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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乌克兰首都基辅独立广场上聚集的反政府人士 |
从1991年底全民公投宣布独立以来，乌克兰的民主化进程已经进入第24个年头，这在人类历史中只能算一瞬间，在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历史上既不算短也不算长。在这24年里，乌克兰经历了四位总统，两场革命，两部宪法，三次宪政体制的改变──从总统议会制（1996）到议会总统制（2006）,到总统议会制（2010）,再到2014年的议会总统制，另加一位总统被暗算中毒，一位总理被审判入狱，一位曾经引发过橙色革命的贿选总统候选人最终夺得总统宝座，而这次却在总统任上被议会解职后仓皇出逃。
在橙色革命之后10年，乌克兰的"政治马戏团"终于革命梅开二度──它到底是正当的政治革命还是破坏宪政的政变，目前尚有争议，可暂且不论。这次的民众不像10年前那样充满希望，充满对未来的憧憬，而是民众们既有独立自主性的政治反对，也有被政客私仇裹胁的党派反对，并且充满了对10年来政治的失望与厌弃。最严重的差异是，此次事件数十万走上街头抗议的民众与政府发生了可怕的暴力冲突，政府下令狙击手开枪，可能导致了上百名抗议者死亡数百人受伤的惨剧。屋漏偏逢连夜雨，乌克兰还同时面临着凋敝的经济和紧张的外交关系，成为民主化以来最寒冷的一个严冬。
乌克兰此次事件在中国舆论界也引发了大量不同的声音，在许多人羡慕、敬慕乌克兰人追求自由和民主的英勇精神同时，也有许多质疑反对派政治反对行动是否足够正当的声音。
且不论此次乌克兰事件的最后结果该如何定性，对引发此次事件的诸多因素做些梳理，似乎更有其必要，说不定也是将来中国会遇到的问题。
出逃的解职总统亚努科维奇原本是2004年大选中有确凿证据证明的舞弊者，是橙色革命的引发者，然而，2004年橙色革命之后，新当选的总统尤先科不但没有对亚努科维奇的选举舞弊罪行进行调查，反而与亚努科维奇达成一项政治交易，以免除起诉换取亚努科维奇领导的地区党对新内阁的支持。尤先科刚刚接手新政府，就被丑闻包围，他提名的司法部长涉嫌伪造学历，儿子拥有豪宅和价值4万美元的手机，即使是橙色革命时独立广场上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季莫申科在入阁后也涉嫌经济丑闻，并且因为与总统政见不同而被尤先科迅速解职，重组内阁。民众对橙色革命成果的期待几乎完全落空，2004年高达12%的经济增长在2005年却低到3%，而原先人们极度失望的库奇马时代的腐败问题却根本没有解决的动静，2005年被视为乌克兰"权力寡头化"的一年。这明示了总统、政府和议会三方权力唯有冲突，难以相互制衡。在接下来的10年里，乌克兰的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这种动荡的政局，除了是民主化初期各国普遍容易染上的共同病症之外，也跟一个国家所选择的宪政体制密切相关。乌克兰的宪政体制是属于新兴民主国家采纳最多的半总统制架构，即直选的实权总统有权提名或任命政府总理，但政府总理需要经过议会投信任票通过，因此，总理需要同时对总统和议会负责。乌克兰的半总统制在半总统制亚型态中，1996体制属于总统议会制，即总统可以直接解职总理，而2004年大选时，各方反库奇马联盟则达成一个修宪共识，将总统议会制改为议会总统制──总统无权直接解职总理，以削减总统权力的方式提防总统擅权，这赋予了总理以很大的权力,保持了极大的人事任命权以及与议会联合推进立法的权力，修正案规定从2006年1月1日开始实行议会总统制，这导致了后来八年总理和总统冲突不断。
议会制之下议会若解职首相或总理，首相可以向总统申请解散国会，这是一组权力均衡的设置，但在乌克兰的议会总统制下，总统无法直接解职总理，而只能通过解散国会和国会改选来逼迫总理下台，于是，当总统与总理权力冲突严重时，例如尤先科与季莫申科，尤其是与后来当总理的亚努科维奇的冲突（因为亚努科维奇的地区党一直是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而其他各党，包括尤先科自己的"我们的乌克兰"和季莫申科的"季莫申科联盟"、社会主义党、共产党却又四分五裂，难以团结，因此不提名亚努科维奇当总理非常麻烦）时，常常得解散议会让其改选来解决总统与总理的权斗，议会因此备受冲击。这一议会总统制直到2010年亚努科维奇成功当上总统以后才再次经过修宪改为总统议会制。然而，此次亚努科维奇被议会解职后，宪法法院迅速宣布2010年的修宪因程序等多方违宪而无效，乌克兰宪政体制依然回归2004年体制，即议会总统制。
橙色革命之后乌克兰的宪政体制反复多次，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人设事，修宪变得十分轻率，甚至荒唐，掌握权力的政客们缺乏对宪法的忠诚和敬畏，仅仅将它当作权斗的工具，以至于经常性地出现宪法危机。2007年时甚至因为尤先科再次动用解散议会方式逼迫亚努科维奇下台，三方权力争斗几乎引发全面内乱。
从"权力党"库奇马总统以来的腐败与权斗，经济萧条与外交复杂，以及国内东西部分歧，这些也都在橙色革命之后的10年里继续发展，人们对政府的失望愈演愈烈。在这个过程中，政客们的政治品质一次次跌到谷底，人民却眼看着无能为力。
亚努科维奇是个早在1968年和1970年就因抢劫罪和伤害罪入狱的前科罪犯，而在2004年大选中也是他的公然舞弊导致橙色革命，尤先科二口英中毒时他也是最大投毒嫌疑人，2011年他又涉嫌将季莫申科构陷入狱。而上台执政之后腐败问题更加严重，并被人民普遍怀疑存在严重的黑金政治，此次源于亲俄引发的抗议，一个重要原因是亲俄导致人们明显感到自由遭到了进一步侵蚀。就是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政客，却长期领导着议会中的最大党，直到成为总统，可以说乌克兰人对亚努科维奇显然过于纵容，纵容的时间也过久，终于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不独亚努科维奇政治品质低劣，就是因橙色革命而晋身总统府的尤先科，独立广场的耀眼明星季莫申科，也都被传各种政治丑闻，此次出狱后季莫申科要求抗议的民众在严冬下继续坚守大街，令人怀疑她是否公器私用，以泄私愤。然而迄今乌克兰人民对政治家的政治品质如何要求，依然缺乏清晰的证据。
除了这些因素，地缘政治也是个极端重要的因素，亲俄还是亲欧是此次事件的导火索，此次事件至少反应出人民的决绝态度，似乎在验证着尚未完成的橙色革命。
乌克兰20多年的民主化进程，在新兴民主化国家常常是个通病。早在100年前的中国就已经毫不陌生，而且不约而同地表现为宪政体制的翻烙饼。政客们为了满足个人权欲而滥用修宪权甚至僭行制宪权，从1911年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到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再到191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宪政体制竟然变了三次，即分别是超级总统制、权限不明的议会内阁制和超级议会制，而且宪法条文的立宪水准也极其糟糕，其后15年的权力走马灯就是这最初三年落下的病。
所有掌有事实立宪权者都缺乏公心，不遗余力地夹带私货，国家根本大法在毫无敬畏和尊重的权斗中被搞得面目全非。这种行径最后导致了各种宪政危机，甚至直接导致宪法如废纸从而政局混乱不堪，直到后来引发1917年的府院之争，以致兵戎相见。于是，当1917年俄国爆发布尔什维克党徒政变时，王国维先生就在给他朋友柯劭口的信中说："观今日中国，必以共和始，以共产终。"（此处王所谓共产是指国民党）1924年，当政治墙头草冯玉祥指使鹿钟麟非法进入故宫驱逐溥仪，撕毁《优待清室条例》后，当时中国已再无宪政可能。以至于当时王国维就有殉国之念。
冯玉祥的政治犯罪"北京政变"还连带着使当时最为优秀的立宪活动遗憾终结，即《双十宪法》刚开始实施就因曹锟被囚禁而结束；其后，由段祺瑞主持制定的《段记宪法》，吸取1917年府院之争教训而设置了世界上最早的宪法法院，但这部宪法也完全没有实施的机会。至于后来1936年宪法和10年后在此基础上的1947宪法，却都由于错误地恪守五权分立教条而使权力分配失衡，以至迄今台湾宪政体制运行弊病多多。
自己的历史，抑或邻国的今日教训，倘若不研究不吸取，对民主化之后的政客们缺乏长期坚持不懈地警惕和监督，都会后果堪忧。两岸对民国部分政客的造神运动已经带来严重的偶像崇拜恶果，使得许多本该严肃检讨的历史教训无法得到严格对待，从而被重重迷雾遮蔽。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如果不认真使用，被用坏了的好东西也一样制造灾难。
在橙色革命之后10年，乌克兰的"政治马戏团"终于革命梅开二度──它到底是正当的政治革命还是破坏宪政的政变，目前尚有争议，可暂且不论。这次的民众不像10年前那样充满希望，充满对未来的憧憬，而是民众们既有独立自主性的政治反对，也有被政客私仇裹胁的党派反对，并且充满了对10年来政治的失望与厌弃。最严重的差异是，此次事件数十万走上街头抗议的民众与政府发生了可怕的暴力冲突，政府下令狙击手开枪，可能导致了上百名抗议者死亡数百人受伤的惨剧。屋漏偏逢连夜雨，乌克兰还同时面临着凋敝的经济和紧张的外交关系，成为民主化以来最寒冷的一个严冬。
乌克兰此次事件在中国舆论界也引发了大量不同的声音，在许多人羡慕、敬慕乌克兰人追求自由和民主的英勇精神同时，也有许多质疑反对派政治反对行动是否足够正当的声音。
且不论此次乌克兰事件的最后结果该如何定性，对引发此次事件的诸多因素做些梳理，似乎更有其必要，说不定也是将来中国会遇到的问题。
出逃的解职总统亚努科维奇原本是2004年大选中有确凿证据证明的舞弊者，是橙色革命的引发者，然而，2004年橙色革命之后，新当选的总统尤先科不但没有对亚努科维奇的选举舞弊罪行进行调查，反而与亚努科维奇达成一项政治交易，以免除起诉换取亚努科维奇领导的地区党对新内阁的支持。尤先科刚刚接手新政府，就被丑闻包围，他提名的司法部长涉嫌伪造学历，儿子拥有豪宅和价值4万美元的手机，即使是橙色革命时独立广场上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季莫申科在入阁后也涉嫌经济丑闻，并且因为与总统政见不同而被尤先科迅速解职，重组内阁。民众对橙色革命成果的期待几乎完全落空，2004年高达12%的经济增长在2005年却低到3%，而原先人们极度失望的库奇马时代的腐败问题却根本没有解决的动静，2005年被视为乌克兰"权力寡头化"的一年。这明示了总统、政府和议会三方权力唯有冲突，难以相互制衡。在接下来的10年里，乌克兰的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这种动荡的政局，除了是民主化初期各国普遍容易染上的共同病症之外，也跟一个国家所选择的宪政体制密切相关。乌克兰的宪政体制是属于新兴民主国家采纳最多的半总统制架构，即直选的实权总统有权提名或任命政府总理，但政府总理需要经过议会投信任票通过，因此，总理需要同时对总统和议会负责。乌克兰的半总统制在半总统制亚型态中，1996体制属于总统议会制，即总统可以直接解职总理，而2004年大选时，各方反库奇马联盟则达成一个修宪共识，将总统议会制改为议会总统制──总统无权直接解职总理，以削减总统权力的方式提防总统擅权，这赋予了总理以很大的权力,保持了极大的人事任命权以及与议会联合推进立法的权力，修正案规定从2006年1月1日开始实行议会总统制，这导致了后来八年总理和总统冲突不断。
议会制之下议会若解职首相或总理，首相可以向总统申请解散国会，这是一组权力均衡的设置，但在乌克兰的议会总统制下，总统无法直接解职总理，而只能通过解散国会和国会改选来逼迫总理下台，于是，当总统与总理权力冲突严重时，例如尤先科与季莫申科，尤其是与后来当总理的亚努科维奇的冲突（因为亚努科维奇的地区党一直是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而其他各党，包括尤先科自己的"我们的乌克兰"和季莫申科的"季莫申科联盟"、社会主义党、共产党却又四分五裂，难以团结，因此不提名亚努科维奇当总理非常麻烦）时，常常得解散议会让其改选来解决总统与总理的权斗，议会因此备受冲击。这一议会总统制直到2010年亚努科维奇成功当上总统以后才再次经过修宪改为总统议会制。然而，此次亚努科维奇被议会解职后，宪法法院迅速宣布2010年的修宪因程序等多方违宪而无效，乌克兰宪政体制依然回归2004年体制，即议会总统制。
橙色革命之后乌克兰的宪政体制反复多次，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人设事，修宪变得十分轻率，甚至荒唐，掌握权力的政客们缺乏对宪法的忠诚和敬畏，仅仅将它当作权斗的工具，以至于经常性地出现宪法危机。2007年时甚至因为尤先科再次动用解散议会方式逼迫亚努科维奇下台，三方权力争斗几乎引发全面内乱。
从"权力党"库奇马总统以来的腐败与权斗，经济萧条与外交复杂，以及国内东西部分歧，这些也都在橙色革命之后的10年里继续发展，人们对政府的失望愈演愈烈。在这个过程中，政客们的政治品质一次次跌到谷底，人民却眼看着无能为力。
亚努科维奇是个早在1968年和1970年就因抢劫罪和伤害罪入狱的前科罪犯，而在2004年大选中也是他的公然舞弊导致橙色革命，尤先科二口英中毒时他也是最大投毒嫌疑人，2011年他又涉嫌将季莫申科构陷入狱。而上台执政之后腐败问题更加严重，并被人民普遍怀疑存在严重的黑金政治，此次源于亲俄引发的抗议，一个重要原因是亲俄导致人们明显感到自由遭到了进一步侵蚀。就是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政客，却长期领导着议会中的最大党，直到成为总统，可以说乌克兰人对亚努科维奇显然过于纵容，纵容的时间也过久，终于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不独亚努科维奇政治品质低劣，就是因橙色革命而晋身总统府的尤先科，独立广场的耀眼明星季莫申科，也都被传各种政治丑闻，此次出狱后季莫申科要求抗议的民众在严冬下继续坚守大街，令人怀疑她是否公器私用，以泄私愤。然而迄今乌克兰人民对政治家的政治品质如何要求，依然缺乏清晰的证据。
除了这些因素，地缘政治也是个极端重要的因素，亲俄还是亲欧是此次事件的导火索，此次事件至少反应出人民的决绝态度，似乎在验证着尚未完成的橙色革命。
乌克兰20多年的民主化进程，在新兴民主化国家常常是个通病。早在100年前的中国就已经毫不陌生，而且不约而同地表现为宪政体制的翻烙饼。政客们为了满足个人权欲而滥用修宪权甚至僭行制宪权，从1911年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到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再到191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宪政体制竟然变了三次，即分别是超级总统制、权限不明的议会内阁制和超级议会制，而且宪法条文的立宪水准也极其糟糕，其后15年的权力走马灯就是这最初三年落下的病。
所有掌有事实立宪权者都缺乏公心，不遗余力地夹带私货，国家根本大法在毫无敬畏和尊重的权斗中被搞得面目全非。这种行径最后导致了各种宪政危机，甚至直接导致宪法如废纸从而政局混乱不堪，直到后来引发1917年的府院之争，以致兵戎相见。于是，当1917年俄国爆发布尔什维克党徒政变时，王国维先生就在给他朋友柯劭口的信中说："观今日中国，必以共和始，以共产终。"（此处王所谓共产是指国民党）1924年，当政治墙头草冯玉祥指使鹿钟麟非法进入故宫驱逐溥仪，撕毁《优待清室条例》后，当时中国已再无宪政可能。以至于当时王国维就有殉国之念。
冯玉祥的政治犯罪"北京政变"还连带着使当时最为优秀的立宪活动遗憾终结，即《双十宪法》刚开始实施就因曹锟被囚禁而结束；其后，由段祺瑞主持制定的《段记宪法》，吸取1917年府院之争教训而设置了世界上最早的宪法法院，但这部宪法也完全没有实施的机会。至于后来1936年宪法和10年后在此基础上的1947宪法，却都由于错误地恪守五权分立教条而使权力分配失衡，以至迄今台湾宪政体制运行弊病多多。
自己的历史，抑或邻国的今日教训，倘若不研究不吸取，对民主化之后的政客们缺乏长期坚持不懈地警惕和监督，都会后果堪忧。两岸对民国部分政客的造神运动已经带来严重的偶像崇拜恶果，使得许多本该严肃检讨的历史教训无法得到严格对待，从而被重重迷雾遮蔽。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如果不认真使用，被用坏了的好东西也一样制造灾难。
――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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