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继波：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同江青关系之对比与辨析

右起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在谈到林彪和江青时说"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因而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被定位为"互相利用、互相勾结"。叶剑英后来则说"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央文革小组是文革前期领导文革运动最重要的机构，江青是此机构的灵魂人物，全军文革小组则是指导军队文革的重要机构，通过考察周林二人对这两个不同机构的态度（包括对待江青的态度），笔者对上述说法持断然否定态度。由于江青的特殊地位，中共高层包括周恩来等人对江青无不礼让三分。有些人无视当时的历史状况，有意区分林彪与周恩来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似乎周恩来一直是坚决抵制，而林彪则是曲意逢迎。更有人撰文称林彪在文革中对江青进行了"集中吹捧"。然而历史的真实却是，林彪和周恩来对待江青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林彪对于江青虽然有客气，有吹捧过，更多的却是对江青的"不客气"，特别对于江青"染指"军队的行动断然加以抵制；周恩来的表现可以说连"不卑不亢"都算不上，个别时候甚至还丧失了人格。可是如果从政治家是否合格来说，周恩来远比林彪合格；在把握中央最高层政治上，周恩来表现得也更为出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何处理和江青的关系，部分的决定了周恩来和林彪的政治命运。

　　一．林彪对于全军文革小组的态度与周恩来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的对比

　　（一）林彪和全军文革小组

 

　　1．全军文革小组整人

 

　　军队院校造反派的兴起实际上是文革运动中地方造反运动的延伸，也是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大力支持下的必然产物。《五一六通知》下发仅仅九天，5月25日中央军委批发了总政起草的《关于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其功能为保持军队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系，并负责指导全军文化革命事宜。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一时间成为指导军队文化革命运动的特殊机构。但是军队文化革命小组对军队干部不是保护而是纵容、支持造反派冲击、迫害，从而引起军内高级将领们的怨恨，主要参与整人者有全军文革小组的谢镗忠、李曼村等人。

 

　　日后随着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刘志坚的倒台，中央军委又成立了全军文革小组，1967年1月11日徐向前元帅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12日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江青为顾问。

 

　　徐向前被任命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之后，即向江青汇报军队的文革情况，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军队的造反派没有发挥作用。于是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立即建议：调几个造反派来帮助军队机关搞文革。各路造反派到了北京之后，徐向前在全军文革小组欢迎各造反派头目的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我们执行江青同志指示，请大家来帮助机关搞文化大革命。"

 

　　实际上，当时军内院校造反派组织已经十分猖狂。以海军院校的造反派为例。李作鹏说："海军院校的所谓造反派，大批涌进海军大院与机关造反派合成一股，冲击领导机关，其主要矛头又是对准李、王、张。于是，今天这个院校把我揪去批斗，明天那个院校把我揪去批斗。有几次围攻批斗我的时间长达几十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有时是从早到晚，造反派不让我吃饭、不让喝水、不让抽烟，甚至不让上厕所。"

 

　　在新的全军文革领导下，全军文革局面果然"大开"。全军院校从乱到彻底垮掉；省军区以上机关，除总参之外，均乱起来，甚至作战部队也有部分开始乱。总后机关成为全军大乱的典型，测绘学院造反派杀进叶剑英的住处。

 

　　1月19日下午，上任伊始的徐向前直接打电话给给正在西山"躲反"的邱会作。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下令邱回总后接受造反派的批判。邱会作刚回总后就被造反派抓走批斗，在批斗大会上邱会作遭到残酷的毒打，全身多处伤残，几乎丧命。林彪闻讯后大怒，聂荣臻甚至建议直接派军队抢人，必要时可以动武。林彪手书"立刻放了邱会作"，陈伯达也签了名。当时"动用部队抢人"作为第二方案准备实施。叶群24日晚手持林彪的命令到总后救出邱会作，叶群说："我奉毛主席、林总、周总理、陈伯达组长、叶帅之命来抢救你"。邱会作随即被转移到军委西山驻地，沿途重兵戒备，防止造反派抢人。面对邱会作惨遭造反派的毒打，险些丧命，军队的老干部们表示了强烈的愤怒，聂荣臻甚至说："老是说什么要照顾影响，如果早依我说的，派两个营冲进去，把人抢出来就少挨这么多打了。我看对造反派坏头子不杀几个不行！"刘伯承第二天也来看望邱会作，刘帅说："这是个啥子文化大革命哟！明明是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整好人。毛主席、林总察觉到了问题，派人去救你，是对你个人的关心，也是对全体老干部的关心。你受了伤、挨了打，换取的是更多的人不挨打，不被斗。这与你过去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受伤是一样的，是你的贡献。"林彪直接下令救走邱会作，迫使造反派在武斗军队老干部一事上有所收敛，否则其他人也难免遭此厄运。邱会作受了难，但是却保护了更多的人。林彪下令救出邱会作实际上就是对徐向前与江青合流迫害军队干部的强烈批评。此后，徐向前再也无法下令将军队干部交造反派批斗了。

 

　　徐向前在会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时大发雄威："你们认为斗杨勇、廖汉生到时候没有？（答：没有。）没到，什么时候到？（徐副主席很气愤站起来）你们认为阻力是什么？（答：爪牙没抓出来。）你们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你们这样搞会把打击面扩大，杨勇、廖汉生这样的活老虎毛没拔一根。……我劝你们把廖汉生斗斗，杨勇是个什么东西，斗斗去。……要狠造杨勇、廖汉生的反，这个反不造，你们要扩大，就会扩大到你自己头上，如都搞成杨勇、廖汉生的爪牙、走狗，这就不得了啊！要集中火力。一个是对杨勇、廖汉生要斗垮、斗臭、烧焦……放着活老虎一毛不拔，还到处去找，究竟有多少老虎？要打多少老虎？"

 

　　全军文革小组是中央文革安插在军队中的一个楔子，是江青利用来在军队中造反夺权的重要工具。江青是全军文革小组的顾问，有了全军文革，江青就有机会和能力插手军队事宜，搬弄是非，制造矛盾，乱中夺权，并由此进一步染指军权，江青等文革极左派成为搞乱军队的幕后操盘手。这不能不引起林彪的高度警惕。

 

　　2．全军文革小组的寿终正寝

 

　　"二月逆流"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请假检讨，不再参与全军文革事宜。徐向前虽然不再管全军文革小组的事，但仍然还是挂名组长，直到9月16日才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递了辞呈。徐向前在辞呈中承认"在萧华问题揭露后，全军文革小组的工作陷于瘫痪。"毛泽东的批示是："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林彪批示："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

 

　　为何全军文革小组此时"陷于瘫痪"？这实际上是林彪的主意，也是林彪的"拖"字诀。全军文革小组以前有江青等人的支持，在批斗、打倒军队老干部一事上出了大力，结果引发众怒，成为众矢之的。邱会作回忆说："我记得在全军干部会议后，我们军委机关几位领导和大军区的司令员黄永胜、陈锡联、韩先楚等人去林彪那里看他。我们议论说，全军文革比当年中央苏区时的肃反委员会还坏，想要整哪个就整那个，置人于死地。林彪在旁边没听清楚，问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向他解释，林彪明白了，说：'对老干部要保护嘛！有人对李天焕保了，为什么不保邱会作呀？我很同意保李天焕，他是个好同志，但是不能不保邱会作呀？还不是那个原因！'"这里林彪所说的原因是指李天焕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而邱会作是一方面军的干部。林彪实际上在批评徐向前。此时的徐向前离开全军文革小组，而萧华因"五一三事件"靠边站了，全军文革小组群龙无首，莫知所以。中央文革有事时总要找全军文革小组，而林彪却吩咐手下："他们叫你们去开会说事，你们别理睬，想办法推掉。"林彪认为，全军文革有没有是小事，但有了江青在它背后就是大事了。江青是全军文革的顾问，有全军文革，她在军队里就有职务，没全军文革，她就没职位。林彪不让江青插手军队，不能明着说，就只好不要全军文革，不给江青可乘之机，哪怕是牺牲军队里什么人，也在所不惜。　　林彪认为，收回军队文革领导权不难，但是一旦江青插手，反而使得问题复杂化，不如"拖"在那里，让全军文革小组不明不白地挂在那里，不支持、不理睬，直到变相地让其寿终正寝了。

 

　　1968年3月黄永胜出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时，林彪说了一番内心的话："去年，全军文革垮了，江青几次提议要恢复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化革命，并在军队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中央军委常委的工作一时也难以恢复起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来管事。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指中央文革）不喜欢；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用办事组来管大事，这是最靠得住的办法。"吴法宪也回忆说："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

 

　　这也是后来林彪同意江青之提议成立"四人小组（即看守小组）"处理军中事务的主要原因之一。再后来，由于军委办事组的成立，"全军文革小组"也就无疾而终了。

 

　　（二）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其成员名单是在周恩来参加、邓小平主持的，在1966年4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草拟的，后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28日发出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伊始，并没有人给以太多重视，且在中央文革小组许多成员观念中，它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参谋秘书班子，甚至是归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但是后来经过毛泽东和江青的诸多运作，中央文革小组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其成员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以及人所共知的中央首长（中央文革小组主要骨干力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历史的变迁中，周恩来的作用始终被官方漠视甚至不承认。周恩来和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前期、中期基本上是同盟关系，虽然也有分歧，但是这种分歧却被官方演绎成是纯粹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这种看法显然不是历史的真实。实际上，在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抬到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可以说是居功甚伟。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绝不能简单地"概念化"。

 

　　1．树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

 

　　1966年7月9日，风尘仆仆回到国内的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宴会，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刘少奇等一干中央要员在宴会前会见了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宴会开始前，周恩来特意打电话给穆欣：要陈伯达参加会见，并叫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出席宴会，新华社将趁此机会公开报道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事。周恩来不仅费尽心机创造机会把中央文革小组这个牌子打出去，还顺从毛泽东的旨意在树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上不遗余力。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毛泽东着军装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军队干部喜气洋洋，因为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三位元帅进了政治局。江青发脾气，说"野心家无计可施了，想把主席和中央文革隔开来。军队要独立，这是新的分裂主义。"周恩来知道了，赶紧让邱会作给中央文革的人做军装，而且怕邱搞错（因为邱以为是为陶铸、陈伯达），特意叮嘱是给江青，而且是要做男式的。邱会作说，周恩来在做军装上，周恩来把中央文革的人想在中央其他领导人之前。

周恩来在1966年9月19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等人时就指出："部的名称太大，过去文化部那么大，干了不少坏事，今天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小组，倒做了不少好事，很受群众欢迎。"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由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关于此次接见的新华社电讯稿刊登于次日的《人民日报》，通讯中说："有1500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相。""庆祝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主持。……"在此新华社电讯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就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那般，江青高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地位呼之欲出。陈伯达也被单独点出，对于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给以了非凡的待遇。1967年的5月1日，周恩来把已经印好的《人民日报》停发，把原本排名排在中央委员名单之后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提到中央委员名单之前。

 

　　周恩来在1967年1月份如此评价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部，军委是司令部，我们国务院是执行机构（陈伯达同志插话：中央文革不是参谋部，只是个工作机构），我们要以上海为起点作个榜样；铁道学院已经决定到铁路沿线去宣传了，别的院校也可以考虑大搞宣传。""对中央文革小组我是坚决支持的"。

 

　　1968年中央拟定的庆祝国庆口号中有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九大"召开之前，196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迅速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的通知》。在此中发通知中，排名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排在国务院之前。这个排名绝对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是周恩来在"九大"来临之际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献礼。

 

　　2．林彪提议--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中掺沙子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后，形如一盘散沙，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而且中央文革小组的左派文人们并无行政、管理和实施的能力。"二月逆流"之后，自1967年2月19日起，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原来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和中央碰头会。前后参加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主要是原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汪东兴、谢富治。1967年2－3月间毛泽东同意叶群、萧华、杨成武列席与会。随着文革深入，黄永胜、吴法宪亦与会，其间成员也不断遭到清洗。无论是早期的中央碰头会还是后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都是由周恩来负责召集和主持会议，并决定会议议程。

 

　　由于中央政治局里面的老干部们被迫"靠边站"，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常务机构。毛泽东在随意间改变了中央内部的组织结构，江青不仅掌握了操纵文化大革命的权力，而且取得了操纵整个中央的权力。据邱会作回忆："毛主席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工作是很不满意的，他叫中央文革处理文化大革命事务，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承担了部分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这一次，他借着批判'二月逆流'，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的毛泽东停止了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活动，叫周恩来等人参加了中央文革那的碰头会，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为中央唯一的决策和执行机构，使之承担了原来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书记处成员参与的中央日常工作。""而林彪本想阻拦一下，把中央文革权力限制在书记处的执行范围内，向毛主席表示了这个意思，他还提议：'碰头会不要搞中央文革的清一色，要有老同志和军队的同志参加，要由总理来主持。'毛主席同意了林彪的建议。但是在执行时，这个事却办不下来，地方干部只有谢富治，负责军队工作的只是杨成武参加了碰头会（后来加了吴法宪）。以后周恩来想再增加其他几个老同志，江青坚决不干，使得中央碰头会中央文革成员占了绝大多数。他们把中央碰头会的'主持人'周恩来和参加进来的其他人看成了附属，一切由他们说了算。"这一时期正是江青个人权力如日中天之时，周恩来也不得不看江青的脸色行事。

 

　　由此可以看出，林彪想"掺沙子"，虽然毛泽东同意却最终办不下来，笔者倾向于是江青反对，而周恩来对待中央文革小组缺乏林彪对待全军文革小组的那种强硬态度，因此林彪之提议"流产"。

 

　　3．既冲突又合作但以后者为主的关系

 

　　文革中，周恩来扮演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一方面，周恩来要维持整个社会运转，执行国务院总理的职能；另一方面，周恩来为了不被打倒－这也是他在整个文革中所要达到的目标，势必要求他做一个响当当的文革派，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央文革小组还要左。　　这样，在这两个方面无疑都会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周恩来更有来自毛泽东对他的指责，中央文革小组一干人在此基础上"再加一码"。

 

　　这三个方面导致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冲突在所难免。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容，因为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手下两大刚柔并济的政治利器。虽然在毛泽东的"文革算盘"中，周恩来也是最终要被清算的目标之一，但是在没有彻底打倒和解决刘少奇的情况下，发动文革，可借用的最大力量就是周恩来，周恩来仍然具备巨大的利用价值。徐向前回忆道："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积极响应和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对于那些持有怀疑或者不积极的很多高级干部，周恩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劝说和帮助他们加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性质、对象和任务。最后徐向前指出，没有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文革是不可能搞起来的。

 

　　邱会作也坦诚说："林彪说的'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作为军人，我一生如此。但更打动我心的是，周恩来不止一次深情地要大家支持文化大革命，否则就会'晚节'不保，个人的革命经历也要'一笔勾销'。我真怕自己跟共产党毛主席革命大半辈子，最后被毛主席视为背叛了他的'反党分子'。"

 

　　因此在本质上，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都是执行毛泽东的文革决策的主力军。正因如此，也就决定了就整体而言，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十分融洽的。尤其是在文革初期。

 

　　周恩来坦言："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在穆欣等当事人的回忆中说连中央文革小组的日程都是由周恩来安排。

 

　　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到："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组成部分，成份上来说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斗争中，不论从维护、坚持、发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说来，不论是从批判、揭露、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说来，我们都应该承认中央文革在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有她的丰功伟绩。"　　同时，周恩来也号召广大军民要永远忠于中央文革！

 

　　从本质上来讲，周恩来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周与毛的关系。所以周恩来多次说过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的事，我们去执行。对于周恩来如何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吴法宪对此有过生动的回忆。1966年10月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点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与会的各地干部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对于批判刘少奇并不积极，会议开了许多天却效果不彰。经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给吴法宪下令，由空军派出专机，将各地的造反派头头们接来北京，一起参加讨伐刘少奇的大会，周恩来并且亲自与会，以示重视。周恩来在与会过程中，一直在频频点头，赞扬造反派头头的揭发。造反派终于在会上掀起了批刘高潮。可见，凭借周恩来的智慧，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提议和决定会得到更完美的发挥和更理想的结果。

 

　　二．周恩来同江青的关系

 

　　江青在1967年4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江青主要是指，在1956年曾由周恩来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副部级）。实际上，建国以后的高层对于江青的态度可以说是表现其本人政治态度的一个潜规则。作为一个老红军，徐业夫从50年代起就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机要工作，曾经因议论江青而被调离过职位。周恩来对于江青的坚定支持是其不被打倒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文革初期，江青进入"文化大革命"最高领导层，是毛泽东确保"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线得以贯彻的重要保证。而在此过程中，周恩来所做的工作无疑要比任何人都多，自然也比林彪多得多。但是如同所有高层政治人物关系一样，周恩来与江青之间也是充满矛盾，特别是江青的特殊地位，导致她与周恩来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可纵观文革，由于周恩来审时度势，及时调整自己和江青的关系，更是由于毛泽东的特殊制约，周恩来从来没有主动和江青翻过脸。江青反过来，也对周恩来施以善心与保护。因此两人之间的关系实为错综复杂。

 

　　（一）江青对周恩来的指责与保护

 

　　由于文革疯狂的夺权运动，中共的党政系统，特别是国务院系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不少干部被关押、批斗，政府日常活动陷于瘫痪，而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如日中天。"二月逆流"后毛泽东采取高压手段严厉批评了几位老帅，周恩来也被迫跟着检讨。1967年2月江青就曾指着周的鼻子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江青还威胁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江青甚至说"主席已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象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总觉得周恩来做得不够，逼周恩来交权，周恩来对江青等人只好说"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周恩来作为堂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此时竟然沦为中央文革的走卒。

 

　　吴法宪将军时任空军司令，曾参与中央文革碰头会，吴回忆说"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大量的实例表明，周恩来对于江青可以说是毕恭毕敬。"杨成武事件"发生时，周恩来甚至建议邱会作对杨成武问题的表态报告把江青同志的名字往前写，可以写在周恩来的前头。

 

　　诚然，部分是由于周恩来的谦让，江青对周恩来也并不都是飞扬跋扈。江青甚至有时对周恩来非常尊重。官方为了树立周恩来的伟大形象，对于此点非常忌讳，一概不提。林杰的太太王乃英曾经"交代"：江青经常等周恩来拿主意，虽然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有时候不同意这种做法。林杰抱怨说，江青总是让我们按照周总理的命令去执行，事情总是变的越发困难。在1967年夏天，造反派围困中南海。戚本禹建议周恩来为安全起见搬到钓鱼台。　　对所有的这些支持和关心，周恩来自然也报之以桃李。不仅对江青，连对张春桥都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给你们办。

 

　　对于周恩来，江青也是时常关照有加。1967年1月，北京大街上连续出现了要打倒周恩来同志的大标语。阎长贵回忆到：在发生所谓"二月逆流"的时间里，我拿份关于周恩来的什么材料（其内容没一点印象了，很可能是关于贴周恩来大字报的材料）给江青看，江青严肃地跟我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这句话，这个表态，对我影响很大。也正巧在这段时间里，我中央财经学院的一个大学同学（年轻教员），给我来信，说（大意）：1967年2月16日晚（或2月17日凌晨），周总理接见财贸口造反派的讲话对造反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还当场抓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等等，并附来了周恩来讲话的纪录；其意思是想就周恩来的这次接见写周恩来的大字报，问我行不行。我知道这不行，因为按照当时毛主席以及中央文革的意见，不允许贴总理的大字报，陈伯达、江青不止一次叫我找聂元梓、蒯大富，让他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有关总理的大字报，我听了江青所说她"心不安"的话，更觉得不行，于是我就给我那位同学打电话，告诉他："不行，绝对不行，决不能给总理贴大字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上反映。"我那位同学，知道给总理写大字报不行，又给我来信，说要贴李先念的大字报，我觉得他不听话，有点不耐烦，告诉他："我不管了！"我当时的心态是只要不贴总理的大字报就行，其他我不管。我讲这件事情，是想说明，江青所说"心不安"的话对我确实是影响很大的，也是很直接的。

可以这么说，虽然江青倚仗"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对周恩来时有不敬，但是江青对于周恩来并不是后来官方一直认定和宣传的：江青对周恩来是使尽奸计、迫害和炮打。两者的关系可以用周恩来和江青自己的言论作为注脚。江青在接见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代表时指出："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

 

　　（二）江青和周恩来的互动

 

　　聂元梓回忆说：有一次，康生要我抓杨勋（经济学家，文革时为北大教师，因为反对江青曾坐牢两年）。杨勋是杨柄章的姐姐。指示我们让群众扭送杨勋到公安部。开始康生指示，我照办了。后来康生又通知让我到他那里去，问我："指示你抓杨勋，你怎么没办呢？"我说我已经让学生把她扭送到公安部了。他说："那总理来电话说没有送去。"然后他立刻打电话给谢富治核实。谢富治说"人送来了，在押了"。然后他当着我的面又给周恩来打电话，说："已经办了，我也问了谢富治了，在押了。"我才知道这事是周恩来让办的。

 

　　当聂元梓被问到：到底为什么要抓杨勋？聂回答说：我先不知道，后来听说是周恩来完全是唯江青意图为从。是如聂元梓所说，还是如林乃英在检讨中表示的要听周恩来的？无论如何，阎长贵先生回忆说：在外出开会或活动时，周恩来有时坐江青的车。这是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想过。我认为，主要就是周恩来要和江青讨论问题，征求她的意见，以统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虽然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但说话算数的实际上是第一副组长江青，她几乎具有一票否决权；不管什么问题，就是陈伯达、康生同意了，江青不同意也是不行的。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者，不能不正视和重视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周恩来与江青在工作上是非常互相支持的，虽然时不时的江青会耍下"小脾气"。举例来说，王力曾经回忆道：有关四川"二挺"（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他曾经应江青要求进行调查，事后也写信给江青说明情况。但是后来此信是周恩来批示的。周恩来批示道："同意王力同志意见。"

 

　　周恩来在接见科学院造反派时说："江青同志讲话就是指示，谁不执行，你们就造他的反。我支持你们按江青同志的指示去办事，至于他至死都不执行，那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可以夺权嘛？我只能起煽风点火的作用，在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

 

　　周恩来也是如此躬亲力行的。不少坊间演义式作品都将傅连暲的受迫害归结为林彪对傅连暲的人身报复。

 

　　但是据邱会作回忆："一次，总理、杨成武、吴法宪和我在场，江青对叶群说：'傅连暲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过林副主席吗？现在，为什么不报仇！'叶群笑了笑回答说：'傅连暲还好，就是教林副主席养身之道，现在他（林）自己都会查药典了。'江青认为叶群不识抬举，立即说：'把傅连暲抓起来，待后再处理。'大家都不吭声，江青就火了，这时总理说这件事我来办。也就过了一天卫戍区来了几个人，给我看了总理的条子："把傅连暲交给来人，周恩来。"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暲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过了几天（那时我不在碰头会，不是天天见总理）我见到总理，问为什么抓傅连暲？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不久傅连暲就死在秦城。"日后的中纪委审查小组对邱说：傅连暲之死与你无关，你对傅连暲在文革中说过的一些批评的话，不能和专案混为一谈。

 

　　曾经是上海造反派负责人的潘国平回忆：一是有一次他参加北京工人体育馆红卫兵大会，会后大家鼓掌要中央首长绕场一周，周应是第一位，可他退到后面，还扶着江青下台阶。潘当时感到很不舒服。二是1967年1月，潘上京开全国造反派头头大会，第一个发言，提出部份干部可以出来工作由造反派监督，江青当场反对，把潘轰下台。潘气不过，给周恩来递纸条要求继续发言，周却公开宣布说，潘的意见，他已知道，会转告中央，今天不必再发言了。江青会后也顺势过来，叫我潘司令，并给我联络电话，派车派联络员。

 

　　江青和周恩来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周恩来曾对刘白羽说：她（江青）那里一个电话就是几个小时。吴法宪回忆说，江青下楼的时候，周恩来都趋步往前，扶其下楼！在江青外出青岛游玩，周恩来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两位政治局委员陪同，而且指点他们如何才能安排好江青的休养。而周恩来对于江青的要求更是有求必应！江青有个人问题时特别爱找周恩来帮忙，而且有时候是撒娇式地要周恩来去处理一些事情。江青因为觉得住11号楼不安全提出要改住10号楼，又在17号楼和10号楼下面建立防空洞。而这些工作，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办的。杨银禄说：江青提出要求后，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对江青非常了解，他接到我的电话，立即就答覆了："好嘛，江青同志的想法是对的，我同意。我现在就给东兴同志打电话清他准备一下。江青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江青同志说要检查一下楼的安全情况，然后再用紫外线消消毒，别的没有提什么要求。"周总理说："那好嘛，我请东兴同志办。"

 

　　邱会作对周恩来如何对待江青有个生动的回忆。1967年夏天某日中央碰头会开会。江青坐在主持人的位置，周恩来在邻座。会议中间，护士给江青送水吃药。江青喝水时，水可能热了一点，于是把杯子朝地下一摔，大叫：哎呀！不得了了！护士想用开水烫我，谋杀我！汪东兴让人再送一杯来。周恩来起身抢着先接过了杯子，用手在杯子上摸了一下，感觉不是那么烫，才端到江青的手上说，开水不烫，请江青同志服药吧。

 

　　江青的秘书杨银禄也有过回忆：1968年初冬，江青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周总理几次到钓鱼台11号楼看望江青，并与医护人员一起研究治疗方案。他为了能够掌握江青的病情，及时采取措施，带上文件和办公用品，连续几天到钓鱼台11号楼办公，以便随时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江青不过是感冒而已，周恩来就带上办公用品到江青的地方办公，随时关注江青的病情，这种功夫可谓是登峰造极、上下五千年独有了。根据杨银禄的回忆，我们还知道如下情节：爱屋及乌，周恩来主动关怀杨银禄，问个人有什么困难，得知杨的姐夫被抓三个月，周仔细记下杨的姐夫的信息，然后周通过汪东兴，三天以后就放出来了。杨银禄不就是江青的一个秘书么？放下身段如此做事，周恩来之为读者可鉴。

 

　　阎长贵先生还说：周恩来到江青这里来之前，都是亲自打电话给阎长贵（时任江青秘书），问："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有时周恩来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阎长贵每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兴和痛快地说："总理来，可以，欢迎。"阎长贵说：实实在在地说，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阎长贵还回忆到：她常常缠着周恩来，她做的事，她的活动，很多总是要求周恩来参与。比如，当时江青经常看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她要周恩来也看，演出结束后，她给剧团的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她也要周恩来陪着，我看到周恩来不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戏，也参加江青演出结束后的活动，可以说周恩来经常总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红卫兵搞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记录。据我看，周恩来也"乐意"（不乐意也顺从）帮助江青做些事情，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想到毛主席……

　　（三）周恩来对江青的吹捧

 

　　1966年10月周恩来把江青在一个大会上的讲话做成录音，在全国播放。　　对于一个还不是中央委员的江青，这种待遇即使不是空前，恐怕也是绝后。

 

　　1966年11月28日晚，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多名"革命文艺战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言：之所以隆重其事，是为了对江青进行一次集中的人为拔高和吹捧，这是一次向江青表忠献媚的大会。

 

　　周恩来在此次大会上不顾历史的真实，对江青做了极其露骨的吹捧："在这里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上面所说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我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成功的支持者。在方针上，我是坚持革命化、大众化、战斗化和民族化的，但在实践上，常常犯指导性的错误。例如，在音乐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强调中西音乐的不同处，强调反对崇洋思想，强调中西音乐分开的基本训练，不认识洋为中用，不认识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乐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直接帮助了我，我也在学习革命歌曲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在这场把江青树立为伟大的文艺革命旗手的登基典礼上，周恩来是立了头等功的。周恩来把自己摆在江青学生的位置上。

 

　　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评论：周恩来的讲话，通篇充满了卑躬屈节、谄媚奉承的表白。谁又可以说，在江青迈向更高权力的道路上，没有周恩来推波助澜的一份功劳？诚如历史所记载，周恩来从这么一种表态到当众振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也就不足为奇了。阎长贵回忆说：关于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我也问过汪东兴，他说："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非同一般，同她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不一样。在文革中，总理说了很多赞扬江青的话。'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就是首先由总理喊出来的。连主席都说，总理有点怕江青。"

 

　　1968年3月24日，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对军队干部会议，宣布"杨、余、傅反党集团"的问题时，周恩来当众高喊："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周恩来还当众做了力捧江青的讲话：（1）从历史上来塑造江青的革命历史形像，把江比作鲁迅来赞扬；（2）江青受到过迫害，而且这些迫害者文革结束后却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3）文革期间江青又立新功。

 

　　作为中央领导人，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说文革是毛泽东和江青合伙开的"夫妻店"，那么周恩来就是这个店的总经理。

 

　　（四）江青在九大上进政治局--周恩来的顶尖政治艺术

 

　　江青把自己定位在常委，排名在毛、林、周之后，权力比周强或者至少差不多。林彪对此洞若观火。1968年底，林彪对毛泽东说：从政治上来说，一个干部应当先锻炼，后提拨，对他们成长有利。现在不是战争年代，对那些刚出露头角的人锻炼时间应当放长一点。有些女同志过去被耽误了，现在也不好突然长上去。毛泽东对于林彪影射江青的提议直接否定，说现在政治上的考验胜过了战争年代，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人的原则是：德才为主，照顾到历史情况；男女干部，应当一视同仁。

 

　　黄永胜在政治局名单提名会上说：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应讲功劳，但不一定要当选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会后，批评黄永胜，"你太不懂了！"。

 

　　"九大"闭幕之后，依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康生、黄永胜草拟政治局委员名单。4月26日，毛泽东看到名单后把江青的名字划掉。在这之前，林彪已经先看到名单并且把叶群的名字划掉了。周恩来针对这种情况说："单纯从名单本身来看，她们可以不放进去。但是从现实来考虑就一定要上了。我们应当从大局着想，要再向主席提出我们的意见。"于是周恩来等人继续把江青、叶群的名字放在名单上。毛泽东看到后，第二次把江青的名字划掉。对于为什么划掉江青，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对于叶群，林彪说，叶群坚决不能进政治局，否则他说得清楚还是说不清楚，都是政治问题，他只有坚决不同意这么办，才可以从政治上说清楚。周恩来于是先去找毛泽谈，试探毛的真正想法。周恩来对毛说："我们向主席真诚的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政治影响，但不列入也会产生影响，会产生更多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同志列入候选人名单！"毛泽东说："你们的道理是对的。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责任在我，我应当完全负责。"毛虽然同时说了一些关于江青的负面的评论，实际上毛已经告诉周恩来，同意他的做法了。周恩来等人又来到林彪处，林彪还是不同意叶群进政治局。黄永胜告诉林彪，如果叶群不进入政治局，江青也不便列入，那么就是给毛泽东难堪了。林彪沉思良久，说："我对叶群的同意或不同意，都听主席的决定。"邱会作说："毛泽东有难处。周恩来知道毛的难处。在毛口头反对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这事该咋办。周恩来审时度势，揣摩毛的心理，把这件事办得让毛主席满意，只有周恩来有这个本事，除了他，谁也办不到。"

显然，毛泽东的两次划掉江青并不代表其内心真正不希望江青进入政治局，只是碍于情面，不忙于急于同意。周恩来十分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于是先出面向毛泽东坦承江青必须进入政治局，而这番言谈实际是周恩来为毛泽东"解围"，接下来带着黄永胜等人去劝说林彪同意叶群也要进入，即是作为江青的"陪衬"，以免造成江青"独宠"之举，从而备受非议。

 

　　三．林彪对江青的态度

 

　　林彪亲口说："要防止某些人向军队插手，要像'防贼'一样。只要文革小组那些人管了军队的事，就是亡党亡国的开始。"

 

　　（一）林彪对江青的吹捧

 

　　林彪唯一"拿的出手"的吹捧江青的事实，就是在解决杨成武的"3o24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3月24日是毛泽东解决"杨余傅"的重要日子，当晚召开的军队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和林彪都不约而同地高调称赞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可是如果同周恩来相比，林彪的讲话依然低一个规格。林彪在会上说："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很杰出的一位，也是我们党内女干部中很杰出的一位，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感情，同时，也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很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她身体不怎么好，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就看出她的作用，很大很大的作用，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发现很多问题，她始终树立了很多的功勋，始终站在革命的前线上，捍卫江青同志的权威也就是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司令部的权威，也是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部署的权威，也就是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权威！"

 

　　林办秘书张云生就在会议的现场，他听了林彪讲话后的感觉是："即席发表讲话，是林彪的一个特长。他抓住主题，往往能够出口成章，语言独特，逻辑性和说服力都比较强。可他这次讲话，却东拉西扯，语无伦次，漏洞百出。这可能是他临阵磨枪，更可能是他言不由衷，逢场作戏。"林彪讲话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也先后讲话。最后，毛泽东突然来到会场，引来了全场的沸腾，欢呼声四起，毛泽东的现身显示出拿下杨成武等人是毛泽东的决定，是毛泽东文革当中又一次战略部署。

 

　　周恩来和林彪在公众场合如此肉麻地吹捧江青，表面上看是向江青表忠心，其实更重要的是作给当时隐身幕后的毛泽东看的，是在向毛泽东表忠心，江青不过就是在前台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而已，毛泽东才是整个事件的真正决策人。

 

　　（二）林彪对江青的抵制

 

　　林彪虽然贵为党的第二号人物，但从不介入具体的事务性工作，除了在毛泽东需要时出面讲讲话外，大都置身事外。林彪对毛泽东采取的策略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但林彪对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却不大买账，并且坚决予以抵制。林在1968年曾对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几位将军说"还是那句话，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军队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指江青一伙）进来捣乱的。"军委办事组在黄永胜领导下坚决站在周恩来与林彪一方多次抵制了江青等"上海帮"的无理取闹，对维护政局的稳定，加强战备以及"抓革命促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江青等人在1967年1月19日的中央军委扩大碰头会上指责总政主任萧华没有在军内搞起文革运动，声称"萧华是刘志坚的黑后台，部队执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彻底，是萧华打马虎眼！"并要求萧华当晚去工人体育馆参加群众大会。　　江青等人就是想通过打倒总政主任萧华，再搬倒军委前台的叶剑英，达到插手军权的目的。这一点主持会议的叶剑英很清楚。叶剑英在20日上午赶到林彪处，向林彪汇报了晚上会议的情况和以后发生的问题。林彪听了以后大怒。为此，林彪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来一趟。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林彪在盛怒之下掀翻了身边的茶几，高声叫警卫员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

 

　　张云生说"林彪脸色气得紫青，身上一阵阵发抖。张云生还是第一次看到林彪气成这样。"林彪对张云生说："叫叶群，快把江青给我赶走！"张云生惊得目瞪口呆。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吴法宪说"据我所知，在中央常委里面，这样斥责江青的，除了毛主席之外，就只有林彪了。"21日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请他们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传达毛主席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华本人参加会议。中央文革却只有关锋一人与会，军队一些干部发言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稳定解放军的问题，不要把军队搞乱。江青听了关锋的汇报后认为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的会议，要求主持会议的徐向前检讨，而徐却推给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让黄作检讨。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要不要写检讨。林彪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江青由于不满徐向前的态度，几次要求林彪再换他人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但被林彪拒绝。林彪事后对吴法宪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说：以后果然如此，徐帅下来以后，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以后，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就销声匿迹了。林彪对中央文革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1967年2月军委颁布的八条命令实际上亦是针对造反派对军队的夺权运动，起到了抑制造反派的作用。

 

　　黄永胜发言一事是指，在"大闹京西宾馆"中，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严厉批评文革小组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黄永胜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叶剑英把会议情况报告给林彪。后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江青因"大闹京西宾馆"事非要压黄永胜作检讨，黄永胜在请示林彪后，始终顶住没有理睬。江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笔者认为，黄永胜的表现与后来林彪提名黄代替杨成武出任总参谋长一职关系甚大。林彪在文革开始后至"913事件"之间极力避免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插手军队事务，因此毛泽东也只能把以"批林批孔"之名行让江青、王洪文等人插手军队事务之实的行动放在"913事件"之后进行。

 

　　林彪嘱咐叶群："不能让这个女人插手军队，军队不能乱。"但是毛泽东通过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由江青出任顾问，并接受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以利于江青在军队势力的渗透。林彪让全军文革名存实亡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江青的这个职务自动撤销，使江青不能够名正言顺的插手军队。除此之外，林彪还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特意谈"文艺、文化"，以"侵占"江青的一亩三分地。林彪说：有人（江青）把文化问题当作自己的权利，别人不许解释。姑且不论我讲的对不对，我敢讲，就是对那个霸王的否定。事后果然引起江青的强烈反弹，要批判林彪的这个讲话。

 

　　而后来，周恩来果然让林彪过问一下"文艺问题"，而在此问题上林彪狠狠的卡了江青她们一下子。江青等人搞了一个《朝阳沟》的报告，要求中央批转以示现代戏的重要意义。林彪每次都是推给政治局讨论，结果政治局黄永胜、陈伯达等人不支持江青，结果多次没有通过。

 

　　九大之后，江青因为没多少实际工作，于是找毛、林要权要工作。江青说："请求中央分配我工作！"林彪说："政治局委员就是重要的工作。"江青说："一点权力也没有，是空洞的工作。"林彪说："集体领导中，你赞成或是反对就是权力！"江青急了说："现在我在政治局里是个多余的人！"林彪回应道："像我们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多余的人！"于是再也不理睬江青。

 

　　在林彪的带动下，邱会作等人也对江青不怎么客气。有次，江青要求邱会作给样板戏剧团制作军装。邱会作顶着不理江青的要求，而且还发生了当面冲突，邱冲着江青说："他们又不是军人，发什么军装？！"

 

　　（三）九大前后林彪对中央文革渗透军队的防范

 

　　自文革开始以来，江青通过文革小组发号施令，几乎是无往而不利，党内、政府内一大批官员倒台，中央领导权力的机构变成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的职能被文革小组碰头会所取代，江青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实际主持人，周恩来则成了为其跑腿办事的"从属"。江青独揽中央的权力实现了一大半，惟此时军队的权力并不在江青的手中，所以江青一直想将军队文革事宜抓在自己手里，从而实现自己对军队的控制。然而，江青的这一企图却遭到了林彪的坚决抵制。

 

　　江青为了实现自己对军权的控制，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手段：（1）在军队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凡是形成对江青夺取军权构成障碍和阻力的人不是被打倒，就是被迫离职、靠边站，前者如刘志坚、萧华，后者如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2）直接将文革小组的人安插进军队，特别是要控制解放军总政治部这个管理军队干部的关键组织机构，其他还有安排文革小组的人任一些大军区的政委，以待将来进一步升职、提拔，如张春桥在1967年5月出任命南京军区政委，毛远新在1974年2月被任命为沈阳军区政委。（3）江青系统的"大将"直接担任中央军委更高职务，以便控制军权，如张春桥在1971年10月成为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5年2月成为中央军委常委，并兼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王洪文在1973年8月中共十大上成为党中央副主席，兼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5年2月又成为中央军委常委。这期间，毛泽东为了提拔文革极左派掌握军权，也颇费了一番功力，文革后期文革派大将们在掌控军队一事上颇有斩获，但这已是林彪死后之事了。

 

　　文革开始后江青通过全军文革小组搞乱军队，揪出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代理人，整了一大批军队干部，林彪对此极为不满，不仅曾当面训斥过江青，而且非常警惕和防范江青插手军队事宜。有关遏制军内造反派势力和让全军文革小组无疾而终，都是林彪采取对付江青的政策，前文已述，此处不赘。林彪实际上对付江青的对策是，不让军内存在江青的代理人，哪怕牺牲个别人也在所不惜，如萧华、杨成武、温玉成等；不准江青文革极左派派人打入军队，尤其不能让他们控制解放军总政治部这个要害部门。黄永胜担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时，林彪就亲口交代说："要防止某些人向军队插手，要像'防贼'一样。只要文革小组那些人管了军队的事，就是亡党亡国的开始。"可见林彪对此事重视的态度。

 

　　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笔杆子，也是江青特别属意打入解放军总政治部的重要的一步棋。邱会作回忆说："1966年底，江青推荐中央文革成员关锋任总政副主任，林彪点头了，军委命令准备下发。江青看办成了，高兴地说，'关锋到军队去，是打先锋的，别被撵出来就行，以后还有人跟着去。'江青说话时没注意叶群在场。林彪知道后交代，关锋的任命压下来，然后拖着不办，直到作废。"换句话说，对于关锋到总政出任副主任，林彪曾有一纸任命，但并无对外正式宣布该令，关锋自然也没到职。

林彪阻止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则更加清楚明白。1970年春，江青对叶群说"林副主席坚持突出政治，可是总政这么长时间连个主任都没有。我看可以叫春桥当。"对于张春桥，周恩来早在1966年11月就曾经点名让张去做他的秘书。　　江青的话引起了林彪的注意，但林彪置之不理。林彪曾属意李作鹏，李德生也在考虑之内。不久江青干脆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吴法宪赶紧电话告诉叶群，林彪立即去见毛泽东，提出由李德生担任总政主任，毛批准后，军委办事组迅速办理了手续，中央军委很快就公布了李德生的任命。由此成功地抵制了江青要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的企图。邱会作回忆说："李德生率军赴安徽'三支两军'，以'左'的姿态介入文化大革命，得到毛主席赞扬。在中央里工作的军队干部，李德生相比我们几个抵制江青的'死硬分子'来说，能被上海帮接受。李德生虽然没有当过大军区主官，一步跃升到中央军委，但他到北京后比较谨慎，没有和上海帮私下接触，工作尚可，林彪也能接受他。这次江青垂涎总政主任，林彪为了'先占住位置'，提议了李德生，遏制了上海帮向解放军的渗透。"

 

　　九大时，"三人小组"里只有黄永胜未进政治局常委，令人蹊跷。据黄永胜对邱言，毛泽东曾设想将常委增加到七人，即毛、林、周、陈、康、黄永胜、张春桥。但毛考虑张春桥进常委带来的问题较多，林彪也不喜张，毛心中犹豫。后来还是林揣摸出毛的心思，提出黄、张均不进常委，遂摆平此事。林彪"牺牲"黄永胜而挡住了张春桥进入政治局常委。"913事件"林彪倒台后，张春桥终于在中共十大上跻身政治局常委之列，这乃是后话矣。

 

　　1971年9月林彪垮台后，李德生虽然没受什么牵连，甚至十大上还当选党中央副主席，但最终还是在1973年被挤出中央领导核心，到沈阳军区任司令，张春桥终于当上了解放军总政主任，那已是1975年2月的事情了。文革极左派们虽然在军权的争夺上取得了一定的收获，但距离掌握实权还相差甚远。林彪当年奠定的军队基础成为日后粉碎"四人帮"的中坚力量。

 

　　（四）林彪对于受到江青责难的周恩来的支持

 

　　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在讨论刘少奇案子时，江青突然提出"苏区损失百分之百"的罪魁也不能放过。江青这是要翻周恩来执行王明路线的旧账，周恩来又生气又紧张。林彪知道后，表示：第一，这个是江青在说疯话，周恩来是受毛的信任的，第二个没有毛的同意，谁也不能翻老账，他会向毛谈，第三个，林彪叮嘱邱会作等，要全力支持周，要防止发生第二次"陶铸事件"。

 

　　丁凯文先生认为：林彪领导下的军队系统坚决支持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和"九大"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无论是叶剑英、杨成武主军之时，还是后来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军委办事组当权之际，军队系统不仅从未参与过中央文革倒周的活动，而且大力支持周恩来在中央的工作，这与林彪对周恩来的态度有必然地联系。　　林彪十分了解周恩来的困难处境，所以林经常告诫军委办事组几位将军尊重周恩来，因为无论是毛还是林，无人可以像周恩来那样处理好全国的事务。有一次叶群专门告诉杨成武和吴法宪，一定要积极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叶群告诉吴法宪，林彪当面对周恩来表态说："我的身体不好，一切工作还希望你鼎力相助。"

 

　　九大之后成立新的政治局之后，林彪交代黄永胜等人："政治局工作要以总理为核心。你们要全力支持总理工作。别的人（江青）的话，不能听，不能受她干扰。"

 

　　"九大"后江青擅自召开政治局委员会议，除江青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会上一是大肆吹嘘自己的"革命经历"，二是恶毒攻击周恩来。江青指责周恩来"在大的原则问题上看不清，容易跟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江青炫耀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办错了几件事，还有检讨在我的手里"，并说"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江青还说黄永胜等人在搞军党论。面对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黄永胜等人当场与江青顶了起来，随即宣布退场。黄永胜等人会后及时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决定让黄、吴二人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并要叶群立刻联系。邱会作则去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通报有关情况。周含着泪握着邱的手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就是老同志！"但是毛并未在意此事，只是对黄、吴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

 

　　叶群对于周恩来是非常尊重的，把周恩来当作领导和长者看待。周恩来找叶群办的事情，叶群都会认真地去办。

 

　　林彪对军委办事组说："你们要把总理当作军队的领导，总理的事就是军队的事，他对你们说的话，一定要照办。"周恩来很有感触的说：中央有几个能像军委办事组这样的机构办事就好多了。林彪甚至说："中央的事，办不办，怎么办，要由总理定。"

 

　　林彪在文革中对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与维护是当今国内史学研究者有意忽略的。

 

　　四．江青实际上是重大政治问题

 

　　邱会作说：中央里的同志通常都把江青的乱闹当"作风问题"看。林彪更有甚之，认为江青不过是个"老婆"。只有周恩来把如何对待江青当作重大政治问题来看待，认为如果处理不好，会引起全党性的问题。

 

　　（一）：理解周恩来、林彪、江青关系的一把钥匙

 

　　1966年5月份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解决"彭罗陆杨"问题。林彪在会上根据毛泽东这几年来的部署，做了反"政变经"的讲话。但毛泽东却于1966年7月8日，在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该信较长，主要涉及毛泽东当时的一些想法，尤其是信中提及林彪的"518讲话"，在林彪倒台后成为毛泽东及时识破林彪反动本质的根据。信中说：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等等。该信主要内容此处不再多赘。

 

　　7月11日，周恩来到武汉，毛将该信给周恩来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看过。周恩来问毛：是不是我的工作又犯了错误？毛泽东表示不是周的问题。周于是转而提出建议：那么我去找林彪谈谈。毛泽东表示同意。周恩来先把此信带给在上海的江青，然后7月14日飞往大连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同意并接受，答应回京后再修改他的"518讲话"。后来江青将此信给叶群看了，并当着叶群的面烧毁了该信。可是毛泽东处却保留了一份抄件，该抄件后来作为林彪倒台后的中央文件向全党公布。

 

　　毛泽东在写成此信时并非要留待日后某个特定的时间将其公布，而是借机向林彪传达出一个信息：江青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推动文革最主要的人物，毛泽东向江青是"交底"的，是真正推心置腹的，而这层意思的转达却要绕一个弯子，曲折地传达给林彪，对林彪有所警示，即毛泽东虽然信任林彪，但是这个信任并不是无限的，还要看各人自己的表现，要好自为之。而周恩来在得知此信件不是针对自己时，显然是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这是理解周恩来在文革中处理所谓的中央最高政治－毛泽东、林彪、江青三者之间的关系的一把关键钥匙。

 

　　据邱会作回忆，毛泽东的信的确给林彪造成很大的困扰和不安。邱回忆说："林彪知道了信的内容，思想有了疙瘩，他发现毛主席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言行不一。毛主席一方面默许甚至让别人宣扬自己，许多人作了，林彪是很起劲的一个，但在给江青的信中说这不是他的本意；毛主席一方面说要团结广大高级干部，但在信中却表现了对江青等少数人的依托和信任，而对广大干部却认为是盘根错节的旧势力，会一朝覆亡；毛主席一方面提倡党的领导，在信中则要把一些部门打得粉碎，顷刻瓦解。特别是毛主席交待林彪在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前对防政变做了部署，还要林在会上公开讲"防政变"，给江青的信中却说是他违心地同意的，是有人借助钟馗打鬼。在发起文化革命的关键时刻，毛主席突然同江青这个'家属'谈起党和国家的大事来了，林彪没有想通。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主席确定为他的接班人，好像对他非常信任了。但是到了1967年1月，他没有和林彪透气就突然发动了'一月风暴'，接着又否定了林彪坚持的'部队不介入地方文化革命'政策。毛主席支持中央文革在反击'二月逆流'中批判叶剑英、聂荣臻，搬开了林彪主持军队工作的两个最信任的帮手，又影射到了林彪本人。正因为如此，林彪不仅对全国文化革命的问题不敢多说，即使对他负责的军队事务也不愿多管，特别是对一些敏感问题更是这样。凡是毛主席没有表态的事他一律不吭气，毛主席有批示的文件，他就写上'坚决照办'、'完全同意主席的批示'。林彪处处表白与毛主席完全一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敢轻易表态，包括军队向中央文革、向江青的某些迁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源于此信。"

 

　　既然林彪能明白这个道理，周恩来也必定能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最终林彪没有能够很好的贯彻下去，周恩来却做到了。这就是林彪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最大不同。

 

　　（二）周恩来认识到：和江青关系就是和毛的关系并且受到毛周关系的制约

 

　　阎长贵先生说：谈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脱离开毛泽东。周恩来对江青迁就又迁就，忍让又忍让，为什么？因为江青背后站着毛泽东。江青是通天的，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是他对毛泽东态度的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周恩来。她建国以后的工作都是周恩来给安排的，她在文革中的职务攀升也离不开周恩来。她1956年成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周恩来提议的，1969年在"九大"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由周恩来精心操作才顺产。这是从她本人的利害关系而言。而她对周恩来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也是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为转移的。毛泽东经常敲打周恩来，在每一次敲打时，江青都比毛泽东走得更远，从思想方法讲，她比毛泽东更极端。江青认为周恩来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o一三事件"以后。因此，不论从情理看，还是从实际讲，说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就要整周恩来、打倒周恩来，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笔者认为，按照毛泽东的本来设想，"九大"之后应该是整周。作为毛泽东的代言人，"九大"后江青接连对周恩来发动了几次攻击。江青在1969年夏季向刘庆棠交底："文艺界大批判有个困难问题，就是有总理，有些事都是总理主张的。"刘庆棠马上就呼应说："文艺界的权还没有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不久8月26日，刘庆堂致信江青说文艺界的阶级斗争，实质还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九大"之后，江青背着周恩来曾经四次和在京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发泄对"九大"后中央工作的不满，后两次是专门诽谤周恩来的，诬称周恩来'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吹嘘自己是很成熟的领导干部，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

 

　　但是第二次庐山会议改变了文革的大方向。因此，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尽管从文革开始，难免有些磕磕碰碰，但是总的看来是良好的，虽然期间江青多次为难周恩来。"九o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和江青是毛泽东清理林彪势力的左右手。此时的周恩来和江青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周江之间的良好关系再次体现，直到1972年年底。

 

　　"林彪事件"之后，江青多次宣称：总理、康生、春桥、文元，我们是毛主席这一派的，都是受林彪集团迫害的。林彪一伙到处放火，我们是救火队，保老同志。无疑，周恩来是被江青看作是同一集团的人。但是随后，随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进一步深入，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变成了攻击为主合作为辅。

因此周恩来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和文革的进展所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个决定性因素。在文革前、中期，二者整体而言是以合作为主，共同贯彻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九o一三事件"之后，两者之间因为权力的再分配，则逐步转为以争夺为主，矛盾日益尖锐。但是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周恩来对于江青的吹捧很大程度是自降人格。相对于被中共认定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康生，在1966－1967年的公开场合对于江青都是不卑不亢，无甚吹捧。

 

　　至于周恩来为什么如此自我"作贱"，是什么重要因素在文革时期制约了周恩来，导致周对江青和文革小组如此这般。笔者认为那就是周恩来对毛泽东一个人的忠心，而非对国家和人民的负责，是周恩来时刻在心里的以所谓"贤相"自居，保持晚节的心态所致，由此周恩来也只能扮演"从恶"和"帮凶"的角色，起到任何其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而非制止动乱、更不可能拨乱反正，引导国家步入正途。周恩来还可以说是第一个领会到"江就是毛的一条狗"的高级领导人，因此，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之谜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周恩来心里很清楚，所谓的文革不过就是毛氏夫妇的双簧表演，为了保持所谓的"晚节"，周恩来必须对毛江言听计从，逆来顺受，周恩来此时已到了唾面自干的程度，周内心虽然极为苦闷，但却始终保持冷静，从不声辩，更不会拍案而起，周恩来知道，如果稍有不慎，就会步了刘少奇、陶铸等人的后尘，随时可能被毛江抛出予以打倒。此时的周恩来步步紧跟尤恐不及。周恩来私下的表白很能说明问题，当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提醒周恩来要提防江青时，周叹了一口气说"我对江青仁至义尽。1945年我在重庆，江青要看牙齿，我特地飞回延安将她接来。她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到苏联治病，还不是我给安排的。"周还叮嘱李志绥不要同任何人讲此事。连李医生都看出"周恩来对毛处处小心谨慎，唯恐不合毛的意图。"周恩来此时只敢私下叹气，感慨自己忠心耿耿却不能见容于江青这些文革暴发户。

 

　　即使周恩来如此私下慨叹，可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又是另一番情景。同江青的关系，不仅是生活中的事情，更是政治上的事情。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和林彪就如何对待江青、张春桥等人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对江青表示了特殊的关怀。原来江青出门坐飞机，周恩来都是要吴法宪陪同。但是这次庐山会议结束，是周恩来陪同江青同机返回。而且因为林江斗争，江青怕人暗害她。周恩来则告诉江青，我先行下山帮你探路，没有问题后即打电话通知。周恩来的这种关怀不是无的放矢的。

 

　　（三）周恩来和林彪对待江青的不同预示了两个人不同的结局

 

　　在文革开展这段时期内，无论是周恩来还是林彪，都不可能置身于这场运动之外，也不可能公开表示对文革的异议或反对，但对比周恩来与林彪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显然，周恩来更像一个谨小慎微的小媳妇忠心耿耿地侍奉毛江这对恶婆婆，而林彪则不大买江青和中央文革的账，对江青插手军队之事处处提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点也注定了林彪的结局。同时也说明林彪和周恩来处事的不同，林彪在军队中的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毛泽东的"为所欲为"，例如抵制张春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支持后来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对抗江青等人，而周恩来则明显的不同。如果周恩来像林彪一样抵制江青等插手政务系统，显然局势会在一定程度上好些。但是正是这种不同，也预示了两人的结局的不同。

 

　　吴法宪回忆说："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但是随着运动的开展，林彪与周恩来在对待江青等文革派的态度上却变得大相径庭。而这也是林彪最后很快出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靠山是毛泽东。周恩来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中央文革是我们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一个新生的力量。中央文革，在两年前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肯定了的。那个时候，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下，中央文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直接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前线发动群众的机构。"从本质上来讲，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没有隶属关系，实际上，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听命于毛主席的。

 

　　但是林彪远没有周恩来看得这么清楚。江、张、姚的政治数量级无法企及林彪于万一，林彪曾鄙夷地说，张春桥、姚文元这种名字他过去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1969年9月，林彪到江西视察时讲：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现在就要注意。他还明确说：据我看，上海就是小资产阶级掌权。林彪向毛泽东推荐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事后向江青讲，林彪就是不想让我们插手军队。张春桥曾嘲笑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林彪在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会面时说："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

 

　　林彪和江青之间，据说还有一次，林彪扬言要找枪，"毙了她！"

 

　　有一次邱会作问林彪："林总，日后真要是主席百年了，你怎么摆弄那个三点水（江青）。"林彪不假思索地说："就让她当个'宋庆龄'！冷一点还是热一点，看她的表现。"

 

　　对于林彪和江青之间的激烈冲突，周恩来试图进行"调和"过。

 

　　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后，其行事风格大异于其前任杨成武，黄永胜不买江青的账，认为军委办事组只能向毛、林、周三人负责。原来军队调动命令报告上名单冗长，致使兵力调动迟缓且易泄密。于是毛泽东批示，军委办事组有关军队调动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组。黄永胜依令而行。江青则极为不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骂黄永胜等："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江青扬言不许二人参与会议，还要写检讨。林彪支持黄、吴，坚决不写检讨，黄、吴也认为没有错。周恩来、康生和姚文元则和黄永胜和吴法宪谈话，要求两个人检讨错误，并暂时停止工作。

 

　　由于周恩来主持文革碰头会，这样夹在中间，事情难办。吴法宪说："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原定黄永胜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之事也受到江青的阻挠，周恩来则出面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发话，江青不对，黄永胜仍然应当出访阿。周恩来提出，黄、吴、李、邱要和江青等人在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周特别叮嘱这些丘八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说话。不曾想，黄、吴、李、邱遭到江青破口大骂："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么？"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黄永胜等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周恩来也觉得江青太过分，就把事情报告了毛。毛指示江青要检讨。周再次叮嘱黄永胜等人不要"放炮"。江青的检讨很不像样，吴法宪说："江青同志的检讨，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江青同志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出口伤人，主观、片面地处理问题，值得引起警惕。"知情的汪东兴接着说："江青同志好训人，随便骂人，侮辱同志，这是最不好的。江青同志的错误，常委要负责，总理对江青同志太迁就了。"江青听了我和汪东兴的发言，气得脸色发青，表情很难看。周恩来就立即宣布散会。

 

　　为了弥补林彪和江青的之间的裂隙，周恩来主动提议，把江青的行政级从九级提到五级，林彪同意了，并和周恩来一起签名。周恩来还对邱会作等人剖心道："（江青的问题）一定要处理好，这不是对她个人怎么样的事情，而是党的大局利益。""我希望你们也能顾全大局，别去惹她为我增加麻烦。在一些问题上对她要忍耐，力求不发生大的政治影响。"

 

　　九届二中全会期间，8月29日晚上（《吴法宪回忆录》记载是31日根据《周恩来年谱》应为29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陈伯达的错误。会议中间，周恩来曾经三次递条子给林彪，希望林彪在讲话中表扬张春桥、姚文元几句，有利团结。但是林彪根本不理，令周碰了一鼻子灰。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周恩来是当时中央当中最理解并且执行最好毛江关系的人。

 

　　对于江青和毛的关系，周恩来是当作政治上最大的事情去对待的。即周恩来同邱会作所讲：对江青的问题，不少人，包括许多高级干部都不理解，说我们又不是封建王朝。如果这么来考虑她的问题，就不现实了。周恩来确实按照封建王朝的那一套来对待江青的。

 

　　江青从毛泽东的"探雷器"变成毛泽东的前台代言人，周恩来深深知道江青就是代表毛本人。因此周恩来是把江青看做毛泽东的影子来对待的。所以从生活上，从政治上周恩来都对江青是万般的照顾和迁就。而林彪根本不惧江青，甚至江青要整周恩来，林彪对周恩来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因此林彪比周恩来更有自尊，而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甚至江青面前都毫无自尊可言。

 

　　整体来看，文革初期这段时间，周恩来心怀戒惧，诚惶诚恐，为中央文革操持了大量的具体事务，是毛泽东、江青推动文革浪潮的最重要的具体执行人。林彪则专注于其军队系统，坚决有效地抵制了江青试图插手军权的企图，维护了整个军队的稳定（但是也由此形成了自己在军队的班底，被后人诟病－笔者注）。周恩来和林彪对于江青态度的不同，这和如何对待文革的态度直接相连，毕竟江青是文革的"旗手"，特别是考虑到毛泽东晚年的"家天下"心态的日趋严重，周恩来和林彪的结局迥异，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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