农产品等，则一律充公。 |
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3月16日的公投表明，在83.1%的投票率下，96.77%的投票选民赞成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不到两天，克里米亚闪电汇入俄罗斯版图，成为俄罗斯联邦的第22个成员共和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虽然对此次公投的各个法律程序细节提出各种质疑，但毕竟缺乏更具中立性和公信力且证据确凿的指控，因此难成定论。乌克兰至此大势已去，什么也无法阻止克里米亚如此高涨的入俄民意──武力和道理似乎都做不到，黯然撤军看来只能是乌克兰的唯一选择了。欧美国家除了扬言制裁俄罗斯之外，似乎也没什么可做的。
联合国《民权公约》将人民自决权写入第一条，但现代人权观念是一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和权利，而人民自决权却是一种集体权利，因此，它与人权观念在逻辑上的冲突是与生俱来的，这导致了人民自决权永远无法在道理上完全自洽，而常常自相矛盾，逻辑壅塞。为此，有学者就认为人民自决权不是一种政治权利，而是一种政治原则。人民自决权看似保护少数者的权利，然一旦涉及某个地区，还会涉及少数者之中的少数者的权利。多数和少数向来是相对概念，它的衍生问题是，那些更少数者是否按理也应当获得独立地位？比如独立后的克里米亚共和国里的近30万鞑靼人是否也有权独立出来──毕竟他们一直是亲乌反俄的。政治领袖在涉及领土争端时有没有可能做到不双重标准？比如普京会让车臣独立吗？就在3月18日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之际，普京发表电视演讲，慷慨陈词，痛斥西方国家反对克里米亚入俄是采取双重标准。像所有主张领土的统治者一样，普京也求助于“自古以来”这种陈词滥调：“克里米亚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而塞瓦斯托波尔是俄罗斯的城市。”
在历史的变迁中，很不幸，多数还是少数常常不是自然形成，而是屠戮的幸存方式，并不存在什么“自古以来便如何如何”的神话。比如今天的克里米亚半岛，“220万居民中，有近150万的俄罗斯人，35万以俄语为母语的乌克兰人，还有29-30万克里米亚鞑靼人”，而1944年以前，鞑靼人才是克里米亚的主体民族，它是怎样失去主体地位的？
鞑靼人从主体民族变成少数者这一过程在普京的演讲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然而，正如美国记者安妮•阿普尔鲍姆在《古拉格──一部历史》中尖锐指出的：“自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将克里米亚半岛并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之后，历代沙皇一直梦想拥有一个清除了鞑靼人的克里米亚。”目前克里米亚的150万俄罗斯人和35万以俄语为母语的乌克兰人正是这个历代沙皇梦想的产物，只是实现这个梦想的是苏联时代的超级沙皇斯大林。
斯大林以叛国通德为由，下令将20万克里米亚鞑靼人不分男女老幼集体流放到中亚，那是1944年5月，31000名内务部官兵，“动用100辆吉普车、250辆卡车和67列火车，在三天之内全面完成了20万鞑靼人的流放……限制每个家庭可以携带的行李数量……15至20分钟收拾行李的时间，大多数人携带的行李甚至不到允许的一半。大部分鞑靼人─男人、女人、孩子和老人─被塞进火车运往乌兹别克。6000至8000人在到达之前死亡”（阿普尔鲍姆：《古拉格》，关于此事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更为文学性的描写尤其令人震撼）。
正是如此令人发指的种族流放，以及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鞑靼人才获准返回故地，1994年才获得公民权，才使得俄罗斯人成为了克里米亚半岛的主体民族。全族性的种族流放不仅仅针对鞑靼人，120万日耳曼人、9万卡尔梅克人、7万卡拉恰伊人、39万车臣人、9万印古什人也遭集体流放，而加上非全族性的种族流放则更多，包括乌克兰人、白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华人、朝鲜人、库尔德人、土耳其人、英约尔曼兰人、芬兰人，其中乌克兰和白乌克兰人、朝鲜人都各达数十万人。
斯大林时代的种族流放政策不仅仅给俄罗斯人带来巨大地理空间，也为后来的苏联解体埋下炸弹，并且将车臣问题锁死在势不两立的敌对位置上，迄今硝烟未停，此次克里米亚公投也给普京自己在车臣问题上下了套。
领土争端向来不仅仅是当时当地的人权问题，也常包含着沉重深远的历史包袱，这些包袱或破烂不堪，或装满血债，甚至拖着长长的血迹，永远也干不了。领土问题不仅仅沾满了血泪，更是弱肉强食毫无公义可言的，在这一笔笔的历史糊涂账中，那些死去的冤魂通常空气一样消失，就连希特勒集中营里的烟囱式表达都不可得。争夺地盘唯一管用的两样东西，是武力和生育，沙俄当年对高加索地区的数十年征服史所显示的不仅仅是占领的意志，还有超级的脸皮，到了斯大林时代，超级的脸皮都不够用，还需要一副钢铁心脏。
自决权的悖论在于，一笔笔亡魂聚集的历史血账，并不能也没有理由阻止当地当下人们的幸福，甚至可以说，以前的苦难更是现在人们理应自决的理由──再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悖论更加无解的了。好比说，一块土地上，甲民族将乙民族尽数灭绝，你用什么方法来惩罚甲民族呢？难道不是只能由它全民族自决幸福生活在一起吗？历史仿佛确实没啥道理可讲，所谓历史是公平的，其实是最大的谎言，历史从来是不公平的，它只是活埋无辜受难者苦难的超级坟场，就像上述提及的那些被斯大林集体流放的较小民族，有多少人会记得他们的苦难呢？
不仅仅是自决权实现之前的道路常常血污泥泞，就是专门开往自决权的专列也是如此。北爱尔兰获得公投自决权之前，共和军制造了多少恐怖事件！而由于公投时机的错误，参与公投人数代表性不足使得北爱尔兰留在大英帝国内合法性受损，此后的恐怖事件也依然层出不穷，以炸弹换取蜗牛速度扩展的自治权，无奈、残忍却有效──苏格兰公投在即，大英帝国再继续丢失领土，那真离解体不远了，然而，北爱尔兰存在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增加别国的荣耀。
除了当下的人权和沉重的历史，影响人民自决权的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地缘政治，它常常几乎成为地区自决权的起因以及成败的关键。无论1921年的唐努乌梁海的公投（即今日图瓦），还是1945年外蒙的公投，抑或今日克里米亚的自决公投，究其实质，都是俄罗斯与中国或乌克兰背后角力胜负的产物。很难想象没有俄罗斯的“支持”，克里米亚能从乌克兰和平公投而出，甚至可以说是俄罗斯选择了克里米亚，而不是克里米亚选择了俄罗斯，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相比，克里米亚只能扮演“结果”这个角色。
克里米亚半岛无论从1783年附属沙俄之后，还是当年斯大林种族流放的目的，向来被视为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重地之一。160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早已申述过这个问题，黑海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也是在那个时候就被清晰地描述过：俄罗斯没有任何放弃克里米亚半岛的可能，那是镇守黑海北岸必不可少的战略要冲。数百年来，俄罗斯为了寻求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尽可能多的出海口，向来不遗余力、不管死活、不择手段，由此成为欧亚祸害，制造了无穷战事，带来无尽灾难。正如俄国19世纪大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所坦陈的，“移民和国土的开拓是我国历史中的主要事情，所有其余的事情都和它们有或近或远的关系”。
随着时代的变迁，影响人民自决权的除了人权、历史和地缘政治等传统因素外，似乎还应该再增加一项，即观念的演进。1905年当挪威决意要从瑞典独立时，大剧作家斯特林堡专门制作了一面旗帜，上书“亲爱的，让我们分离”，以劝诫同胞们不要和挪威做仇敌。此次克里米亚自决公投并没有引发严重的军事冲突，或许一定程度上说明上述观念已为更多人接受。克里米亚公投很难让人得出太多确定性的是非答案，这是诡谲的历史惯有的把戏，人民自决权彷如神秘雾霾吞没一切的百慕大海域，唯一能够幸免不触礁而没的只有武力胜场，无论这种武力优势是公然口赫还是暗中施压。不过，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公投结果，至少克里米亚和平过渡加入了俄罗斯，在这个人权观念日益突破民族国家藩篱的时代，和平分离总比流血死人好──只要它不是法理意义上可以一眼洞穿的绥靖政策。
160年前，26岁的炮兵上尉托尔斯泰以塞瓦斯托波尔四号棱堡炮兵连长身份，参与了克里米亚战争，这位后来誉满全球的大文豪浴血沙场、遍观尸体与炮火，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那壮丽的太阳冉冉升起，把欢乐、爱情和幸福许诺给正在苏醒的整个世界。”倘若今日和明日的克里米亚们无论分还是合，至少不再与战争为伍，且确乎出自自由意志，自决公投的逻辑缺陷似乎也就不药而愈了。
——原载华尔街日报，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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