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无忧：衡陽賄選案動搖中共國本

图：童名謙

衡陽人大賄選窩案擊中中共偽選舉的要害，根源在于制度，是其政權組織全面潰爛的徵兆。習近平若不實質性推動政改，治標不治本的反腐無助於阻止社會崩潰與革命爆發。

湖南政協副主席童名謙12月19日被宣佈“接受組織調查”時，絕大多數人都未在意，以為他不過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第15只遭打的倒楣老虎，從名氣到官職都屬於小咖。然而數天之後，衡陽市人大集體賄選案公佈，人們才知道童副主席涉及的可不是一般貪腐，而是“對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挑戰，是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挑戰”，一頂碩大無朋的政治性帽子砸將下來，他攤上大事了！

衡陽政權賤賣，僅售1.1億

衡陽賄選案著實精彩！相當於選民的529名市人大代表中有518名受賄，而76名當選省人大代表者有56名行賄，總金額1.1億人民幣。粗略估算一下，行賄以上位的“省代”每人破費了200萬左右，而“市代”則平均笑納了19萬，皆甚可觀，當然也都夠得上治罪標準了。地方“議會”因貪腐而被一網打盡，恐怕有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的資格。以百分比計算，98%的市人大代表受賄，與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此前“湖南民主法治指標實現程度達到96.6%”之說相映成趣。

賄選在中國司空見慣，賣官鬻爵，各有價碼，這是人所盡知的規則，衡案絕非特例。還是衡陽，早在2008年，新華社旗下《瞭望東方週刊》就刊出一篇關於該市人大選舉集體舞弊的報導。而2013年初，同在湖南的邵陽爆出與衡案如出一轍的醜聞。一名黃姓商人向幾百名“市代”行賄總計32萬人民幣，卻未當選“省代”，一氣之下向媒體爆料，指稱“此次選舉起碼有60多位候選人行賄，500多個代表受賄”。具體到他是這樣運作的，“邵陽市人大常委會的一名副主任找來一個退休的區人大常委會主任，此人拿來一本花名冊，說按這個名冊上的代表聯繫去送，‘縣委書記、縣長、縣人大主任各送3000，市人大代表每個1000’”。此事反響甚大，卻至今尚無下文。

根據偽憲法，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權力機關”，產生并監督“一府兩院”。從理論上說，中共的衡陽政權已經淪陷。不是嗎？賣了1.1億人民幣，幾乎全體代表可能入獄。一窩貪腐犯這一年來進行的各種選舉、任命和立法活動都欠缺正當性，理論上衡陽甚至湖南都出現了憲政危機。1.1億，應該說賣得不算貴，在貧富差距巨大的今日中國，有能力一擲“億”金的土豪不可勝數。前兩年有位先生聲稱拿出1億人民幣競選某市市長，當然他澄清說這是“廉政保證金”而非“活動經費”。不過假如在衡陽，這個錢可能就足以讓有志“百里侯”者“凍蒜”了。

國本動搖，形象掃地，勢必重判

中共標榜“人大制度”體現“人民當家做主”，比“金錢至上”的“資產階級虛偽選舉”好到不知哪裡去，這次結結實實被打了臉。但丟人現眼是小事，重要的是高層感到刺骨寒意。官方高調批判賄選傷害“人民當家做主”。其實賄選不賄選，與“人民主權”沒有一毛錢的關係，卻是中共執政之形式合法性命門。中共以槍杆子打江山、保江山，本質是暴力掠奪團夥，但又以“經濟發展”作為政績，充當實質合法性，以“人大制”魚目混珠民主，作為形式合法性，其真正權力在“黨”，人大職責是將權力在形式上“合法化”，是一張精緻畫皮。中共通過其黨政組織的運作，牢牢將人大操控在手中。婊子披上貞女畫皮，反而最忌人家罵她不要臉。

對中共而言，獨立參選和“擅自賄選”都是威脅。有政治抱負的公民獨立參選人大代表，歷來受到中共的防範和打壓，自不待言。賄選某種意義上是另類的獨立參選。雖說賄選者的品質與獨立參選者或有雲泥之別，但只要脫離組織指定，就意味有脫韁可能。人大代表雖非一般意義上的官員，卻意味著巨大的政治特權。衡案中行賄者很多是商人。他們有錢，想要政治地位，卻沒有正常途徑，用錢開路是扭曲的參政之路。固然多數人只是看中“紅頂子”，但即使如此，還是可能出現失控局面，有人做出 “自選動作”是可能的。衡陽人大在2007年曾以“否決市法院工作報告”名噪一時，雖然那次否決有陰差陽錯的因素，但自此令有關方面警惕。錢駕馭權，還是權駕馭錢？此次衡陽人大全軍覆沒，顯示中共黨機器在某些局部已高度潰爛。

衡案一定會重判。“黨變修、國變色”，“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擊中了我們的幹部”，“政權淪陷”之類出現於高層言論中，雖不中亦不遠矣。這令人想起舊時科場舞弊案，清帝的處罰尤為嚴厲，主考官一概抄家滅族。童名謙目前暫以“玩忽職守”被究，按中國人的“常識”推斷，他被查出其他要命問題是必然的，其人生結局恐怕頗為不妙。“屌絲貪官”這二十多年趁太子黨們年輕，撈足撈夠了，現在是犧牲自己以保障太子黨們的紅色江山之時了。

“全面改革”阻擋得了革命嗎？

衡案表現為中共地方政權的集體貪腐，卻非简单的贪腐问题，而是中共制度的必然結果。中共统治下要么是由权力劃定的“井然有序”，要么是钱权交易的烏煙瘴氣，這些都与人民主權毫無关系。實際上壟斷權力是最大的腐败，贿选的代表、官員并不一定就比“官定”的更坏。賄選不是民主選舉的痼疾，而是虛假選舉的問題。僅僅定位为官員贪腐，吏治問題，即使效仿朱元璋杀了童名谦剥皮实草，可收效一時，終难逃朱由检景山自挂老槐樹的末路。习不甘被叫做“習阿斗”，要奮發有為，但他其實是崇祯的命。

中共力圖避免革命，限制對手力量發展，儘可能延長一黨統治，壟斷各種資源與人才，以便未來若進入選舉時代，能佔據壓倒性優勢地位。以足球比賽為喻，中共竭力維持不失球，假如能拖入點球大戰，可藉助執政優勢佔據先機。議會選舉是中共理論上的最後退路。習政權也許期望加強黨的選舉能力，只可惜一黨獨裁缺少真正練兵機會，沒有競爭對手真刀真槍對抗，在岸上學不會游泳。繼續搞自欺欺人的虛假選舉，最終只能把自己玩死。

習近平第一年就全面掌握了大權，出任“全面深化改革小組”組長，2014年號稱“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從衡案看，大張旗鼓，他似乎想表現一種力挽狂瀾的決心。習、李、王等人想用自我革新與革命賽跑。然而黨國機器的全面潰爛已不可逆，這不是做做表面文章就能改變的，根本不是什麽“四風”問題。習和薄熙來一樣，熱衷作秀，打車、吃包子之類，細枝末節，總歸是小伎倆、小把戲。如無自我了斷、向死而生的政治改革，全面崩潰和革命爆發不可避免。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