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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家屯 |
原题：漫长的休假
“先说说你的看法嘛”，许家屯问，苏北口音浓重。我们正谈到此刻的香港的局势，这城市充满躁动与不安。
未及我开口，他自顾自地笑起来，笑声爽朗，有一丝恶作剧式的调皮，像是一个手中有了标准答案的少年在难为他的同学。
这苏北口音与笑声曾经征服了整个香港。在1984年至1990年间，这个坐在我对面的老人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这个新闻记者式的职位就是北京在香港的最高权力，它与半山上的港督府共治这个殖民城市。当他赴任时，香港又处于一个转折时刻。中英和谈即将结束，过渡时代开始，而他的使命就是让这过渡更平稳。这个城市有一种深深的恐共情绪。它14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逃离中华帝国的历史，最近的一次正是红色帝国的兴起，共产党制造的无穷饥荒与内斗，让人们拼死逃向此地，以获得安全与希望。而如今，它又要重回北京的治下，尽管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声称自己已经改变，把所有的错误都推给了“四人帮”，但这值得信任吗？
他成了不同寻常的的分社社长。他参访九龙城寨、身着体面的西装出席酒会，宴请大资本家、在新闻发布会上爆发爽朗笑声、主动接近台北……象北京的胡耀邦、赵紫阳、朱厚泽、刘宾雁一样，他成了8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象征———“有人性的社会主义”。他们都出于纯粹的理想主义加入共产党，在文革中饱受折磨，如今他们参与“拨乱反正”，要复苏被压制的理想，为人民谋福利。
在短暂的时间里，他们似乎都接近了目标，他们缓和了党与社会、中国与世界的长期紧张关系。人们也是健忘的、倾向于原谅统治者的，不管你犯下多少罪恶，只要你表现出少许的改变，就立刻迎来欢呼。权力是春药，巨大的权力更是毒品，它让你原谅一切，北京正是这巨大的权力。而他们又代表了这巨大权力中开明的一面。
不过，这一切都在1989年的夏天嘎然终止。人性面孔被撕下了，共产主义的狰狞面目显现出来，这些开明派不仅无力阻挡这些变化，而且陷入了困境。他们的领袖赵紫阳丢失权力，身陷软禁，他的支持者被清查，身处香港的许家屯则决定逃亡。他曾建言赵紫阳与杨尚昆，把学生的诉求理解成爱国运动，切勿以武力对待，他也对香港的中资企业、媒体的反北京的态度保持宽容，拒绝进行路线斗争、事后清算。他随即发现自己也陷入了窘境，1990年5月，他秘密飞往旧金山，临行前，他致信邓小平、杨尚昆，他是被迫“去国”，这只是暂时的，他将对外宣称是“旅游休息”。他成了中共历史上“叛逃”的第二高官，仅次于林彪在1971年的离去。
24年过去了，邓小平与杨尚昆都已作古，许家屯的“旅游休假”还是没结束，而且看起来，它也无法结束了。在洛杉矶的Chino Hill的一座半山寓所里，我见到了他。借助辅助器具，他仍能在偌大的房间中自由行动，而当他开始谈话时，真难以相信他已经98岁，他思路清晰、记忆准确，只偶尔用力地拍拍自己的前额，感慨人老了，忘记了“陈伯达”的名字。
出生于1916年的许家屯，历经了20世纪中国的主要变革。他感慨说，自己参加革命晚了，要到20岁才入党，他记得日本兵的强大战斗力——“他们的民族性不同”，他记得毛泽东的接见——“他表扬了我，因为我敢于接近群众”，他也记得初次见到达赖喇嘛——“我做南京市委书记时接待过他，他才21岁，整个人很‘洋化’”，他还记得文革中那两百多次批斗，还有对邓小平的印象——“他这个人容易偏听偏信”……
出乎意料的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不是香港时光——他的历史地位标志，而是“解放战争”。“我们都以为要打上8年，结果4年就结束了”，他笑意吟吟。那时，他不仅年轻，也确信自己不仅站在历史正义一边，也站在历史力量一边。
当然，他也从不会认定自己后来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他难以同意“解放”只是意味着更深的奴役，他也相信“六四”屠杀只是意外的出轨，至于他多年流亡，也只是因为党内反动势力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他不相信共产主义存在着根本错误，错的只是具体的人。正是江泽民与李鹏的方式，他才被迫出走，也正是在他们的治下，中国才出现如此多的“利益集团”，造成空前的腐败。所以，他赞扬习近平的“新政”，因为反腐败有力。而他对“国民党为何失败”的解释，则是“他们太腐败了”。他从未试图与共产党决裂，即使在流亡24年后，他仍不承认自己在流亡状态。承认流亡，就意味着他与这个既有体制的分离。
我该反驳他这些想法吗？让他接受“共产党已无药可救”的观点吗？这似乎过分残酷了。他把人生最好的时光献给了共产党，被一股理想主义所吸引，为了这种理想，他对于现实采取了“选择性的记忆”，至今他仍是毛泽东的崇拜者——相信文化革命并非毛的本意，而林彪的叛逃则是“他太等不及了”。
面对他的真挚态度、爽朗笑声，我无法反驳。毛泽东的共产党是他青年时代的信念所系，倘若否定，不啻是对他整个人生的否定。最近，他又在撰写新的回忆录，是对之前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的补充，从他的出生，贯穿整个革命生涯。不过，他没准备书写流亡美国的岁月——“这有什么可说的”。对他来说，美国生活的主要意义是有了大段时间思考往事，也为他提供了近距离观察资本主义的良机。他发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可以兼容的，彼此都需要对方的存在，他也相信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知识经济是未来的主流。你无法嘲笑、更不能低估他的这种发现的重要性，他一生都在意识形态的牢笼中度过，身经各种战争与残酷，如今重回一个常识的世界，这本身就是个非凡的成就。不过，他的常识依旧带有明显的缺陷。
我们也谈到了香港，我很想知道，这个离任已久的香港分社社长怎么看待此刻的香港——它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却没有准备投入中国的怀抱，反而兴起一股越来越逆反的情绪。这也是文章开头的问题。当我说完这是“香港人争取主体性的追求，《基本法》并未落实”后，他显然不同意我的判断。在他看来，1980年代的香港是中国与英国决定的，此刻的香港则是中国与美国的较量。他仍是一个大国的领导者的角色，香港自身的渴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外部的力量。香港要获得自主性的愿望更显荒唐，因为所有社会都需要被控制，此刻的香港正处于控制与失控之间。
这也象是他对于社会的理解，个人的诉求固然重要，但当发生冲突时，还是集体的意志更重要，北京正代表这集体的意志。这或许也是共产主义存在的根本魅力，它让个人遗忘自身的存在，投身于历史与集体的力量。
而他正是这个需要服从集体的个体。或许出于个人信念，或许出于家庭原因，他没有抱怨不能归国的痛苦，坦诚自己“可能再看不到中国了”，但他想中国啊。
这个98岁的老人的命运与思考最终成了中共改革派的缩影。他们被迫流亡与失声，许家屯、刘宾雁流亡美国，赵紫阳、朱厚泽则在中国进行内在的流亡，他们都被迫从公共舞台消声了。而他们最大胆的想法，仍很难突破“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的框架。
许家屯的漫长“休假旅行”仍要继续，倘若人生不过是一场旅行，他的旅行仍值得庆贺，他内心的执着信念——不管对错与否——仍保护着他乐观地向前。
——原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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