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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刘进图 |
刘进图兄遇袭，突显了香港当前新闻自由的凄风苦雨。对于关心时局的人来说，这个局面，完全是有迹可寻的。独立评论人协会的成立，就是明证。早在去年四、五月间，该会的一些创会会员就是预见局面恶化的前景，遂产生成立协会以捍卫新闻自由的想法。
然而，业内也有人，却认为目前的新闻自由状况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好的」。持这种观点的人，斥责香港人为捍卫新闻自由而集会、游行的做法，是"白色恐怖"、"麦卡锡主义式的猎巫"行为，更有人讥讽这是"杞人忧天"的无聊举动。
无情的事实是："白色恐怖"论出来不久，就发生李慧玲被粗暴解雇的事实，而"杞人忧天"论出来当天，却是刘进图被砍之日。血和泪的现实，粉碎了「有史以来最好的」谬论。
为什么同是传媒中人，身处同一环境，却对新闻自由的状况是好是坏，竟然会作出如此南辕北撤的判断？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
本来，不同观点的人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原是很正常的，就例如在股票市场里，同一个市场、同一天、同一只股票，有人看涨、有人看跌，都是很普通的事，不必深究，更不必争辩。但是，对政治问题的是非对错，却含糊不得。在股票市场上跌眼镜，从而导致破产，损失的是个人，在政治问题上跌眼镜，从而对局势作出错误判断，则损失的是整个社会。
认为目前的新闻自由状况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好的」那些人士，为什么会作出与事实如此不符的判断？笔者认为原因大概不离以下几条：
一，本身对政治局势的识别能力有限（而决定政治识别能力的因素很多，例如：自身的眼光、阅历、社交圈子等等）；
二，思想上比较倾向和认同最高当权者；
三，总体行为模式可以被认为属于"建制派"。
有这三个特点的人，不限于传媒界。建制派很多政治人物都是这样。所以，他们无论在李慧玲事件或是刘进图事件上的回应，都极力回避新闻自由这个要害的问题。
作出错误的判断的人，他们的错误对社会有什么后果？说得轻点，是回避、掩盖了现实存在的问题，使问题不能得到适时的发现。说得重点，是自己不察觉，却还阻扰有心人去解决存在的问题，使问题得以延续、发展、扩大。说得严重的，是客观上把自己变成当权派错误的"共犯"。
走笔至此，想起两本很贴话题的书，一是易中天教授2013年的新作：《斯文:帮忙、帮闲、帮腔、帮凶及其他》。这本书谈文化界人士的嘴脸。从孔子时代追溯文人的源头，探求文化人的品格和品类的分野，在对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类型的区分中，考量风骨、气节、担当、性情、学养和理想，排列出文化人的人格光谱，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和当前社会里的文人所扮演的"四帮角色"，即帮忙、帮闲、帮腔、帮凶等角色。很不幸，根据易中天教授的分析，中国绝大多数的所谓知识分子是在不同程度上扮演了后三者（即：帮闲、帮腔、帮凶）的角色。在新闻自由遭遇到疾风暴雨摧残的事实面前，继续谎称新闻自由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人，他们究竟是在"帮闲"、或"帮腔"、甚或"帮凶"呢？
第二本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63年写的《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书中提出"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指出这种罪恶是构成极权主义的根基。
"平庸之恶"是相对于"极端之恶"（radical evil）而言。她指出纳粹的行为是史无前例的，它残忍、冷血、无情、泯灭人性，是属于"极端之恶"。但是这种"极端的恶"之所以能畅通无阻，是因为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之恶"。这种恶是不思考，既不思考人，也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就是现代社会个人"平庸之恶"的基本表现。
这两本书，一中一西，其共通之处是指出，极权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正是由于很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犯了"平庸之恶"，从而扮演了"帮凶"的角色。但愿这些朋友早日觉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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