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还有傻逼警惕民粹主义，真是智力和道德的双重败坏。
一、统治需要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意思是统治权力须经过被统治者的授予，被统治者拥有定期授予和取消的权力，乃是当代普遍公认的道理。也因此，精英统治必须建立在大众民主基础之上，任何试图否定大众民主的企图，都是对普遍政治平等的否定，对民众政治权利的剥夺，从而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警惕民粹指向的是反对大众民主制度，则是不折不扣的反动主张。
二、对民粹主义的警惕，勉强能够成立的话，或许是一下两种情形：1、要么是指向非民主制度下的群众运动，如文革，2、又或者是转型期的突发群体暴力，如法国大革命。
三、前者是不受约束的权力，通过意识形态和垄断权力，对民众加以欺骗、怂恿和操纵的结果，与其说是民粹的产物，不如说是专政极权的极端形态，对此，更应该的是警惕专政极权而不是用民粹的名义，模糊混淆其根源。随着极权体制向后极权体制的转型，这种专政极权的极端形态出现的几率已经极大地降低，“用文革吓人”，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意淫。
四、后一种情况作为对未来的预期，有一定的针对性。突发群体暴力的前景确实存在，而其发生，往往具有多重的来源：1、长期被压迫剥夺的心理爆发、2、特定意识形态的激发，3、以及突发聚集下的广场效应。在上述原因中，长期压迫剥夺和广场效应（缺乏组织）都是专政极权运行的自然产物，不是喊几声反对民粹主义就能避免的，也因此，所谓反对民粹主义的真实含义，不外是试图压制抵消有利于民粹主义的特定意识形态（如卢梭的平等主义），可问题在于，1、突发的群体暴力的发生，到底有多大比例是由特定意识形态的作用？2、专政极权之下，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都被压抑，难道亲群体暴力的特定意识形态就能传播并深入吗？3、反亲群体暴力的意识形态，对于阻止突发群体暴力真的有作用吗？
五、在专政极权之下，一旦出现突发群体暴力，基本可以断定，主要是由于长期的专政压迫剥夺，以及长期压抑组织化可能，而与亲群体暴力的特定意识形态没有多大关系，也因此，所谓的反对民粹主义，其实是树立一个稻草人作为目标，以满足自居精英人群的幻觉，同时也是为了向其目标人群推销虚假希望的需要所致。而其结果，则是模糊了突发群体暴力的真正根源，同时也回避了针对专政极权的抗争反对，才是避免突发群体暴力的唯一可能的事实，在智力上闪烁回避，在实践中则起到回避真问题，抹黑抗争反对的效果，实在是一种智力和道德的双重败坏。
一、统治需要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意思是统治权力须经过被统治者的授予，被统治者拥有定期授予和取消的权力，乃是当代普遍公认的道理。也因此，精英统治必须建立在大众民主基础之上，任何试图否定大众民主的企图，都是对普遍政治平等的否定，对民众政治权利的剥夺，从而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警惕民粹指向的是反对大众民主制度，则是不折不扣的反动主张。
二、对民粹主义的警惕，勉强能够成立的话，或许是一下两种情形：1、要么是指向非民主制度下的群众运动，如文革，2、又或者是转型期的突发群体暴力，如法国大革命。
三、前者是不受约束的权力，通过意识形态和垄断权力，对民众加以欺骗、怂恿和操纵的结果，与其说是民粹的产物，不如说是专政极权的极端形态，对此，更应该的是警惕专政极权而不是用民粹的名义，模糊混淆其根源。随着极权体制向后极权体制的转型，这种专政极权的极端形态出现的几率已经极大地降低，“用文革吓人”，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意淫。
四、后一种情况作为对未来的预期，有一定的针对性。突发群体暴力的前景确实存在，而其发生，往往具有多重的来源：1、长期被压迫剥夺的心理爆发、2、特定意识形态的激发，3、以及突发聚集下的广场效应。在上述原因中，长期压迫剥夺和广场效应（缺乏组织）都是专政极权运行的自然产物，不是喊几声反对民粹主义就能避免的，也因此，所谓反对民粹主义的真实含义，不外是试图压制抵消有利于民粹主义的特定意识形态（如卢梭的平等主义），可问题在于，1、突发的群体暴力的发生，到底有多大比例是由特定意识形态的作用？2、专政极权之下，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都被压抑，难道亲群体暴力的特定意识形态就能传播并深入吗？3、反亲群体暴力的意识形态，对于阻止突发群体暴力真的有作用吗？
五、在专政极权之下，一旦出现突发群体暴力，基本可以断定，主要是由于长期的专政压迫剥夺，以及长期压抑组织化可能，而与亲群体暴力的特定意识形态没有多大关系，也因此，所谓的反对民粹主义，其实是树立一个稻草人作为目标，以满足自居精英人群的幻觉，同时也是为了向其目标人群推销虚假希望的需要所致。而其结果，则是模糊了突发群体暴力的真正根源，同时也回避了针对专政极权的抗争反对，才是避免突发群体暴力的唯一可能的事实，在智力上闪烁回避，在实践中则起到回避真问题，抹黑抗争反对的效果，实在是一种智力和道德的双重败坏。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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