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民众的反抗程度才是衡量文化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

2014-01-31

（答萧峰）

89年中国人反抗规模，超过后来苏东天鹅绒革命一百倍，按萧峰先生的逻辑，中国文化似乎应该是比苏东一神教世界的传统文化好一百倍才对。

而且中国人的反抗，是在苏东变化之前。不能因为中国人反抗早，邓小平等第一代屠夫特别残暴，比苏东第几代后的屠夫残暴得多；相反，共产党第一代持有异议的忠实共产党员、至多是准叛逆者赵紫阳，比苏联第几代真正的叛逆者叶利钦又胆小得多，叶利钦敢于反抗，赵紫阳却不敢反抗。因此中国89民运失败了，苏联819反抗胜利了，就说中国文化造成的规模比苏联大一百倍的反抗，就比苏联小得多的反抗，其传统文化基础和文化质量，就比一神教世界的苏联传统文化要差得多。中国民众的素质和反抗精神，就比苏联民众差得多。这个逻辑不成立，因为实际事实和情况，恰恰相反。

实际上，中国传统强调人和天人合一的人文文化，要比一神教崇拜上帝极权专制不断屠杀人类甚至毁灭人类（除诺亚一家外的全人类）的极权专制反人类的神本文化，以及以无神论名义继承一神教极权专制反人类文化传统的马列教文化，要好得多、好得多。

人的反抗，是由传统文化和人的天性的共同作用来决定。但共产党领导，以及由共产党领导差别，包括邓小平们和苏联政变领导人之间的差别，赵紫阳和叶利钦之间的差别，以及由于领导人差别，由此决定的革命胜负，两国之间的差别，却是由共产党马列文化的内部演变和偶然因素来决定，与传统文化关系不大。

中国民众的反抗规模。是苏联的一百倍。中国大规模的反抗失败了，苏联小的多的反抗却成功了。并且，中国不仅反抗规模大得多，而且除了共产党上层领导的内部条件，共产党上层之外的一切外部条件，包括民众条件和共产党的基层条件，中国的八九民运都比苏联的819反抗优越得多。然而中国的89民运失败了，苏联的819反抗和革命却胜利了。那中国的失败，无论如何怪不到民众、以及对民众反抗起重大作用的中国文化头上，而只能怪到中共上层领导头上，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怪到邓小平们和苏联政变领导人之间，赵紫阳和叶利钦之间的差别上。是这种差别导致了中国的失败和苏联的胜利。

正像本人过去多次说的，如果叶利钦像赵紫阳一样不敢反抗，那苏联819反抗就必然像中国89民运一样失败。仅仅赵紫阳和叶利钦敢不敢反抗这个差别，就对两国完全不同的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无论如何，不能怪中国传统文化质量差，不能怪中国民众素质和反抗精神差，不能怪中国人中国民众反抗不得力。

包括萧峰文章说的，波兰共产党不得不回答波兰人等等问题，也不是取决于传统文化，而是取决于波兰共产党领导人作为苏联儿皇帝，国内威望低，不敢太过强硬而已。而且有重要决定意义的，是背后戈尔巴乔夫，不支持他们采取强硬态度。

当然，民风和文化也起一定作用。波兰和东欧儿皇帝都不敢太过强硬，因为历史传统强悍的匈牙利人，在匈牙利事件中，杀几十万共产党人的榜样挂在他们面前，使他们不敢过分胡作非为。而匈牙利人的强悍，也不是由于共产文化，而是由于他们的历史上征战传统。而且，波兰人也是一个强悍民族，波兰自己也有一个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使波兰领导人不敢胡作非为。但传统和文化决定的是民众的反抗；东欧儿皇帝的妥协，却更多地取决于背后苏联太上皇的态度。

所以，民众的反抗程度，包括89年的反抗规模，以及历次反抗次数和规模，才是衡量文化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

共产党的文化，来自马列苏俄，绝不是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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