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7日，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和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等20多名代表，游行至香港中联办要求中央政府立即释放许志永。（自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推特）
许志永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获刑4年，王功权认罪后取保候审，至少暂时获得自由。这个结果，令许多一直关注这个案件的人士大出意外。据知情者说，原来一些人的估计是，罪名会加重为政治颠覆，刑期则可能高达十到十五年。
没有人相信许志永、王功权案是一个刑事案件，当局也并不隐瞒杀鸡儆猴的政治目的。那么，如何来解读这个案子的结果呢？如何理解这场政治博弈对中国政局发展的意义呢？
一种判断，就是习近平对以"新公民运动"为旗号的政治反对派做了重大妥协。这个重大妥协主要是大势使然。大势之一，习近平大刀阔斧反腐在中共高层引起了强烈反弹和不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温家宝在香港公开发表信件，以这种不寻常的姿态自证清白，向习王施压。另一事件，就是徐才厚最近公开露面，支持了这样一个说法：习在各方压力下决定适度收敛锋芒，调整节奏。大形势之二，就是今年的经济有可能出大问题，而美国经济却比较乐观，中国要稳住经济，需要美国货币政策的支持。这给美国很大的政治杠杆，可以私下就人权问题，尤其是许志永和王功权案对中共施加压力，不让中共太过分。
另一种判断认为这个案子的结果与大形势并无太直接的关系。习近平在处理此案中，可能认识到没必要对这种潜在的政治反对派采取过于狠辣的恐吓措施，因为对当局没有实质性好处。除了香港，中国政治化的公民运动象徵性大于实质性，并无实力挑战中共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扮演凶狠角色对自己是不利的。因为习近平面对的真正威胁，来自党内的庞大贪腐势力。以莫须有罪名判许志永和王功权重刑，帮不了习近平多少忙。
在笔者看来，前一种判断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习近平虽然反腐力度不小，但并没有因此而走出政治困境。他不敢打破官民对立的基本格局，因此，反腐力度越大，自己面临的风险也越大。第二个判断则突出了另一个事实，虽然官民矛盾极大，但民间的政治反对派并没有能力，也找不到正确的政治策略，迫使当权者与自己进行有意义的政治对话。结果是，围绕许志永、王功权案所进行的这一场政治博弈，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政治结果。当权者虽然成功地让王功权的政治人格受辱，让有钱人不敢轻举妄动，但自己的政治形象也并不好看。
唯有一件事让许志永和王功权的同情和支持者们稍感轻松：习近平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狠，说明至少现在，他还不希望把事做绝，不希望让中国的政治生态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习近平展示的这种理性，有没有可能为中国走出目前的政治僵局，提供某种基础？
从这一次双方博弈的细节来看，并不令人乐观。虽然与郭飞雄的案子比，官方对待自己的政敌要文明了许多，但还是缺乏现代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尊重对方的政治人格。官方的一个基本策略，还是要在精神上摧毁对手的政治人格。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害者为了自身利益，有人选择了迎合官方的需求，实在令人感到可悲。
南非政治转型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博弈的双方对尊重人格这个问题都很重视，也很敏感，否则的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运作是不可想像的。
对中国来说，尊重政治人格不仅对当局与民间反对派的政治博弈非常重要，对反腐也非常重要。中国的腐败规模如此之大，人数如此之多，完全靠官方机构反腐，不知何年才能成功。而要动员社会力量来反腐，又要避免类似文革那样的灾难，就需要找到一种反腐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能够体现对政治人格的普遍尊重，包括对那些有罪者的人格的尊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当权者和反对派，都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
没有人相信许志永、王功权案是一个刑事案件，当局也并不隐瞒杀鸡儆猴的政治目的。那么，如何来解读这个案子的结果呢？如何理解这场政治博弈对中国政局发展的意义呢？
一种判断，就是习近平对以"新公民运动"为旗号的政治反对派做了重大妥协。这个重大妥协主要是大势使然。大势之一，习近平大刀阔斧反腐在中共高层引起了强烈反弹和不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温家宝在香港公开发表信件，以这种不寻常的姿态自证清白，向习王施压。另一事件，就是徐才厚最近公开露面，支持了这样一个说法：习在各方压力下决定适度收敛锋芒，调整节奏。大形势之二，就是今年的经济有可能出大问题，而美国经济却比较乐观，中国要稳住经济，需要美国货币政策的支持。这给美国很大的政治杠杆，可以私下就人权问题，尤其是许志永和王功权案对中共施加压力，不让中共太过分。
另一种判断认为这个案子的结果与大形势并无太直接的关系。习近平在处理此案中，可能认识到没必要对这种潜在的政治反对派采取过于狠辣的恐吓措施，因为对当局没有实质性好处。除了香港，中国政治化的公民运动象徵性大于实质性，并无实力挑战中共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扮演凶狠角色对自己是不利的。因为习近平面对的真正威胁，来自党内的庞大贪腐势力。以莫须有罪名判许志永和王功权重刑，帮不了习近平多少忙。
在笔者看来，前一种判断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习近平虽然反腐力度不小，但并没有因此而走出政治困境。他不敢打破官民对立的基本格局，因此，反腐力度越大，自己面临的风险也越大。第二个判断则突出了另一个事实，虽然官民矛盾极大，但民间的政治反对派并没有能力，也找不到正确的政治策略，迫使当权者与自己进行有意义的政治对话。结果是，围绕许志永、王功权案所进行的这一场政治博弈，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政治结果。当权者虽然成功地让王功权的政治人格受辱，让有钱人不敢轻举妄动，但自己的政治形象也并不好看。
唯有一件事让许志永和王功权的同情和支持者们稍感轻松：习近平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狠，说明至少现在，他还不希望把事做绝，不希望让中国的政治生态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习近平展示的这种理性，有没有可能为中国走出目前的政治僵局，提供某种基础？
从这一次双方博弈的细节来看，并不令人乐观。虽然与郭飞雄的案子比，官方对待自己的政敌要文明了许多，但还是缺乏现代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尊重对方的政治人格。官方的一个基本策略，还是要在精神上摧毁对手的政治人格。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害者为了自身利益，有人选择了迎合官方的需求，实在令人感到可悲。
南非政治转型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博弈的双方对尊重人格这个问题都很重视，也很敏感，否则的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运作是不可想像的。
对中国来说，尊重政治人格不仅对当局与民间反对派的政治博弈非常重要，对反腐也非常重要。中国的腐败规模如此之大，人数如此之多，完全靠官方机构反腐，不知何年才能成功。而要动员社会力量来反腐，又要避免类似文革那样的灾难，就需要找到一种反腐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能够体现对政治人格的普遍尊重，包括对那些有罪者的人格的尊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当权者和反对派，都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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