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玉郁：包子和选票

图：庆丰包子铺在习近平光临之后一跃变成了北京访民的上访胜地

过完年，习近平吃包子的新闻不那么烫手了。此前，媒体公开报道追踪到了习近平吃包子的前一天，北京交警和包子铺前的停车管理员打招呼预留几个车位的事，说明习近平吃包子乃是事先筹划好的一件事。

但是，细细思量，事先筹划次日、下周、甚至整个任期的日程规划，对于一个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来说，并无什么不妥。并且，根据领导人的行程路线，事先采取安保措施，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在视听媒体无孔不入的当代，相当一部分人对经常出现在媒体上的那些面孔，有时甚至比自己家人的面孔还要熟悉。这当然是对领导人安保的考验和挑战。

现代社会，在设计、保证领导人安全的安保措施，与塑造、维护领导人政治形象的活动安排之间实现某种程度的平衡，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领导人的面孔经常出现在视听媒体上，这就使领导人失去了微服私访的可能性。而微服私访，则是流传在中国民间、也是当今电视热播的皇帝深入基层、体察民生兼或掺杂些花边轶事的野史故事。不过，虽为野史，微服私访却仍构成中国人对当代国家领导人的角色定位和政治期待的基本依据。习近平吃包子所引致的民间反响，已经为此做出了最新注释。

问题在于，为什么习近平吃包子与拜登吃炸酱面能够引发中国舆论如此强烈的反响。实际上，现代政治发展至今日，其制度来源仍可溯及人的生物性特征。今日之国家政治关系的正当性，形成自政治关系中基于血缘的信任扩展到基于契约的信任，此即19世纪英国法律学家梅因之所谓"从身份到契约"。但是，在契约之上，彼此熟悉的人之间，其相互的信任程度更高。这就是在契约理性之外，人类不可更除的一种生物本性。

这个本性，就是皇帝要把权杖传给嫡子的最重要原因。当然，这个本性，也是政治权力从基于血缘继承的先赋性获得，转变到基于选举的委托代议之后，现代从政者不管愿意不愿意、擅长不擅长，都必须想方设法亲近民众的行为根据。在选票决定政治权力产生、且决定政治关系基本架构的地方，对于政治家来说，顺从人的这种本性，克服自己及其所要亲近之人的猜疑、防卫和排外的另一种本性，进而大行特行亲近民众的举动，实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这种迫不得已的选择，说到底，就是为民众兜里的那张选票所迫，也正是为了民众兜里的那张选票。在此，政治家在行为选择上的自由度，恰与公众政治选择的自由度呈负相关联。而公众的自由度，又与其自身的自在感正相关联。于是，怀揣钞票和选票的公众，就成了资本家和政治家竞相讨好的对象。而公众在市场中、在政治上成为平等的契约方，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两张票"。"两张票"的制度安排，基本解决了领导人接触民众的动力来源问题。

已有的历史表明，选票的有无及其选择度大小，决定了公众能否成为契约的一方。公众能否成为平等的契约方，又是除市场之外决定其钞票实际价值大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两张票"的自由度越大、选择越多，政治家的行为选择余地就越逼仄，资本家就不得不使资本的投向与公众钞票选择的方向相一致。

正如上述，政治领导人亲近民众举动产生的正面回馈，部分源自人的生物本性。这就是在政治权力不依选票产生，政权合法性渊源与民意无关的政治架构下，微服私访仍会成为民众政治期待、当政者也仍愿意亲力而为的原因之一。当然，皇帝微服私访，与拉选票、套近乎无关，其体察民众生活质量，目的在于考察其所辖官员的政绩和品行，以调整官员及其政策。

从政治过程上看，除去政治权力产生以及政权合法性的因素，作为最高政治决策者的领导人经常性地接触民众，是保证其决策根据真实、实际统治有效的前提。但是，在现实中，微服私访似的亲近民众之举，常常阻隔于害怕政绩考察的下级官员。由此，民众对最高领导人亲民举动的欢迎，从某种角度讲，也是对下级官员造假而影响领导人获悉真实情况现象所怀焦虑的一种表达和释然。

温家宝曾在其撰写的一篇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怀念胡耀邦的文章中回忆道，当年胡耀邦作为中共总书记到地方视察时，常常在晚上派随行的温家宝躲开地方官员的安排私下外出了解情况，以核对地方官员的汇报是否有假……而朱镕基在安徽产粮县遭遇到的县官借粮充满粮囤的事情，也曾被媒体公开报道过。

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后发起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增加官员与民众亲进度的政治举措，其旨在于迫使中共各级官员去接触民众，知民众之所想，以期夯实政治决策的基础。于是，在是否亲近民众与选票得失无关的情况下，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成了官员与民众接触的动力来源。

而习近平吃包子的举动，可以拉近其与民众的距离，并可以由此增加民众的信任感。由此产生的政治期待，则正是习近平在党内立威、在党外立信的重要资本。按照媒体的相关评论，习近平吃包子，是其身体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示范之举。无论如何，这样的举动，客观而言，在政治上为其行使权力拓展了更大的空间。

董郁玉是资深媒体人。

――《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