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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24日星期五

但愿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拐点――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走访杜导正

十八届三中全会似乎吹响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号角。 
11月15日,《习近平关于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强调深化改革是一场伟大革命,这个革命能不能搞下去,能不能实行起来,阻力极大。阻力主要来自于体制内,体制内又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思想观念上的陈旧思维,另一个是利益集团,改革要进行下去必须要冲破这两个障碍。 
中国宪政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党内改革,取得改良主义共识;第二步,才是实行宪政的普选,目前贸然普选,选出来的将会是“左”派人物。 
反对暴力,通过暴力革命上台的政权多数会更加暴力,还会有千百万生灵涂炭。 今年像是个暖冬。临近岁末,北京的雾霾却比夏天淡些,空气明朗了些,一如北京的政局。我们来到了《炎黄春秋》杂志社长杜导正家,爬上三层楼,他家在东边的一个单元。房子已经很旧了,墙壁斑驳,但是客厅里花草繁茂,铁树、橡胶树绿意盎然,常青藤顺着墙自由攀爬在古旧的书架上。没想到年过九十的杜老如此精神烁烁,行动敏捷,让我们一行感到意外和兴奋。 

一、 三中全会似是一个拐点 
记者: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完后,先发表“公报”,接着公布了“决定”。对这两个文件,有人认为基本没提政治体制改革,觉得有些失望;而有人又觉得经济改革步子太大,“一夜回到十字坡”。您是怎么看三中全会两个文件的? 
杜老:作为共产党培养的“老新闻”,我有个习惯,就是直接看公开发表的报道。三中全会“公报”、“决议”和“习近平的说明”三个文件一发表,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读,两遍后,感觉不错。特别是习近平所做的说明,可以说是振奋人心。我马上给李锐打电话,说看来不会走回头路了。 11月15日,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35年来,靠的就是改革开放。我们绝不能有丝毫动摇。习近平接着说,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潘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因此,一定要有自我更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杜老从桌上拿出画着很多红道道和红圈的习近平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的最后结论部分的三条,就第二条一个字一个字念给我们听。杜老说:这些,都是近平严肃地强调指出的。这个深化改革能不能搞下去,能不能实行起来,阻力极大。阻力主要来自于体制内,体制内又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思想观念上的陈旧思维,另一个是利益集团,改革要进行下去必须要冲破这两个障碍。 

记者:那习的这个讲话跟前一段的民间传说,习的两个内部讲话和中办九号文,不就是是180度大转弯了吗?
杜导正:和他上台后的两个讲话相比是个极大的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百分之九十九是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是邓的一套,不是毛的那套。毛泽东思想只提了那么一句。我特别注意到,习说,“改革开放是中国一次伟大的革命。”我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六十年,当然知道这些字眼都是很有讲究的,在内部会有争论的。“一次伟大的革命”,一下子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肯定了,对毛晚年的那些东西几乎不提了。我着重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读了许多遍习近平对三中全会决议的说明,“说明”的最后三条里的第二条,说得非常好。他说深化改革是一场伟大革命。这个革命能不能搞下去,能不能实行起来,阻力极大。阻力主要来自于体制内,体制内又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思想观念上的陈旧思维,另一个是利益集团。深化改革就要冲破这两个东西。近平讲得非常的好,看到中国的要害了。他的分析和估计是正确的,决策也是正确的。我看到这里眼睛一亮,看来我们党有希望了! 

记者:看来,在中共老干部里,您是对习近平十八届三中全会认同度很高的。但是我记得,就在几个月之前,您对形势的看法还很悲观呀?
杜老:没错。当时国内一批反改革派活跃得很,还出了个中办九号文件,不让讲宪政、不准讲普世价值,不准讲新闻自由,不准讲司法独立,讲党的历史上的错误等等,被人们概括为“七不讲”。如果按那几条搞下去,真的太危险了。去年4月到11月17号,形势很糟糕。其中一些话我还背下来了,什么“现在一小撮”--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用语,“反动知识份子”--这是戴帽子,“利用网络对共产党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造谣、污蔑、攻击”。这些东西一出,国内形势立即恶化,首先民营企业家纷纷携资外逃,有个数字显示大约走了一半。我想数量大概没有这么大。那段时间,一些清醒的知识分子对我党从有希望到失望,又到绝望。我的很多老朋友,很高层的,非常有头脑、有成就、有学问、人品又好的,对我们党很好的,那几个月也绝望了。有时候我们见面,讲着讲着就掉泪,说完了完了,有的说,“老杜呀,你怎么一直到现在对共产党还是抱有希望!”他们觉得我是幻想,觉得我很离谱。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前两三天,我搞了一次小的测验,到会十个人。我出了一个题目:对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抱有一点希望和绝望?让大家回答。结果,抱一点希望的4票,包括我女儿,完全绝望的6票。很明显,大家那段时间情绪很不好。我简直是寝食不安,朋友们和老伴都让我保重身体,不要这么忧伤,何必呢!但我是娃娃党员,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个党完蛋。我给李锐写信说,“我们要尽我们的最后一份力!”。努力也许无效,我们要学习谭嗣同,”我们都90多岁,李锐97岁,抓有些话我们非说不可,老同志们有点良心就应该站出来说话,听不听是一码事,我们要尽我们的一份力量,良心上过得去。我们尽了自己的努力,能尽多少算多少,心里安慰一点。 
记者:照您的看法,三中全会是个转折点? 
杜老:正是。我个人以为很可能这是当今中国的一个拐点。前段时间我们当中一些同志不看好近平同志大的治党治国的大思路。最近开始抱有希望了。有人说三中全会没怎么提政治体制改革,但要看到,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幅度、步子这么大,这就不能不涉及政治体制,所以现在大家经常谈论一个词“倒逼”。到了关键点上,政治体制不动是不行的。现在眼见得到的,一个是司法改革,打破原来的政法委一统天下,实际上缩小了地方党委的权力。再一个是缩减政府的审批权,该由市场决定的事项就让权力回归市场。再有,一些超大型国企、央企,这次虽然没有动摇垄断地位,但要他们拿出利益来向民生倾斜,某些利益集团的“好日子”可能快到头了。这几项,又都是跟反腐败紧密相连的。谁都看得到,习和王岐山配合得很默契,那些阻碍改革的人就得掂量掂量。事实上,死抱着集团利益不放、反对改革的人,往往就是贪官。照近平这个路子走下去,法治的管辖范围会进一步扩大,人治的圈子就越来越小。不会一帆风顺,我们也不幻想道路笔直,准备着再出现反复,但现在方向是明确的,大思路得到人心。 
杜老继续说:这是我这些日子一直思考的问题。首先,发生90度变化的主观因素是什么?客观因素是什么?其次,近平还会不会不动摇?能不能实行到底?如果坚持贯彻这个思路,我觉得共产党可能和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一样,会有一个大的变化。不可否认,近平同志拐了个弯,拐回正确上来了。他是怎么转过来的?能不能坚持下去?显而易见的,他受到的阻力很大,首先就是反贪腐,我的看法很难彻底搞下去。周永康问题要下决心解决,可能没有退路了。现在要搞清为什么半年多思想有这么大的变化?搞清楚这个,才能够回答能不能搞下去。 
中国搞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了,近平的这个大转变很可能是党内外健康的、进步的力量的一个胜利,错误力量被正确力量压下去了,正确的力量就是党内民主宪政力量。这是个世界潮流,如孙中山先生说的,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刚上台时,显然有人在他耳边鼓吹那套“左”的思路,也实践了一段,根本行不通,在党内外、国内外都碰到大阻力。显然已经影响到了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有几次内部会议争议很厉害,这群主张进步的人在起主要作用。如果按照“左”的路子搞下去,不仅仅是个人完了,而是共产党完了。 
当年,毛泽东明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错了,也知道在党内很孤立,但他还是干下去。邓也有这个问题,“对越自卫反击战”,那场战争老同志们百分之百的人反对。我年轻时是杨成武兵团里的新华分社社长,杨成武年老时住在西山,他把我叫去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说:“老杜,越南战争我们所有上将都反对,小平决定打,我们只能听话。”现在时代变了,权威时代结束,“维权”时代来临。近平有个好处,他接受了进步力量的影响。他还有个优点,是想有所作为。我得到内部消息,他表达过自己内心的声音:我当这个总书记,矛盾真是复杂,真是难办。一位老同志告诉我说,习曾说“我不当亡国之君”。你替他着想,真是困难。他的压力太大了,我说他24小时都没办法睡觉。三中全会开过,我想,他应该好一些了,也让我们大家心情放松了些。 
记者:听说您跟习仲勋认识,他还请您给习近平当顾问? 
杜老:近平同志的父亲我不仅认识,而且很熟悉。文革后,习仲勋同志从牢里出来找我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后来,我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习仲勋是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耀邦同志当总书记的时候,大约两周开一次有关宣传部门工作会议,我每次都去,我和习来往密切,至少有六七年比较密切的来往。后来他去深圳,我和林若去深圳时都要去看他。我和习近平没有来往,差了30岁。遵循遗训是中国的传统,再加上近平同志这个人本来的性格和历史,他不会离开他爸爸的思路和性格、风格、作风。当年习仲勋出来以后,中央找近平同志谈话,你是留在中央哪个部长那里当秘书?还是到下边去?他说到下边去。于是把他派到河北省正定县,当县委第一副书记。到了下边以后,我估计是习仲勋的主意,让他把北京的老同志请一些去当顾问,顾问委员会有五个人,名单里有我。但是没有开过一次会,我是他的顾问。 
现在,恐怕有人是希望他一直“左”到底,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用我的话说习近平以“土”气上台,应该以“土”气治国。这个“土”是褒义的土,就是实实在在,实事求是,像他刚上台时的讲话。 三、中国宪政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党内改革,取得改良主义共识;第二步,才是实行宪政的普选,目前贸然普选,选出来的将会是“左”派人物。
记者:有一个话题海外很关心,习近平上台后抓了一些贪官,但是将一些言论网站关闭了,还建立了国安部,现在香港担心港澳这部分以后也归国安管,会影响香港言论自由。现在您和李锐等老干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一直鼓舞我们明报月刊和进步的海外媒体。
杜老:我一直认为中国宪政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党内改革,取得改良主义共识;第二步,才是实行宪政的普选,目前贸然普选,选出来的将会是所谓“左”派人物。我们杂志社有的年轻编辑就比较激进,对共产党完全绝望了,希望共产党下台。我就说。真是马上下台, 国家就大乱了,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十几亿人,谁来管理?怎么管理啊?他们说:你不用管,乱乱就好了。
我想年轻人没有经过战乱啊。我们中国和民族实在是经不起一次大的动乱和战乱了。从鸦片战争到现在, 1840年之后170年了,战争不断。我是打过很多仗的人,我家里牺牲了三个,我父亲、我弟弟和我妹妹。打仗很辛苦,我身体好能活到今天,可是很多人牺牲了。打日本时候我在五台山根据地跟日本人拉锯战,有一次打伏击被包围了,日本人十多米远追我们,部队都从山沟力撤,我慌了在山梁跑,几个鬼子兵叽里呱啦指着我开枪,子弹嗖嗖从耳边飞过,打到旁边的土块乱飞,后来没路了,我跳了十多米高的土崖。怎么能逃脱的,后来才明白,那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有经验的鬼子被调到那边去了,我们这里的鬼子大部分是娃娃兵,新兵,所以就这么“让子弹飞了”。(笑)  我弟弟打太原时是副连长,被敌人机关枪扫中,胸部完全被打烂。每一仗下来死伤无数啊。
二是乱。1949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统一中国后,本来是很好的建设环境。可惜,毛泽东又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政治运动不断。对内镇压,对外伸手扩张,他要当世界领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实在是经受不起大的战和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正如近平同志说的,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的革命。中国经济确实是发展了,老百姓生活确实提高了。但是思想领域上层建筑方面整个滞后,没有跟上来。”七年前,我在港大演讲时说,碎步前进也是前进,现在我已经改成我党必须中步前进了。像水,水到零度变成固体,到了一百度就是气体,有个“临界点”。咱们这的水现在大概已经到了九十八九度了,差一点就崩溃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很优秀的民族,文化各方面的沉淀积累在全球这么多民族中都是优秀的。我走了这么多国家,中国文化沉淀很深厚,我们就像个小联合国,清王朝是立了大功的。没有好的东西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版图,这么多民族相处融洽。因此, 我认为我们是有可能在党的领导下改革成功的。 
赵紫阳曾对我说过,“我们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共产党马上培养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就像英国。我们要留一手,万一中国共产党讲话不灵了,一盘散沙,怎么办?还不让组织起来。民主党派连花瓶的作用都没起,变成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部门,而且里边的老领导人,比我们共产党的“左”派还“左”。
我还是那个思路,千千万万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乱,中国一旦有战乱,谁也沾不了光。老百姓最倒霉,资本家和当官的都跑了,他们没有事,受罪的还是老百姓。因此,我们要有最大的忍耐力,不要发生大的战乱。用暴力革命手段建立起来的政权多数会更加暴力。也就是说要变“革命思维”为“改良思维”。 所以我认为我是个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前一段,中宣部对《炎黄春秋》说,宪政不能提、公民社会不能提、普世价值不能提、新闻自由不能提、司法独立不能提。今年夏秋时,我们开了个“八二宪法”座谈会。第九期发了这个“八二宪法”座谈会纪要,一万多字,跟近平同志去年底在纪念八二宪法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完全一致。但是中宣部来电话说,最好将这部分有关宪政的内容全部删掉,否则不能发行。吴思回答,已经开始印刷了,如果撤,经济损失很大。对方说“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我们承担”。吴思回答:这个事情太大,我做不了主,得向杜老请示,恐怕杜老一个人也决定不了,必须要开编委会。后来吴思告诉了我,我说,“这样的事情不能只打个电话,要有送来正式文件。”第九期讲到宪法的部分,我们强调近平同志几月几号讲宪法好,怎么要求的,我们十几个编委。座谈会上我第一个发言,我的说的题目就是如何落实八二宪法。 
杂志办了二十多年了,在中宣部的批评声中茁壮成长。现在,我们发行有十九万,估计读者在四五十万人,多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青年人也开始喜欢了。我个人只是中国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是一个团队,团队的核心队伍有几十个人,李锐在我前面。《炎黄春秋》2013年12月份发行到19・2万,都是个人订户,我估计明年还要上。三中全会开过了,我想,港澳的同事们也应该放心了。我认同《明报月刊》,你们的政治理想、政治思路、思想框架是属于比较现实、可行的,不保守不激进,实际上和我的想法一样,都属于改良主义者。
这次三中全会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机。我相信,目前近平同志的压力还是很大很大,非常大。“左”的右的或者说“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斗争还会十分激烈和复杂。三中全会后,近平的班子向民主的、健康的力量靠拢,但还是要警惕,“左”的力量得到很大一部分弱势群体的支持。其实弱势群体根本分不清“左”右,只不过前些年社会改革滞后贫富差别扩大,他们有怨恨,觉得还不如干脆回到平均主义的路线上去,这并不是出于理性的思考。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不放开,体制跟不上去,经济改革根本搞不成。像上海自由贸易区,保守力量就给加了个“暂时”,中国好的东西就只能是“暂时”,不过我们不要绝望,共产党有很大的进步。争取好转,准备着,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我多次呼吁,要允许结社,有了结社自由,就有多党制基础。孙中山的共同纲领里有这么一条,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是领导地位还要有强有力的制约,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至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我从去年起,一直都在讲比较可行的七条建议:1、给予人们免除恐惧的自由;2、放开媒体放开稿件审查;3、允许老百姓结社自由。(这些都很现实,现在就可以做。)4、放开党内民主。(这个也没有任何危险。)5、给右派彻底平反;6、给“六四”分阶段平反;7、对外方针上要坚持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

——香港《明报月刊》记者 。许医农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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