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陈毅之子陈小鲁去年就文革期间批斗校领导所作的鞠躬道歉，另一位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宋彬彬的忏悔引发了激烈得多的争议，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因给毛泽东戴红袖章而获赐名“宋要武”的宋彬彬，在文革中担当了比陈小鲁突出得多的符号角色，曾被广泛指控为“组织过红卫兵‘杀人比赛’，亲手杀了七八个人”；其二，文革结束后，宋彬彬赴美留学并入籍，在1989年至2003年曾于美国麻萨诸塞州环保局出任环境分析官员。
宋彬彬的道歉发生在前天，已经头发花白的她回到母校北京师大女附中，朗诵一份致歉信。是成都全搜索新闻网紧跟动态，以华夏时报社长张宝林的微博为据，在当天深夜率先发布图文报道，定义“这是继陈小鲁道歉后的又一起重要的忏悔事件”：“宋彬彬是文革武斗的‘符号’，她的道歉具有指标意义。据介绍，宋现场很动情，数度落泪。”
对文革忏悔话题同样持有浓厚兴趣的新京报也派记者来到了现场，并在昨晨发表整版报道《北师大女附中部分参与文革学生道歉》，详细记录了这场道歉的过程及来龙去脉：“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会上，有的对文革中身为学生运动领头人深怀歉意，有的为副校长卞仲耘被部分学生殴打致死时的‘不作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斗过老师而渴望当面道歉。在道歉的学生中，66届的刘进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主席。后者则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红袖章，被人称作‘宋要武’。”
报道重点引述的正是刘进和宋彬彬的忏悔：“1966年的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部分学生发起的游斗中，被殴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昨日，女附中几位“老三届”学生给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刘进第一个发言。‘48年前发生的劫难，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我的内心充满懊悔痛苦。’话音未落，刘进哽咽，摘下眼镜擦拭泪水。她的情绪有点激动，大声说：‘我要向老师们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道歉，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校友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刘进的最后一个道歉对象，是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们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在见面会上，宋彬彬也数度落泪。她做了约1500字、题为《我的道歉和感谢》的发言。宋彬彬首先向当年在校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她称卞校长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刘进曾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装。’宋彬彬还表示：‘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在宋彬彬紧闭双眼、神色凝重的照片旁，新京报还配发了对话稿《宋彬彬：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由这位“红二代”讲述动机与体会：“老师很多都80多90多了，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我希望我们的道歉老师都能看到。有的老师已经走了，我不想留下更多的遗憾...从我个人来说，2003年回国，和几个同学一起参与了对学校文革初期及八五事件的调查。在和大家不断交流中不断受到教育。我希望有一天有个机会，向老师表达歉意，也促进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我希望有一天有个机会，向老师表达歉意，也促进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最感动的就是老师们的宽容，尤其是听到胡校长的女儿说，胡校长生前多次说过，女附中的学生都是好孩子。我非常非常感动。”
在这篇获头版标题导读的访谈中，宋彬彬还得以重申了道歉信所说的“两个宋彬彬”：“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符号，我经历很多，我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在很多语境下没有办法去澄清这个事情。”
而当记者提及“这次道歉可能会有更多质疑”以及“有人称你们‘假道歉，真反扑’”后，这位自称“没准备好不会站出来”的文革标志性人物显露出荣辱不惊的姿态：“无论我走到哪里，身边只要认识我的人，都对我特别好，无一例外，特别保护我，给了我一个保护壳。这是我走到现在的原因...其实我们这次站出来的是一个群体。八五事件作为文革中的标志性事件，必须反思。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新京报做过功课。严格来说，这并不是宋彬彬第一次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而道歉并自辩。早在2003年由美国纪录片工作者卡玛拍摄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宋彬彬即曾强调，在光明日报1966年8月20日刊出《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时为她所署的“宋要武”一名，并未征求自己的意见，只是被当作了“时代工具”“政治棋子”；而且，自己与卞仲耘的死没有直接关系，“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此后，又有过一篇《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从2012年年初起出现于中国网络论坛，是宋彬彬回忆1966年前后经历，否认对自己“亲手杀了七八个人”和领导红卫兵组织打死卞仲耘的指控：“（1965年）8月5日下午，发生了因本校学生的暴力行为导致卞校长死亡的严重事件。我事先不知道要游斗校领导，事后了解是高一部分学生发起的...1995年，我校一位校友（68届高中）在香港发表了《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她在文章中第一次将8月5日校长之死和8月18日我在天安门上给毛带袖章联系起来，作为因果关系来论证。2004年，她的又一篇文章《卞仲耘之死》，更是多次提到我的名字，甚至直接指出我是导致校长之死的红卫兵暴力事件的负责人...多年以来，该校友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舆论普遍接受了她的引导，认为是宋彬彬带领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因而八一八受到毛的接见，毛给我改名‘宋要武”，同时我的父亲还被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些中外学者也将这一讲法写入文章或专著中，以讹传讹，还被不少人添枝加叶，以耸人听闻的内容在互联网上传播，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根据这篇宋彬彬注明写于2007年12月的文章，她在这一年被母校实验中学评为“荣誉校友”为自己带来了更多的烦恼：“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关于我的‘个人简介’里还有8.18我给毛戴袖章的内容...在校庆活动当天，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张照片竟然放在大幅展板上，先竖立在人民大会堂的活动现场，后又陈列在校园里...我当选为荣誉校友一事在海内外迅速被热炒为政治事件，实验中学的校庆也由此成了为文革翻案、替红卫兵张目的活动。网上流传着不少声讨我的文章，最严重的指控就是我与卞校长之死有直接关系。读了这些文字，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一是为文革中的死难者感到伤痛；二是为谣言难以澄清而心力交瘁。我希望过平静的生活，可是这个简单的愿望却难以实现。我想说清真相，但说什么都会被误解。我终于明白，试图通过一次校庆活动澄清自己的想法，在政治上是多么幼稚；同时也认识到，实验中学的校庆之所以会演化为一个事件，是因为它再次触动了文革受害者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疤。文革的阴影还远远没有散去，我只考虑为自己澄清名誉而去参加荣誉校友的评选是错误的不明智之举。”
于是，宋彬彬开始“反思和道歉”：“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是长期以来‘阶级斗争教育’的产物。当时，工作组因为犯了压制群众革命的错误而被撤走，党报社论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因此，绝大多数同学想的也是怎样才能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8月5日，学生发起游斗所谓‘黑帮’，出现了暴力局面，导致卞校长不幸去世。‘阶级斗争教育’让我们大多数人在看见校领导被施暴时，虽然心里同情，但不敢说什么，更不可能站出来坚决反对。一些无力的劝阻虽暂时缓解了事态，但根本无法制止新一轮的殴打折磨。现在我认识到，这种对生命的集体性漠视也是发生悲剧的重要原因。”
大体上，这也就是宋彬彬前天道歉信中的主要内容。根据共识网昨天早晨刊出的全文，她寄望于“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作为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刘进也为“我领头在学校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导致校园秩序大乱”而“内心充满懊悔和痛苦”，并在向遇难者道歉之后，宣布“也要向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道歉”：“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8.18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文革和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我们中学生是被利用来开路的。尤其是党报舆论把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时，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以为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才能证明自己最革命。卞校长死于校园里的暴力，而少数施暴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为什么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为首的所谓‘红五类’成了暴力活动的主力军？因为当时的教育告诉你，你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因此，当革命事业出现危机的时候，你要像父辈那样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捍卫。这种由‘血统论’带来的接班人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必然会引发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并无悬念，经由新京报报道，宋彬彬的道歉成为昨日各门户首页展示重点，再加上网易稍后奉上的《宋彬彬就文革道歉现场内幕》全程记录，社交媒体上更是讨论喷涌。评价亦大致分为两类：一为沿袭陈小鲁道歉时的立场态度，理解她的忏悔诚意和责任自辩，呼吁更多对“十年浩劫”的反思；二则不以为然，并且是同时来自左右两翼殊途同归的不以为然，主要原因正是缘自宋彬彬今非昔比的巨大身份差异——当年“要武”旗手，而今美籍华人。
供职于工人日报的石述思算是前者。他通过微博表达立场：“现代公民的关键词是责任，国人普遍缺乏忏悔和饶恕的基因，充斥着冷漠和自私，经常塑造出几个雷锋似的天神证明自己仁爱厚德。比如太多人至今对文革中的罪孽像鸵鸟一样假装遗忘，连正视的勇气都没有。因此，宋彬彬和陈小鲁的道歉是可贵的，希望能激励更多人正视历史和自己的良知，也为日本树立个好榜样。”
认证身份是人民网舆情分析师的@摘星手010同样有一颗宽恕之心。前天得知道歉事件后，他即引用刘进所言“反思文革，不是为了制造新的仇恨，而是要唤醒良知，尊重生命，保障法制，促进和解”，并强调“时隔近50年，需要当事人对历史作出交代，才能翻过这一页。在目前大环境下，这样的举动需要良知担”。昨天，在为宋彬彬报道而“向新京报致敬”后，@摘星手010更是喊出“下一个该毛远新道歉了”：“如果你能以墓碑前对父亲的思念同样的情真意切，对张志新家属示以忏悔，就像狱中终于承认‘文革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对张志新之死有所悔罪，网上的气氛会不会不这样苛严与峻急于你呢？是的，张志新之死真凶是一条罪恶链而不可能是一个人，不过你是最至要一环。”
毛远新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的儿子，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曾以毛泽东“联络员”的身份号令八方诸侯。在两个多星期前的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中，他曾经被湖南省委邀为座上宾，实现了30多年来在官方活动中的罕见露面。从这个视角而言，如今这一轮借宋彬彬道歉而升腾的舆情，也恰恰可以视作是“12.26”未尽争议的续篇。
作为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官方微博账号，@思想火炬正是在去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当天开通，与喉舌媒体里的体谅者不同，宋彬彬流泪忏悔的模样只能让其心中怒火更加旺盛，连声逼问“美国官员为文革道歉？打着开国上将子女的旗号经过父亲同意了吗？”，怒斥“某些‘红二代’永远是最大的获利者”：“文革初起，你是造反武斗夺权先锋；实行改开，你家是留洋换爹入籍先锋；政治投机，你又是反思道歉先锋。任尔东西南北风，俺总能挺立潮头，勇当弄潮变色龙！这样的红二代”永远是最大的获利者，是不是太无耻了？出卖信仰、祖国，不仅仅是坑爹，而是太无耻、非人！”
“这种闹剧政治目的很明显”——@思想火炬指引了批判方向，作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朱继平微博接力：“美国官员到中国进行这样搅乱历史的表演，把个人的罪恶归罪于那个时代从而进一步抹黑党的历史...这场戏是谁策划的，目的何在？应该彻查！”
@点子正则扩散@天祥宋瑞的鄙夷之情：“道歉？当年以造反为名打击父辈政敌排除异己，为个人前途清除障碍，石头砸到脚后装受害者，局势稳定了利用父荫拼存量还是挣了个出身。现在眼看蛋糕越做越大，不满之前的分红，要再扩大既得利益。从红卫兵到推墙党一脉相承。道歉不过是挖掘伤痕潜力，创造洗牌机会，上下其手当人民是傻子。”
相对而言，@司马平邦总算说了句“不管怎样，能出来道歉说声对不起，也不错”，不过，更多的也是对陈毅之子和宋任穷之女的动机判断：“文革流行那个，现在流行这个，赶时髦主要赶的是时间；文革打人不犯法，现在道歉不追责，凡轻于鸿毛的事尽管做...其实，宋彬彬真正要道歉的是对她的父亲，她早年就背叛了父辈的信仰，现在又回来扯父辈的虎皮。”
早在陈小鲁道歉之后，无锡市社会主义学院特约研究员尹国明就曾经拍案而起，转发一篇《再说文革中“联动”覆灭记》，并附点评：“陈小鲁是改革贵族，也是文革的红卫兵贵族。秦晓、薛蛮子同样如此。不了解西纠和联动，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文革。今天控诉文革最卖力的人，你能想到他们才是文革中作恶的人吗？今天控诉红卫兵的公知贵族，很多都是当年的红卫兵贵族。路线向左，他们就极左；路线向右，他们就极右。奥妙只有两个字：投机。”在发现宋彬彬“故伎重演”后，这位左派意见领袖更是嗤之以鼻：“陈小鲁和宋彬彬的道歉引起质疑，是因他们的道歉已经迟到太久却看不到真诚，对自己错误轻描淡写并简单的把自己的错误推给时代，就以为实现了对自己的救赎，投机本性未改。”
海峡导报责任编辑庄华毅一边转发@思想火炬的怒斥，一边对@刘耘博士赞扬陈小鲁、宋彬彬、刘进“代表了人类良知、理性和责任感”的说法表示抗议：“要反思首先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当年这些人是文革的反对者，是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的打砸抢分子。1967年就被中央文革宣布为迫害群众，转移斗争方向的反动组织。后来文革结束后，重新上台的‘走资派’才为他们‘平反’，要反思文革，请尊重这些基本事实！”
至于不惮于公开赞美文革的南开大学教授艾跃进，此前也曾借人民网视频访谈指责过陈小鲁：“毛主席明确在亲笔信上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原来是他们当初做了这些事情，可是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却是毛泽东给他们背黑锅。”所以，当背负着“打死卞仲耘”名声的宋彬彬也试图以道歉寻求谅解时，他亦迅速转发跟随者的反驳：“破坏文革，罪大恶极！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惩办凶手，伸张正义！”；“我们呼吁追究宋某的法律责任。如果这还是法治社会，‘道歉’就不应成为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免责依据！”
“不是道歉的问题，而是认罪的问题”——这既是左派对让文革“背黑锅”者的愤愤不平，也同样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肯轻易原谅的所在。用@费明微博言简意赅的那句反讽来说，就是“卞校长，我们打死了您，现道歉。”
转发那些坚持指控“宋彬彬参与打死卞校长”的调查文章之余，@洛之秋更是极尽挖苦：“原来宋彬彬道歉的核心是自己曾两次阻拦同学殴打卞校长但未起效，‘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同时新闻报道中提到，被批斗的老师一直念叨这些造反学生，‘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孩子’，宋彬彬们则‘最感动的就是老师们的宽容’...这是要把‘反思文革’变成‘感动中国’的节奏么？真行啊！”
“权贵家庭本属文革要打倒对象，宋彬彬们却踊跃参与煽动或打斗。78年后他们大多优先享受升学出国经商当官的待遇，从此大抵非富即贵。数十年后道个歉，没有真相，却要捎带扮演无辜者和不明真相者，还能感动中国，获得致敬。固然没有宽恕没有未来，但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把道歉当恩典和施舍，是不是太贱？”——作为微博上最“凌厉无情”的批判者之一，@叶恭默认定“在找出真凶前，她的自辩说服力不够”：“作为非当事人，我们可以欢迎和肯定道歉行为，要上升到社会向他们致敬，那是对死者和家属的伤害。致敬的本质是通过滥情放大其社会效应自我感动，而罔顾家属感受的无良行为。道歉本属理所当然，因这个民族少道歉，所以要当种子当花儿供着捧着，把道歉当成施舍和恩典，正因这种蠢贱逻辑社会才如此畸形”；“个人感觉，刘进的道歉比宋彬彬真实、沉痛，反思也更深刻。宋的道歉，充满自恋和撇清，因身份特殊，反而获得更多了肯定和赞赏，也包括公知们错把底线当上限的滑稽致敬。他们迄今没有指证真凶，希望她们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义务。”
宋石男同样在其不停转世的账号中宣布，“陈小鲁、宋彬彬等红二代就文革受难者的道歉，就像是高尚宴会上，贵宾带着迷人的微笑，在服务员端上来的盆子里洗手。不值得一个字的赞美”，并转引温克坚的评价：“陈小鲁、宋彬彬等红二代就文革的道歉，不能替代对制度之恶的反思和清算，不能模糊制度之恶一直延续的现实。30多年后的今天，不建立在制度变迁基础上的个体忏悔，依然是特权主导的表演和欺骗。”
发布宋彬彬道歉信全文的共识网，昨晚亦转发徐贲之文《宋彬彬的“错”和“罪”》，由其指责这位文革标杆人物的忏悔“不过是一番自我辩解，尤其是撇清自已与卞仲耘校长之死的直接责任”：“她的责任仅仅在于‘没有想到’和‘误以为无事’，好像她如果想到或以为有事，就会挺身而出加以制止似的。她还说，当时‘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这也是轻描淡写的自我粉饰，因为‘文革’期间的迫害、残杀不是出于所谓的‘无知’，而根本就是明知故犯，这是一种有目的的明知故犯，因为它可以给当事人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和别的个人利益。宋彬彬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年少无知，但‘有良心’的红卫兵，这样的道歉里缺乏真诚的忏悔，她只是认了一些小‘错’，而根本没有看到（或承认）自己在极权之恶中该承担的那份‘罪’责。”
不过，徐贲的说法，被@吴稼祥批评为“吹毛求疵”。这位有“国师”之名的时局现察者，尽管也认为“毛远新不是道歉的问题，是谢罪”，但对陈小鲁、宋彬彬的忏悔，却奉之为“迟来的道歉，却带来早到的春意”。他截图展示那些“我们不需要道歉”的决绝态度，叹息“假如道歉得不到善意回应，社会将重沦因果”：“先封杀道歉，后抹黑道歉，都是文革附体者们干的。邓当年‘向前看’，不纠结文革恩仇，是怕中国陷入复仇内战，耽误现代化。过去10年‘小文革’，是某势力‘选择’的意识形态。当事人出来道歉，是对这种选择的拒绝。不是纠结过去，而是着眼未来。找道歉者算账，是暗算。”
@王巍w就是被叶恭默点名嘲笑“滑稽致敬”的微博大V，在发现自己遭遇跟帖讥讽后，这位同样经历过文革时代的老人感叹：“看评论就知道文革仍然在民间甚至知识界有深厚土壤。人人都以为是局外人，可以超越历史情绪性审判他人，充满戾气地谴责父辈一代，排斥任何善意和反思，将制度批转移为个人恩怨。更使陈宋的道歉显得难能可贵。”
同时在批评“审判者”的还有司马南。当然，这位此前因为突然停止微博更新数日而引发动向揣测的左派人物，所持视角必不会与王巍完全一致：“今天没任何人有能力再搞文革。动不动就给别人戴文革帽子的人更文革。许多当事人尚在‘仇恨态’，现在结论为时尚早。对文革也要抑恶扬善。”
此外，他还要指责那些“借道歉而‘非毛’，籍‘非毛’而‘非习’”的老对手：“道歉不道歉本来是个人行为，但是现在被严重意识形态化了。某些公知在网上推动‘国家道歉’，致力于所谓‘清算’...宋陈或无辜，公知确有图。”
一场道歉，一片混战。据此，宋志标昨天下午已有舆情观察《关于道歉：熟悉的与陌生的》，流传于微信间：“争论不在报纸上，在微博上。在两三个小时内，宋彬彬道歉就汇集成为颇有挑战性的辩题。在肯定道歉的声音出来后，迅疾出现了对此种道歉的‘质疑’，认为个人道歉不能取代制度道歉，从而将辩论带入深处，萧瀚等人则以容纳正反立场的观点再将辩题激化。也许是从陈小鲁的文革道歉收获‘年度致敬’上产生了警觉，不认可宋彬彬道歉的声音，试图将焦点转移到对文革‘真相’的追问上。而赞成宋彬彬的声音，则希望以‘和解’带来宽容，进而求取反思之门的开启。辩论的僵局就形成在真相与和解的优先次序上...无论对道歉持何种态度，两大类型的索引派都谨慎地使用了阴谋论，亦即：宋彬彬为何在这个时候举行道歉仪式？她带着自辩状而不是带着真相来到卞仲耘塑像前，是何居心？文革道歉有秩序地进入舆论场域，有相激而成，也有相辅相成，谁在俯瞰这场道歉的实验？”
社交媒体上的“阴谋论”，确实不太能够穿越电脑屏幕化为白纸黑字。不过，总还是有那么几张报纸勇于跟随新京报的步伐，在今晨就此阐明观点。其中，东方早报即发表头条评论《倾听宋彬彬道歉，维护改革共识》，声称“我们相信，这是一种真诚、自觉的道歉，而不是出于外界和舆论的压力”。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出发点，评论员任大刚写道：“《决议》厘清了领导者在‘文革’中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而那些裹挟在历史洪流中具体的每一个‘中人物’、‘小人物’应该承当何种历史责任，不可能由《决议》面面俱到提及，况且也不符合当时凝聚改革共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时代主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中人物’、‘小人物’可以自外于《决议》，无愧于道德与良知，无愧于子孙后代。事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隐藏在历史深处的伤痛不时发作，困扰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生活...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对一个把自己的历史当成宗教一般信仰和看待的民族来说，历史是绕不过去的。国家的历史如此，个人的历史也是如此。不论是那些被冤杀的忠臣义士，还是那些活着的时候备获尊宠的逆子贰臣，无论历史如何曲折，随着时间的推移，固有的形格势禁一经突破，历史最终给了他们应有的位置和定评。宋彬彬女士道歉的举动，说明她是一个不愿绕开历史的人。”
根据这篇文章中的定义，宋彬彬女士的道歉是“对自己个人历史的负责之举”、“也是对自己的家史负责”、“也是对国家的未来负责”：“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大地真正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年轻的一代已经成长为社会中坚，在开放的网络空间里，在一些未必正确的历史知识蛊惑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过去的历史产生某些幻觉，其言行甚至背离了《决议》的精神。对这样的倾向如果不加注意，改革开放的历史共识很可能动摇。宋女士以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身份道歉，有助于说明历史真相，是重要的警醒，是维护改革开放共识的努力。当年的热血青年，以其家国抱负，参与到‘文革’中，在一个对错颠倒、乾坤倒持的世界干犯良知美德。事后，很多人虽然内心深藏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却选择了沉默。那些苍苍白发的老人，如今面对宋女士非常急迫的‘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的呼告，不应无动于衷。三四十年的时间，可以使人忘掉具体的肉体之痛，可以改善窘迫的生存空间，但修复深埋于心底的精神创伤，还需要最后的一声‘对不起’。如此方可心安理得，走完人生下半程。”
南方都市报固然没能像旗下云南信息报那样转载新京报报道，也未刊正式评论，但是，在昨晚的微博留言中，也算有所交待：“‘没有反思难以接近真相’，被符号化的“文革”学生领袖宋彬彬如是说。有关宋个人的真相依旧存有争议，但她关于反思的提醒还是极为重要。‘文革’的真相需要一个个亲历者们勇敢站出来，用各自的反思拼接出‘真相’。因为，真相反过来构成了反思的基础，甚至，追问真相本身就是最好的反思。”
凤凰网今晨首页所荐评论《宋彬彬道歉仅是和解的第一步》，亦是由杨耕身在呼吁珍视“个体勇气”、“人性抵达”之后，承认“关于‘宋要武”，我们也许还缺少一个真相”：“就陆续出现的‘文革道歉’而言，这也的确是一种需要得到认同的价值高度。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对于今天更多仍对那场浩劫‘决不原谅’的人们来说，他们所要的显然不仅仅是一个道歉的仪式，或者一掬公开流出的泪水...这一方面表明，尽管不断有人出面道歉，但是涉及到那场巨大浩劫的林林总总、细枝末节，我们今天所知晓的依旧少之又少；另一方面则表明，尽管随着时过境迁，我们今天已多少有了对那场浩劫的基本评价，但是由于仍旧缺少一种体制或制度层面的追溯、正视与反思，使得一切真相仍旧处于欲说还休，犹抱琵琶，从而也无从考证的状态之中...道歉如盐，在点滴催化之中，必将溶解那些尘封的坚硬与麻木。个体的道歉之所以必要且弥足珍贵，正是因其所意喻的忏悔姿态，是在历史晦暗不明的情形下，一种道德的清醒与承担。但是如果说道歉，又如何能仅限于某一个体？而除了这些零星的姿态以及公开的坦陈，在历史最痛彻真切的深处，那所有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如今安在？那使所有人成为被迫害者与做恶者的原因又是什么？因此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对于历史真相的完整还原，是现实体制对于历史真实的真正承担与正视。非如此，不足以弥合价值共识；非如此，不足以实现真正的宽恕与和解。”
再加上齐鲁晚报所刊《为“文革”道歉，在自省中进步》，这些掌握中国市场化媒体麦克风的时评家，试图在宣传官员的容忍底线内，利用由陈小鲁、宋彬彬创造的缺口，委婉地呼吁中共领导层公开完整层面上的历史真相。
值此紧要关口，环球时报自然不能缺席。今晨所刊社评即是《文革不可能重演，其风却不易肃清》，并获新浪重点展示，文中所述就是其标志性的“将个人与文革的关系掰开揉碎”理论：“文革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从上到下的集体错误，但也在每个层面包含了大量个人的不光彩。个人的操守如何在‘乱世’得到坚持，这同样是中国社会需要认真补救的一课。文革是一个时代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绝大多数人共同分担了那一时代痛苦，也或多或少同那个错误有份。作为政治路线，文革已被清算，它其实也是最容易做的部分。而它所暴露的人性的问题，或许更值得长久的反思。”
这份人民日报的畅销子报左右开弓，试图将政治光谱两端的声音都压制下去：“‘文革’一词最近几年出现的频率很高，它重新提供了宽阔的争论面，导致一些出乎意料的发酵。首先出现一批公开为文革唱好的人，他们虽然人数很少，而且大多处在社会边缘，但这在过去不可思议。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左倾’的重要动向，还有人认为这是社会多元化的正常涟漪，就像现在有人公开否定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反对共产党领导一样，各种极端声音都能在今天的中国舆论场找到一块阵地，或者一个自娱自乐的角落。二是中国舆论场这几年汹涌激烈，文革时代流行的贴大字报、造谣诽谤和人身攻击等恶劣做法‘阴魂不死’，在互联网充分自由的环境下得以复活。这刺激了很多人对社会可能重蹈覆辙的担心，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一切属于民主，或者强调只要目的是发展民主，包括造谣等对现秩序的打破都是可以原谅的。还有一些人无视国家已对文革定性的事实，要求党和政府出面为文革道歉。文革中的受害者有大量党员干部，少数‘造反派’文革一结束就受到清算，党群那10年回头看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分野。上世纪80年代全社会一起反思，这比当时搞出一个大道歉，针对性更准确，也更具有建设性。文革挺臭的，但当时的一些做法似乎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臭了，其中有些还受到变相推崇，贴上新的标签，而且如今争论的双方经常互指是‘文革派’，跑到海外的一些人尤其喜欢用文革时期的大字报语言，围绕“文革”有很多乱象的翻新，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金融时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