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蒋方舟 |
2013年的中国以一个“梦”开头。年初，领导人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地方成立了“中国梦办公室”，中宣部说：“要让‘中国梦’进教材、进课堂、进入学生的大脑。”
这让人想到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的小说《梦幻宫殿》，他虚构的国家中，有一个叫做“梦境管理处”的部门，用以搜集、解析、审查人民的梦，以防有对国家不利的潜意识出现。
人们被规定做梦，却不知道该梦些什么，四顾心茫然。直到5月份，各大网站上出现一篇《专家解读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七大特征》的文章，指出：“美国梦是个人的富裕，中国梦是国家的富强。”
人们才恍惚明白过来：我有一个梦，不过它和我没什么关系。
在梦的笼罩下，这一年过得“像雾像雨又像风”。世界变得破碎了，人们的经验不再连贯，人们的记忆变得模糊。
2013年并非是不热闹的，发生过四川雅安地震、H7N9疫情、石油管道爆炸、济南中院的世纪审判，然而人们对它们遗忘的速度前所未有地快，讨论的热情前所未有地低。公共议题的讨论，随着微博等公共话语空间的萎缩，迅速地黯淡下来。
2013年是矛盾的。胡萝卜和大棒齐飞，威吓与让步共存。人们分不清是该失望，还是该再度燃起希望。各种政策与趋势似乎是朝着好的方向，然而生存的焦虑又确凿地存在着。一头雾水中，沉默的人成为了大多数，另一部分的人，学会了隐蔽的双重表达：
喜（rén）大（jiān）普（bù）奔（chāi），
城市生活的失败
2013年11月22日，青岛黄岛的中石化地下输油管道发生爆燃，一共造成了62人遇难。
在随后发布的新闻照片里，爆炸后惊魂未定的老百姓神情焦急询问着每一个外来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泄露？为什么爆炸？是否还会有爆炸的危险？
——在看似稳固而沉默的水泥地下，到底有多少错综复杂的线路？它们隐藏着怎样的危险？青岛居民在石油管线爆炸事件中表现出的恐慌，只是人们无知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不能细想的问题：我们对于自己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到底知道多少？
我们的父辈，当年如摩西出埃及，厌倦农村生活的简单而单调，跋涉至城市，换来的是城市生活溃败与风险。
焦虑最大的来源是未知。雾霾今年由华北蔓延至半个中国的国土，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城市。
对于确切的污染源是什么，专家没有统一的认识；雾霾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危害，暂时没有权威的报告解释；如何能够抗霾，人们当下能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来自卖空气净化器的厂家。
在无可奈何的阴翳之中，人们只能从冷嘲的幽默感，以及患难以共的共同体中找到些许的安慰。
治理霾本身也是一团雾霾，它涉及利益集团、地方、企业、公众情绪等诸多因素。虽然如此复杂，但政府治理雾霾的动力依然很大，除了平息公愤以外，另外一个治理动力在于：雾霾甚至导致了国家管理危机。
11月，香港《南华早报》发新闻称：北京斥巨资建起全国性监控网络，使警方得以监控主要城市的每一条大街。但随着雾霾天气出现得愈发频繁，监控头甚至无法穿透漂浮物。这引起了很大的治安危机：老大哥看不清你啊！
在真正的改变来临之前，人们寄希望于每一次大风，心中存在侥幸：“霾很快就会过去。”愚蠢的事情并不会因为其愚蠢而消失，不合情理的事情，也不会因为它的不合情理而绝迹。或许我们应该珍惜“雾霾”仍然是关键词的日子，当它正式跨入生活的门槛，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时，或许那才是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时刻。
不要小看遗忘的力量——年初，黄浦江上漂浮900多头死猪，人们在淡忘这个新闻之前，依然不知道到底是谁把猪们逼上了绝路。
环境问题在2013年集中了所有的公众不满，但是暂时没有一种变为公民运动的契机。成都作家西闪因为环境问题批评成都市政，导致多次被警方问询，最后只能从家乡移居。成都从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变为了“你批评了就得走”的城市。
——或许是因为这样，让市民们觉得闭嘴、戴上口罩才是最好的选择。
恶棍列传
2013年，公众愤怒被分解，成为了个人恐怖主义元年。
这是城市底层的绝望与疯狂爆发的一年：从“厦门BRT公交爆炸案”的嫌疑人陈水总；到纵火烧了黑龙江敬老院、致死11名老人的王贵；再到成都公交杀5人的李年勇。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没有生活来源，有严重的心理和性格障碍，孤独、贫困，一身病、一身债。选择成为个人恐怖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的绝望，不是通过“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就能够平复的，而是要摧毁整个由仇恨和屈辱构建的环境。
生无可恋，是因为无以为生。贫民谋生之路，除了打工，就是摆摊。在中国，摆摊这条路被城管这样一个模糊的执法机关堵住，今年，城管和小贩之间的暴力升级，湖南临武城管打死瓜农，广州城管执法被砍7刀，沈阳杀城管的夏俊峰在今年被判处死刑。
在杀与被杀的循环当中，仇恨是唯一的增量。而城管与小贩，只是城市生活中紧张与对立关系的极端体验。除此之外，外地人与本地人、“杀马特”和“洗剪吹”与城市白领和精英、无权者与有权者，都是对立的存在，是彼此的恶棍——前者企图融入城市生活，后者拒绝他们的融入。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缓慢进行的战争。
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环境中，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如同在北京井底生活了10年的王秀青，人们看不见他的悲惨，就侥幸地以为那并不存在。
中产与底层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向往稳定生活的中产，敏锐地从底层无法挣脱的困境中间嗅到了不安定的暴力气息。
中产阶级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社会阶层中，金字塔尖的人有30多套房，20多个身份证，10多本护照，因为有众多的选择而无所担忧。金子塔底的人，被微薄的收入困于生活的牢狱之中，无从选择。而金字塔中最庞大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则处于最尴尬的位置：选择还是被选择，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TylerCowen称，经济衰退时，60%的失业者属于中产阶级。那么，在经济结束衰退开始复苏的时候，新增就业中有73%属于低收入工作。
中产阶级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可悲的事实：无论是稳定和混乱，自己都无法从中获益：稳定的社会现状，他们面对的是经济衰退、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的压力；社会变革，他们担心“打倒土豪分田地”的幽灵重现。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无法保全自己积攒的财富。
于是，一时间，移民取代了房价，成为了饭桌上的第一大话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与故土一拍两散。或者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重归故里，来到一个更接近理想中精神故乡的地方。
一走了之、一拍两散，并不像表达上那么容易。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地在一片崭新的土地上重活一遍，而更加有可能的是在社会当中丧失位置的失落。你消失在人群当中，不再重要，孤独而疏离。
大多数人在自己不符合移民条件的情况下，选择让自己的子女出生在国外，铤而走险，自己如侧畔千帆过的沉舟。
精英离去，其势滔滔。若移民潮继续下去，那留下坚守的，就只有既得利益者与无从选择的社会底层，社会的不公并不会消失而会愈加巩固，越发让人丧失信心，焦虑与失败感越发深重，如同一块早已不适宜耕耘的贫瘠土地，种了一茬又一茬的庄稼，总有什么也种不出来的一天。
年底，各大门户网站猛推网文《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也不是》。然而，更多人的心态类似于昆德拉语：“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反转剧
2013年，许多调动大众情绪的案件，进入了“最终季”，那些主角：薄熙来、王书金、丁书苗、李天一、夏俊峰，也都迎来了各自角色的大结局。
在“the end“的字幕出现之后，有时仍然会有出乎意料的反转。
因为女儿被逼卖淫愤而上访，被送去经劳教的悲情母亲唐慧，起诉湖南永州劳教委，她获得胜诉之后，《南方周末》发文，斥责唐慧的谎言与偏执，妨碍了司法公正。
同样遭到质疑的，还有另外一个悲情的女性：夏俊峰的遗孀张晶。质疑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认定夏俊峰儿子的画是抄袭或者代笔——这些画曾经作为儿子怀念父亲的载体，提供了对夏俊峰温情与同情的慰藉。另一部分，是遗孀张晶转发的一条微博，照片上被标为“夏俊峰”的人实际上是击杀城管的退伍兵小贩崔英杰。
随着质疑声浪提高，舆论也发生了偏向。人们怀疑遗孀张晶在欺骗舆论，一夜之间，人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利用，而迅速收回了自己的同情。
人总在寻找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来寄托所有的同情：冤屈、诚实、高贵。而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受害人眼里只有一个抗争的对象，他们同意忽略的事实是：观众同样在审判着他们的人性。受害人一旦被挑出道德瑕疵，那么他们就不再有伸冤和控诉的权力，而必须首先澄清和证明自己。
公众一旦觉得受到利用和欺骗，便迅速倒戈。
2013年最后的反转剧，是10月《新快报》以头版大字“请放人”“再请放人”为其被抓的记者陈永洲请愿，获得了海内外的一致支援和同情。3天之后，剧情一转，陈永洲承认收50万元的贿赂。
这件事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如今已经无法得知。人们忽略了办案过程中的程序正义这些“小节”，而沉浸在“原来他才是坏人”的恍然大悟中。
记者曾经是掌握着提问这个神圣权利的人，如今，他们丧失了提问的道德正义，变得灰头土脸。
从唐慧到陈永洲，2013年对于舆论场中的“弱者群体”与“受害者”，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分野。从此之后，他们在呼召公众同情之前，首先面对的是严格的道德检查和质疑。
2013年，对于公知与媒体人来说，也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分野：从此之后，煽情、问责、发表异见，都变成一件要承担多重压力，且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过于喧嚣的沉默
2013年，是公共议题的讨论热情迅速黯淡的一年。
关于公共议题的讨论，定格在5月份，微博关于“宪政”问题的讨论上。自此之后，大众娱乐、绯闻、商业营销占据了重要的版面。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公共空间或许和私人生活存在着某种此起彼伏的关系：当人们不再依赖虚拟空间时，朋友与家人的重要性或许得到凸显；当人们不再谈论生活的时候，他们在真正的生活。
当人们逐渐回归电视、家庭、正能量的时候，异见人士们正在经历一个最漫长的寒冬。
组建“公盟”的许志永博士7月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拘禁，并被正式起诉。商人王功权以同样的罪名被逮捕。
被以强硬姿态对付的，不仅有这些以理性、耐心、建设著称的“温和派”，还有以言论为生的“大V”们。八月，千万粉丝的@薛蛮子因嫖娼被抓。大V的厄运由此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被抓的被抓、被封的被封、生病的生病，失业的失业。剩下仅存的大V们，皆如惊弓之鸟，噤若寒蝉。
1970年中期，哈维尔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后门世界”中：他发现自己以及一系列有名气的作家和艺术家（也可以被叫做大V），从来不曾被捕，而另一些不那么有名的人却受到当局迫害，他公开发言，拒绝这种特权，并于1977年因《七七宪章》被捕，成为唤醒公民意识的转折点。
如今的大V被抓，自然不能与30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相提并论。然而，天真的知识分子期盼着，它或许可以类比“美丽岛事件”：把自己投掷，换取平静水面上溅起的水花以涟漪。
令人失望的是，这些事件并未引起如想象中大的震撼，反而加速了公共议题的边缘化。不仅没有刺激公民社会的孵化，反而加速了它的瓦解。
大V的退场，并不使普通人成为英雄，“谣言转发500次被拘”发令的发布，把所有普通网友都放置在和大V一样的恐惧之中。
被动的缄默，成为主动的缄默。
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在其自传《我所缄默的事》中，把缄默分为不同的形式：“专制国家强迫百姓所保持的缄默，不但窃取他们的记忆，改写他们的历史，还把国家认可的身份硬塞给他们。或见证者的缄默，他们选择忽视或保持不说出真相。或被害人的缄默，他们的默契，有时反而使他们成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罪行的共犯。”
回忆起过去一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少年。甘肃张家川的初三学生杨某，因为发微博经质疑该县一名男子非正常死亡案件有内情，被公安拘留，成为“转500次”被抓的第一人。幸运的是，他在被关押后不久获释。
我们无须在这个少年身上加诸太多溢美之词。对美德的过分赞美，反而会成为对罪行的间接歌颂。对他人勇气的夸奖，其实是为自身怯懦找了托辞。
杨某获释当天，他的父亲说：“你没做错事，干嘛表现地像犯了罪，把头抬起来！”把头抬起来，尊严的恢复，或许是对抗恐惧的一个解药。
一锤定音
11月7日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为《为何说中国可能在本周末永远改变》。文章把将要到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看做几十年来中国可能出现的最大事件。
根据文章的分析，改革并非没有动力。官民双方有着共同的不满：对贪污腐败和道德沦丧的不满是共同的；对环境污染的不满更是共同的，还有，无论官民，都缺乏安全感。
官员的没有安全感，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比百姓更甚。济南中院对于薄熙来的审判直播，是一年下来全国收看率最高的剧集：桃色、谋杀、腐败，甚至连里面“一块昂贵的、可以生吃的肉”都成为了人们好奇的词。
根据最高检察院公布的报告，从1到8月，129名官员被立案侦查，平均2天，一个厅局级以上的官员落马。
9月，河北省省委班子连开几天大会相互揭发和自我检讨，开得热火朝天，开得涕泗交流。
对贪腐的惩治既是对百姓的安抚，又是政治需要。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是一次协商与让步。
“废除劳教”“单独二胎”“自贸区”这些决策，让许多“改革派”的知识分子把这次大会的重要性、改革力度之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比较。
本次改革，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有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但目的不同，上次改革启动了经济上的腾飞，这次改革，考虑的则是如何平滑地着陆。上次改革解放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而这次改革之后，很多知识分子都被销号了。
在社会发展的火车上，老百姓关心的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知识分子关心的是打左灯还是打右灯。而开车的人清楚：他不能同时满足两类人的要求。
“中国梦”照进现实并非在路边立几个招牌画那么简单。改革空间是狭小的：既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来巩固的统治基础，同时又要控制通胀、戳破泡沫，来赢取稳定的社会秩序。既要打击利益集团，又不能放松对社会的管理。
矛盾与撕裂显而易见。
傅高义在今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很多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邓小平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老百姓拥护的增强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但他们也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在增长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个人自由、更独立的媒体和司法、惩治腐败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
在2013年底，与其等待着如何改革，或许回答傅高义的问题更为迫切：然后呢？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