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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兰考县财政局，曾被曝总投资2000万元，门口没有悬挂门牌。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很忙，前些日子他抽空又去了河南兰考，直奔焦裕禄纪念馆，早在2009年4月身为国家副主席的他就去过一趟兰考，也是参观焦裕禄事迹展。奇怪的是，焦裕禄典型树立了几十年，兰考的“国家级贫困县”仍未摘帽。国家领导人来了，兰考有望很快脱贫了吗？
我希望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习近平此行主要目的并非访贫，而是作为其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地点，但不难想象，接下来很快就会有针对兰考的特殊帮持政策。然而，这种大佬“到访式”的扶贫现象，恐怕未必是好事。
权且拿兰考来说，因中共一直着力宣传焦裕禄，这个贫困县实则拥有其他贫困县没有的巨大的政治资本，因而直接吸引了很多高官甚至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屡次有望兑现成经济资本。但兰考却在成名数载仍不脱贫的路上越走越远，这一点，有待审视。
兰考也曾有过“轰轰烈烈”“大干快上”的时光。《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1991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去兰考视察。3个月后，河南省委、省政府拟定建设30个项目。那时县政府一楼大厅里挂满了各种项目规划说明。遗憾的是，这些项目绝大部分沦为暂时的过过嘴瘾。2009年，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徐光春也曾提出让省内强县帮兰考建项目，后其离任，又归泡影。
即便是难得付诸实行的项目，很多也无疾而终。曾任兰考县委书记的黄道功公开撰文指出：直到新世纪的头十年，兰考的财政支出仍远大于财政收入，属“要饭型”财政，没有国家的转移支付，维持人员供养和机构运行都很困难。
这是兰考的“过去”，或中共所谓“历史遗留问题”，今天这个焦裕禄奋斗过的地方，还有另一番“时代新风貌”：今年年初，兰考财政局大楼建成，总投资2000万元，院子里国旗飘扬，却不悬挂标牌；这样的行政大楼据曝有7栋。这算不算李克强总理所斥责的“大建楼堂馆所”？李克强说“房间再大里面也不就是一张床嘛”，国家级贫困县一个组成部门为何要建这么豪华的大楼？其中有没有腐败？而可为镜鉴的是具体而微的平民生活现场。同样在兰考，2013年年初，“爱心妈妈”袁厉害家中意外发生大火，其收养的孩童7人不幸丧生，因为当地没有一家儿童福利院。在袁厉害事件后一年，福利院迟迟建起。
在习近平首次到访兰考后、就是其刚就任国家主席的2013年，投资9000万的焦裕禄干部学院投入建设（注：现已投入使用），另有9个重点项目进入实施，大部分项目投资额均在10亿左右。这些大型投资未必都是习近平带来的，但较之以往的诸多空头项目，说它们受了习近平到访的影响，应不算言过其实。
但这些项目是否会真正转化为让兰考脱贫的药方，则还要以来当地的吏治。若政治生态不清明，大型的投资一样不会血本无归。人民日报著名社论《领导干部要学习焦裕禄》的作者也和习近平一样，重返过兰考，他指出：“我们惊愕的是，群众对农村有些基层干部贪吃贪喝，以权谋私，任人唯亲，作风霸道，大搞‘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十分不满。有的农民直言告诉我们：当年焦书记领导我们治‘三害’，今天我们盼望再来一个张书记、李书记领导我们治一治‘三乱’。”
其实扶贫是全球各国都在做的一件很专业的事情。但在中国，扶贫却多少有些尴尬。有些地方已经事实脱贫，可为了得到国家拨款迟迟不肯“摘帽”。而稍有名一点的扶贫地标，往往都深深打上政界大佬的私人烙印。领导一到，资金随后就到。从大佬角度说，这或许是政界大佬在玩慈善，而那些配合得丝丝入扣的下级们，在普通人眼里，有时不免惊诧：他们究竟是在扶贫还是拍领导马屁？
无论如何，当地群众总算沾了领导的光。但大佬很忙，一年能访几回贫？其他地方怎么办？
中国长期存在“对口帮扶”的扶贫模式，比如某领导对口某地方，或者某发达县市对口某落后县市。一个省里，如果是省委书记对口帮扶的扶贫点，好处会比其他地方多好多倍。其背后，是偶发性因素、政治因素在扶贫资源的配置中起作用。这是最粗放也最“实际”的扶贫模式。以致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扶贫都被村民认为是“分钱”。
近年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河北阜平县因习近平到访获得特别帮扶，得专项资金12.61亿元，比上一年几乎翻倍。“输血”、“造血”双管齐下，阜平扶贫仍然面对传统难题：有人期待直接发钱，而那些试图改变命运的勇敢者，很难获得资金扶持。155个工作组进驻阜平，千万元以上项目谋划实施116项。
大佬到地方后，资源齐聚一方，但阜平是否能消化这么多项目仍是个问题，而且其中有多少资源配置是低效的，也需要有个理性的评估。在习近平阜平之行走访的第二个村顾家台，一家北京的单位投资几十万，建了“中国第一家村级数字影院”，而电影是免费看的，这样的扶贫，其效益和效率都是十分可疑的。不客气说，相关人员有将扶贫当政绩来做的嫌疑。
中国式的扶贫，政治因素在资源配置中作用过大。且由于政府主导力量过强，经常造成对市场趋势的误判，导致产业扶贫的失败。久而久之，村民们很容易认为，与其这样“浪费”扶贫款，不如当初就把它分掉，好歹也得到点实利。而扶贫项目向来缺少强有力的第三方、专业化的监督制衡，资金政府来政府去，许多烂尾项目不了了之。
有学者建议，中国扶贫的最理想模式是政府提供扶贫资金，资金的传递和管理应主要由农民自己的组织和专业性的民间机构来负责。这也是世界其他地区成功扶贫的方式。
但扶贫本质上是经济行为，应该讲究市场思维。农民最基本的资产是土地使用权，目前中国已经有些地方试点土地流转。可否加大力度，让贫困地区先流转起来？春节前，四川凉山州冕宁县复兴镇建设村召开2013年分红大会：发放现金1311.5万元，重312斤，340多户入股村民排队领钱，多的领30万，少的近万。这个“土豪村”探索出“农户+合作社+农户”的土地流转新模式，村民入股后不论合作社盈亏，保证分红。类似这样有自我造血功能的扶贫村，可不可以多一点？
此外，还应更广泛地动员民间的互助，把善心传递到真正需要的地方去。在中国古代，宋代的乡约、社仓及民国时期的储押农仓制度和合作社，都是运用自治自洽的机制，建立起有效的救济组织和制度。而这些，有赖于充分发育的民间社会组织和宗族观念的再弥合。
很多人也许还没有意识到，扶贫救恤也是民间自治的重要一环，过去，中国的城乡自治组织的产生，其动力并非来自社区居民的内在要求，而是政府自上而下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而这一点，在民政部逐渐为NGO松绑之后，有可能会改观。
在独生子女政策和城镇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的宗族观念一直在削弱。如果说宏观上的扶贫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合力帮扶，那么，在家庭这个单元，宗族是责无旁贷的。我曾访问过无锡的钱穆故乡七房桥，钱氏宗族曾建“怀海义庄”，以“救灾周济、恤孤矜寡”为宗旨。族内凡孤寡鳏独者均能领到义庄的钱粮，贫困学子都能在义庄的资助下上学。钱穆先生父亲去世后，亲族坚持让钱穆也依例取怀海义庄之抚恤，那年钱穆才12岁。钱穆及其兄弟、钱伟长都是因家贫在义庄的资助下得以上学。
但在如今政府“父爱泛滥”的模式下，这样有爱有效率的宗族组织去哪儿了？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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