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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独秀文存》 |
一，《独秀文存》是陈独秀乱党时期的书
二，一网打尽中国托派
三，陈独秀悲剧的联共（布）因素和中共因素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瞿秋白是传播十月革命炮声的先驱
四，隐了九十八年的《青年》杂志广告是一篇佚文
五，和平建设时代如何看待九十六年前
那场“新旧思潮之激战”
六，《青年》为何改为《新青年》
七，奇怪而又惊人的急转弯
八，陈独秀、胡适和亚东图书馆
九，文存原则 横空出世
十，中国托洛茨基派终极之目的
十一，1924年中国出了个政治领袖
十二，出研究室入监狱
十三，出监狱入研究室
十四，孤孤单单地……走了……
一，《独秀文存》是陈独秀“乱党”时期的书
《独秀文存》是一部五四运动后最早出版的民国之后猛烈抨击封建传统，反对军阀割据山头政治，传布资产阶级文化，唤起在殖民地经济条件下民族资本的兴起，和新型知识分子的觉醒，创导科学，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现代化的书，更是一部号召“向新的山崩地裂般的大波冲去”（鲁迅语）的实践革命的书，却又是一部在各种政党政治压力下，历经磨难后终于被禁的书。
《独秀文存》1922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到1933年连续印行了十次累计印数三万四千部（平装四册，精装二册），营销达三十（1922—1952）年。
《独秀文存》中收录文章起自1915年9月发表在《青年》杂志创刊号的《敬告青年》，止于第九卷第四号上的《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以及《每周评论》中所发的《研究室与监狱》等文。这七年间部分论文，随感录和作为文章公开发表的通信，合共三卷四册（内随感录两册）约六十万言，也可以说没有《新青年》就没有《独秀文存》；调侃说来，《独秀文存》是陈独秀“从康党到乱党，到共产党”人生三部曲中“乱党”的第二部曲。
《独秀文存》（以下简称“文存”）按照“文存”出版的亚东小老板汪原放的说法，“出《独秀文存》实在是战战兢兢地出的，当时仲翁因在大世界散传单被捕，出来还没有多少时间哩。”又言,“虽然这部《文存》多数是关于民主与科学的，但后面已经倾向社会主义了。”汪原放这则重要的回忆，除了“大世界散传单”有误，“被捕”却是真实的，是在他的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今卢湾区南昌路）铭德里二号家中被捕的。（《回忆亚东图书馆》）尚可补充的是因中共一大未出席的陈独秀首次参加于1922年7月16日召开的中共二大上的蝉联总书记之职，同时又正在准备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夹在7月二大，8月被捕和10月赴莫斯科之间出版的“文存”，当然险象环生，吓坏了亚东上下。此时应该说陈独秀已经从“乱党”进入“共产党的第三部人生曲了。把“文存”纳入“乱党”时期不有点勉强吗？不，一点也不。当年承办“文存”出版的汪原放与1952年处境下回忆“文存”的汪原放，对“文存”的推定，可以见得到的是历史被扭歪后的表像，我们把“文存”列入“乱党”时代，是以《新青年》时代（1915-1921止于第9卷）的历史浮沉和陈独秀的作品互动为根基辩证进行的，归纳为如下数条.
1，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和他的一批政客和文武精英流亡海外，民国南北分裂，进入军阀称雄的“乱党”时代。横空出世的《新青年》不只填补空白，还以走向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新舆论引领革命前进，向一条完全不同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前进。
2，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幕后，几乎全是辛亥当年以及革清朝之命的 先进人士，可见逊清的“仕”，尽管已经接受了西方文化，但思 想深处仍陷在拥载皇帝或君主立宪的泥潭里，等待陈独秀们前来 拖拉到地面上来。
3，第一次世界大战，北洋军政府当时作为国际公认的“中国政府”宣告参 战，加入协约国与德国为敌，站对了队。战后在巴黎和会上第一次有了胜利者外交席位（有广州南方政府一席），但是陆征祥代表扫了一眼，发现在座代表无论战胜战败都是中国的债权国，应验了“弱国无外交”的任人宰割的国势地位，仍然陷入“被瓜分”的窘境（战败的德国在青岛的殖民权益被日本收入囊中）。陆征祥接受了1915年签署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被国人痛斥为国贼的教训，拒绝在合约上签名，保全了名节，传到国内引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起因为火烧点的五四运动，巴黎和会在顾维钧的强势压力下，虽然没有达到“外争主权”的终极目的，却也为中国人出了口恶气。独秀先生为一战、为巴黎和会为陆征祥不签字并力挺顾维钧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主权的要求等，写了收存为“文存”之内或之外的长长短短文墨不下十余篇：“愚见以为……或电 我国驻欧议和代表，或向列强要求直接收回青岛，撤废‘二十一条’苛约，如不得请，则拂袖径归，以示公理之不可屈服。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五四的两大目的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最后的结局敌府逆拂了民意。于是陈独秀提出国人“应当发生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由这彻底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军民征服政府。”(这两句口号用黑体字另起段落编排——引者)（上述两篇论文写于5月18日（《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和26日（《山东问题与上海商会》），对于五四运动的政治诉求并提高六三运动全民抗击外强和政府的媚态政治走向，点燃反帝抗日的革命火种——字面上就火药味十足。这应看作陈独秀在“乱党”时期对全国产生影响力的一宗大事，奠定了这个时期的先进朝野和平头百姓的政治诉求。
4，翻开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文学思潮从近代向现代进展时，1917年的那场新文学向旧文学展开的论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直到21世纪初都讳莫如深，或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因为这场运动是由在国共内战终结时险些定为战犯的胡适，和被中共定为党的叛徒，日本汉奸的、中国托洛茨派的领袖陈独秀发起的。直到“一边倒”国策结束，国共关系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一个中国”共识，中美关系正常后，胡适到了“可以谈”的时代，然则对于陈独秀，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可以谈谈的明确（平反性质）的政治露布，以至使这场受惠于全民文化普及的大事，且莫说全民知晓，连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历史实质性的认同。顺便指出，直到今天，仍然还有对陈独秀“予愿拖出四十二生的大炮”这不凡气势，给以“机械唯物”的解释和无知的政治谩骂，是有必要在适当的时段内予以澄清，这是“文存”导读的责任。
胡适的文学改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拖出四十二生的大炮”，炮轰旧文学古堡，轰恼了遗老旧仕、新型知识分子中的守旧派，轰恼了古堡中的大佬林纾琴南公，在死气沉沉的京都，一班“婢学夫人”的浅薄之徒（引陈独秀批林话意），不必认真应战，但是林琴南出面，反对新文学，还真得有42公分大炮予以认真对应了。林琴南不只在封建古堡内人气十足，在新兴文化群体中也是口碑颇佳，因为在西方文学初初传入我国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不懂西文却借口译者之力的林纾记录了《 巴黎茶花女遗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黑奴呼天录》等等小说，在林琴南本人为的是资证奥古文能传入洋文学，但在广大读者群中认可的是西来潮中活泼泼的男女青年悲欢离合的故事，使那些看惯《红楼梦》《西厢记》甚至时令的押妓小说的人，踏上了别样的阅读之路，林琴南这批拥趸 不可小嘘的。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另一侧面，就是那些追求新文学的知识分子也走过好长一段用古奥的文字、冷僻的词藻、怪异的文风传布新知，陈独秀也是其中之一。1904年他在上海把苏曼殊（署名苏子文）译嚣俄（雨果）的《Les Miserabeles》为《惨世界》（10回本）实在是“殊不成句，且作文乖八九错”（章士钊语）陈独秀就接过苏译予以纠错，并增补了四回译书名为《悲惨世界》由镜今书局出版。这两个人都懂西文，但任意删节，还任意添加，用字遣词之古怪至少与林纾译品无甚区别。再看看鲁迅，他在上世纪初所译述的如《人之历史》，《科学史数篇》《摩罗诗力说》等文（《鲁迅全集・<坟>》别的不说，只提迅翁评介文学，从古希腊的荷马到古印度的迦黎陀娑 从歌德、席勒经由拜伦、雪莱到普希金、密茨凯维支、裴多菲，全部用的是章太炎门生著文理念，以至到了当今迅翁的这几篇经典，成了鲁迅研究中最难啃的一门学问。笔者在准备写新旧文学之争并将以林琴南作42公分大炮的靶子之前，加这么一段似乎是袒护的话，一是西方文化东渐的历史初期有这么一个时段、这么一股风气，“喜欢做古怪的句子写古字，这是受章太炎编《民报》的影响（鲁迅语 《鲁迅全集・<华盖集>》）。写上这一笔无论从历史，从文情都应记录在册的。况且——
无论是胡适的“八事”或陈独秀的“三个推倒和三个建设”都是说理不对人的。
袁世凯称帝失败和张勋复辟在即的时空条件下，是过了气的林琴南自己登上靶场的。此言恁说？
一是林琴南万万没有想到当时支撑北洋军政府的黎元洪总统竟然 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二是蔡校长在组阁文科时竟然没请曾经礼聘入京师大学堂的林琴南，而请了陈独秀！北大文科有两种对立的教授和他们的教育理念。辜鸿铭、刘师培，尤其是与陈独秀有过纠结的黄侃等是“八部书外皆狗屁”，而钱玄同、刘半农以及“半个鲁迅”（兼课讲师）是“毁孔子庙 罢其祀”针锋相对却相安无事。林琴南以为他无论如何也能入“八部书外”那个学派罢，如今却被“毁孔子庙”者炮轰，这口气是难以平复的。我们用略为轻佻的口气写这场运动，似乎不太严肃，然而最不严肃恰恰是林琴南他老人家的倚老卖老。
生于1852年林琴南比蔡元培大16岁，比陈独秀大27岁，更不必提小他39岁的胡适了。这是被“王敬轩”提出由刘半农解读的这位旧文化营垒中的人瑞所犯的“辛亥国变以还纲纪扫地”的第一宗罪。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林琴南因此产生了轻敌思想，后来竟然把这场被李大钊认为“新旧思潮之激战”，让北京人看一场天桥闹剧。
这干小子目无纲纪，让林琴南迎战时，竟然设计了一套化名暴打或请妖魔鬼怪吞食他去应战之敌的闹剧，他写了《荆生》和《妖梦》两篇小说，用田其美和田恒影射陈独秀；胡适被隐入狄莫和泰二世；钱玄同则成金心异；而把蔡元培写成“无绪公”还把徐树铮，这个两年后被陈独秀列入《北京市民宣言》中罢免 职，驱逐出京城“的六个官员之一。雅号“小扇子军师”的徐树铮是个臭透了的军阀，却被林琴南化名荆生捧为“伟丈夫”出面不是把这帮人打趴在地或是被妖魔吞食……，双方都是文化中的精英，林琴南也是精通传统文化的人杰，鲁迅还曾欣赏他的小写意高水平的山水以怡倦眼，并珍藏起来保存至今。这样的学者对待如此严肃的文化生死存亡重要一战，竟然以闹剧结束。于是这边厢，也不以为然，由钱玄同和刘半农，表演了一出天桥把式“双簧戏” 《答王敬轩先生》了结。笔者至今也想不明白这么会如此结束“新旧思潮之激战”。我想来想去也许是因为陈独秀先生文章是结尾：“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于妖魔宣战乎？予愿拖四十二 的大炮，为之前驱！”林琴南是文人，既然对方祭出42公分大炮，于就请出他心目中的“伟丈夫”徐树铮战斗；不成，则也请出“十八妖魔”吃了他们。
北京的这场斗争怪异地结束。然而留学国外的那些文科学生中的守旧派却在严肃认真思考这场关乎“国粹”存亡之争。 为了转述吴宓等留学美国习文学的精英们对国内在一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指导下向封建传统文化展开论战时吴宓们的立场，现在据《吴宓日记》第11卷（1917—1924）中有关此书的实录照抄下以存其真。
1920年3月28日
幼涵来书，慨伤国中现况，劝宓等早归，掏钱自办一报，以树风声 遏遇横流。宓他年回国之日，必立此志。此间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 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张君鑫 谓羽翼未成，不可轻视。他 年学问成，同志集，定与若辈鏖战一番；盖胡、陈之学说，本不值识者 一笑。凡稍读书者，均知其非。乃其势炙手可热，举世风靡，至于如此， 实属怪异。然足见今日之中国人心反常，诸凡破坏之情形，物必先腐， 而后虫生，经若辈一番混闹，中国一线生机，又为斩削。前途纷乱，盖 不可收拾矣。呜呼，始作俑者，其肉岂非食乎？（之后有一段小字号述
“清华学校，近以学生妄起风潮”的忧患之言，不录—— 笔者）
“此间 同学诸人，唯林玉堂一人，为胡适、陈独秀之党羽，曾受若 辈资助。” （吴宓和林语堂友谊未泯，仍有往来—— 笔者）
1920年4月6日
我侪学问未成，而中国已亡不及待。又我侪以文学为专治之业，尚 未 升堂入室，而中国流毒已遍布。“白话文学”也，“写实主义”也，“易 卜生” 也，“解放”也，以及种种牛鬼蛇神，怪像毕呈。粪秽疮痂，视 为美味，易牙伎俩，更可所施？每一念及，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然也 无裨，只当强自摄敛心神，按日读书，异时相机奋力行事，一切听 之天命可耳。
1920年4月19日
今之倡“新文学”者，岂其有眼无珠，不能确察即视，乃取西洋之 疮痂狗粪，以进于中国人。且曰，此山珍海错，汝若不甘之，是汝无 舌，乌呼，安得利剑，斩此妖魔，以拨云以见天日耶！
1920年10月25日至27日
26日晚，接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寄来所出《教育丛刊》等件，粗鄙 卑陋，见之气尽。而白话文字，英文圈点。学生之所陈说，无非杜威之 唾余，胡适之反响，且肆行谩骂，一片愤戾恣睢之气。呜呼，今国中教 育界情形，以至于此，茫茫前途，我忧何极。明年宓归去之遭遇，此时 已可想见。……回国以后，只有尽我之时之力，竭诚猛做。以虎穴之身， 为补牢之左计，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以求内心之稍安而已。（以上引 文，大多有点、圈等符号以加重语气 — 笔者）
‘有了这些摘录，连系上前面所述斗争的背景，哈佛的一些学子们捍卫旧文学的精气神不必说什么了。胡适是1917年6月回国9月从 溪老家到北京受聘于北大文科教授与陈独秀共事的，他们神交于1914年在日本章士钊办的《甲寅》编辑部，那篇到明年可以纪念一下入国一百年的都德小说《最后一课》就是胡适译成汉语在《甲寅》发表的，从此胡适与陈独秀就开始鱼雁往来。《最后一课》一直是作为抗日爱国教材至今读来仍使人激动。他的“改良”而又“刍议”之文，够谨慎的了，但是从国内再回馈美国，就成了吴宓们的靶子还连累了个林语堂，当然最恨，恨不得“安得利剑”以对陈独秀，这是明摆着的，胜与不胜，由读者考虑罢。
1921年前后，吴宓、梅光迪等先后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就教英语或英国文学，并实现“掏钱自办一报” “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然而1922年创刊的《学衡》，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由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在保卫国粹以与陈独秀们一争胜负了。五四运动后的1922年“乱党”时代已过，陈腐的封建主义思想及其孑遗只得依靠军阀们的枪杆子维持的北洋军政府赖活着。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浪日复高涨，加上初见端倪的世界两个阵营的形势下，有特别政治嗅觉的老军阀则老牌帝国主义支持和新俄援助通吃，刚成立一年就被新俄共产国际的两条援华路线 —— “联吴（佩孚）疏孙（中山）”和“联孙疏吴”的路线弄得南（陈）北（李）膈膜，很难独立思考建党的政策和策略。此事这里可提示读者读一读收入“文存”中的《民主党和共产党》一文，便可在南陈北李建党思想和新俄共产国际之间的理论区别和政策走向。
《学衡》被鲁迅一“估”，吴宓们退回大学成为教授，维持文人清高而又风雅的高收入生活，直到1949年。当年叱咤风云的陈独秀呢？悲剧在于中共和他的领袖已完全丧失了发言权。
5，1917年2月克伦斯基革命产生了个资产阶级政府，列宁联合国内外志士仁人和反对派向克伦斯基展开阶级斗争。4月陈独秀写了《俄罗斯革命与我国国民之觉悟》，在“文存”中此文紧挨在《文学革命论》之后，因此特别吸引眼球。此文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刊出《文学革命论》是《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就是说，此文与陈独秀祭出42公分大炮轰旧文学堡垒仅隔了一个月。却不被重视，究其原因，除了禁令外，就是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但李文发表在十月革命之后（按俄旧历计算，大钊文写在十月革命后第10天并曾在中央（今中山）公园作过演讲。为此，我们可以下这么个结论，大钊先生的文章是歌颂、是普及于民的宣传，独秀文章是预测。把这个预测准确昭告国人，是“乱党”时期走向“共产党”时期，开创政党政治竞争的一个重要见证。关于列宁的革命，陈独秀提出“我国民之觉悟”关键理论。我们现在举出文中最重要的两条，“吾国第一所应觉悟者，欧洲战争，无意识者恒少，故战后不改革进步亦恒少。此次大战争，乃旷古所未有；战后政治学术，一切制度之改革与进步，亦将为旷古所罕闻。吾料欧洲之历史，大战之后必全然改观。”这也就是被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列宁就是利用这个国际环境，展开了殿巴黎公社后首次无产阶级革命宏图。“吾国民之所觉悟者”在文中列为第二条的是：“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室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关于这一条，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中写得非常准确、明白易懂：“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 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陈独秀的贡献就是准确的预测，因为他是在克伦斯基推翻沙皇统治成立资产阶级政府开始就指出：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可不是仅只为“革俄国皇室的命”。彼得堡攻打冬宫， 阿芙乐尔号的炮声成立的是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陈独秀的“吾料”要“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真是神了。由于中国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列宁成功了。但是列宁也预料到了，这成功将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理论发难。也是在1915年，他还发表了《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第683-7），首次提出与马克思社会革命学说相左的理论，即：“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第683-697）这个构成近代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促成了十月革命的诞生，却也播下了托洛茨基悲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对立，其与“文存”作者休戚相关的命运是不言而语的。当然关于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托洛茨基与列宁（后来与斯大林）有分歧在于托氏仍然保留其“不断革命论”的观点。这在当时对中共领袖的陈独秀并无关联，重要的是共产国际二大以后，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中出现了马林的“国共合作”时，受到托洛茨基的反对，这与陈独秀在《民主党和国民党》一文是吻合的。民主党的“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识）……更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识）”的两个生死对决的党搞合作建国，完成的第一个任务是在苏方庞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支持下，完成孙中山梦寐以求的消灭军阀割据，完成民国统一大业。“统一”了，怎么办？孙中山和他的政治继承人蒋介石，能够在苏联策划下从资产阶级（由旧向新）转化的政治目的完成后再转向（实际上是空想或说“异化”）社会主义建国？一个坚持大半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再革命，还能革到跟着列宁走向社会主义？更不必提蒋介石了。我们这么说并没有轻漫中山先生。一个生于1866年清朝同治时代的人，长在美国又学的是现代科学最精尖的医学、长期接受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理论和思绪的中国人，要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中有35年的奋斗，斗出了个要他继续解决南北分割军阀割据的现状，在山穷水尽之间列宁向孙中山伸出援助之手，他当然会接受，然则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他能在列宁的特使马林的“国共合作”布置下容得了“对等”合作吗？我们不是在研究这段历史（这类书可说是汗牛充栋），只想提出一条，胜利后能跟着苏联的要求，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吗？列宁1924年去世，第二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前者由斯大林接班，后者由蒋介石接班这就使我们找到了个停止探讨此事此史的借口——剩下的问题在于中国：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那么谁是？这如同在中国陈独秀不是托洛茨基派领袖，那么谁是？为此，我们找一个比较轻松的”段子“结束这场争论吧。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被迎接回国的孙中山于1912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列宁获此信息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导读中提到此文，我们关注的是列宁提出的上海将要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基地。列宁指出“中国将会出现许多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孙中山也关心中国将会出现许多个上海。列宁关注的是工业发达会产生资产阶级掘墓人。孙中山关注的是资产阶级强大起来就可以建成资产阶级国家。孙中山的党和未来陈独秀的党在基本队伍上顶了牛。
1912年，在列宁的视野中，在中国的历史簿册中尚没有陈独秀的名字，18年后，1920年的陈独秀已经走完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之路，他头脑清醒，一步一个脚印，首先提出“当排斥武力政治”，就是明确反对军阀割据阻止北洋军政府一统天下的企图。下一步是“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文存”论文篇《今日之政治问题》。此文写于1918年7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那时五四运动尚未发生，却很好地回答了18年前列宁的期待：“由于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接下来，列宁还说到，“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列宁测度得很对，陈独秀将成立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但是中共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去与国民党共同完成列宁的遗愿；就是列宁说的中国的社会民主工党要日后见分晓。1912年陈独秀还在“康党”时期从康党走向反康党的慢步前进中。到了五四运动后才由李大钊启动下，与北京天津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筹建中国共产党以结束军阀政府和国民党企图通过北伐建立一党专政的民国政府的策略。经过多方面研究，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出发点也很简单，就要把上海造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元素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全国之最。
历史很有趣，往往会发生非常复杂的斗争却在一场口水之争中，这就是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上发生了以建立工会为 题目的上海之争。在成立大会之前，陈独秀发表了《在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上的演说》：“现在世界的工会，只有三个团体很有势力。第一就是矿工，第二就是铁道工，第三就是机器工。这三个团体要是彻底联络了，那就是社会上一切对象，都要受他的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上海或“许多个上海”是国共两党共争之地。11月21日下午3点，上海机器工会在白克路（今风阳路）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邀请孙中山，以及胡汉民和戴季陶参加，中共方面除陈独秀外，记录中有杨明 （显然是代表共产国际）参加。据当时上海《民国日报》的报导，孙中山的发言是“详述机器与资本主义势力之关系，而归宿于三民主义。略谓我人欲贯彻民生主义，只有非在官僚手中夺回民权不可。”会上，孙中山情绪很好，他一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占用了胡、戴、杨的发言时间。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阐明“工人团体，须完全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中共将牢牢把持住工会组织，引导工人阶级进入革命行列。不论承认中共成立于1920年或21年，这次会议可以看作是两大政党领袖在争取工人争取上海。如若把北方政府控制全局而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尚无立足之地的形势考虑在内，陈邀孙参加机器工人成立会，实在是中共方面把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看成是进步势力的一个举措。这里既有共同打到北洋军阀的社会革命因素，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人当时的政治倾向因素，也有陈独秀当年参加孙中山讨袁护法等交往的感情因素。坐在主席台上的的孙中山并不知道，上海机器工会正是在挂着“外国语学社”的共产党总部筹备的，陈独秀是该会经费募集处主任、名誉会员。但是最重要的是在 这之前维经斯基从北方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会商建党事宜，并在询问及国民党的情势时，陈独秀把这个国际代表介绍给了孙中山，只是因为当时尚处在彻底失败的边缘，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尚无必要紧紧握住俄国伸出的援助之手，只有到了手无兵力的中山先生的依靠一个军阀打另一个军阀的多米骨牌彻底瘫下之后，才向无产阶级的苏俄和中共的陈独秀伸出救援之手握住不放。这实在来说是当时的一个好结果，然而正是这个救赎国民党的共产国际葬送了陈独秀的政治生命，也使得大批忠于列宁斯大林的老革命（其中有参加1905年第一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老人）牺牲了他们的政治生命甚至人命，为的是遮盖列宁尤其是斯大林的“国民党情结”。走出“乱党”而走入陈独秀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第三部曲，竟然是陈独秀的末路！真没想到。
二 ，一网打尽中国托派
1952年12月22日，是斯大林的生日，正是这个“节日”，中国公安机关对国内大约四百余名“托洛茨基陈独秀反对派”成员及株连者实行大搜捕，一网打尽投入监狱。当天晚上查封了亚东图书馆，据亚东图书馆当事人汪原放回忆，“1952年12月22日夜间，大家将入睡时，有人打门，原来是军管会来检查，……找我谈话……也查问了我的大叔（即经理汪孟邹—— 引者）。军管会不止来一次，最后达成协议，把托派书籍从《独秀文存》、《字义类例》一直到他所著的最后的书（即后来流行于海外的由胡适作序出版的《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引者）。别的托派，也一样照办。” “一概缴出毁掉”。连《字义类例》这类研究祖宗文字的书读 禁止，真够绝的了。这就难怪直到1995年出版的独秀先生毕一生精力之的《小学识字教本》，又因或“修订”或“正误”得不成体统，连独秀先生的家属都不满意，发文予以驳诘。
近三十年来，由于政治上比较宽松，陈独秀研究也有所起色，还有不少好心人，为落实政策，就抓住困在石墙院的陈独秀几句狂言：我不属任何党派，我的言论代表我自己；又抓住了他在悼念蔡元培先生文中找到了陈独秀的自我定位：“五四运动……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专归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到人……（如今）适之不在国内，后死者的我，不得不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于是就出了个回归五四的独秀形象，这是连胡适先生都会认准的说法。于是好心人以为该当为独秀先生落实政策或平反，甚至还出现应当“恢复陈独秀中共党籍”的奇异呼声。但是，政党政治是严肃的，或者反而道之，偏见是难以纠正的，况且“落实政策”啊“平反”啊，是政党政治权威部门的事，学者所能做的是还以落实真相，并说明“偏见”的造成及其危害，别的是管不了的。
三， 陈独秀悲剧的联共（布）因素和中共因素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名言的实践，促成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土上冉冉升起了五星红旗。20年代外国语学社送去莫斯科学习的蒋光慈，他与瞿秋白成为好友。记忆中留下了列宁逝世那个初春严寒中，瞻仰巨人遗容的经历。瞿秋白回国主编《新青年》在五期季刊和五期不定刊上蒋光慈以蒋光赤、光赤或蒋侠僧等笔名的论文或译文，合共10篇，其中在翻译列宁和斯大林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多篇译文，显然已经成为国共合作初期的中国经典。他还编了当年惟一的列宁年谱，其贡献之大是当年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中惟一参与此项译述的先烈。翻开被蒋光慈视之为“西来潮”的翻译浪潮中，在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彻底改变“武人政治”“一党专政”局面而以阶级斗争为纲创立共产党的第一页上由李大钊、陈独秀和瞿秋白以及张太雷组成，然后才有陈望道、恽代英、华岗、李达、李汉俊等等一大批译界前辈。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郑超麟、彭述之、王明等（犯过错误）先烈的译者。
这里还得指出《新青年》除《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外，还相继推出《俄罗斯研究专号》和《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社会主义讨论》两个专号，全部是马列原著或研究原著的论文的中译文。所动员翻译力量之多之强，连大报人成舍我都参与翻译。不可无记。
三之一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由于历史原因，对于李大钊的研究，虽然出了好几部传记、理论研究也不少，但主要集中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osm的胜利》上，前者写的是俄国工农兵投入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后者歌颂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这场革命的胜利。这是引入“一声炮响”的重要文章。但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东渐入国最大的贡献是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此文写于1919年11月，刊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续毕于第六号），此号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昭告国人，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正式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之路。也正在此时，共产国际已 遣员走向中国，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成立（校长蔡元培的雅量，象征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从旧向新进展）又唱响“南陈北李共同建党“之歌。一切都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始。本导读不承担李大钊研究之责，但包括李大钊在陈独秀事业上有过显著影响的事是研究范围之内的。如“文存”的最后一篇文字是蔡和森与陈独秀“极端马克思派”的《通信录》。其三条“极端主张”是，“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细析三条，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形成政党政治策略，通过“阶级战争”，建成“无产阶级专政”。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引起并成功地获得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灵魂。为说明这个重大理论问题，无论如何，下面这段话是必定要由导读记录在案的。
经济的构造都建在阶级对立之上。马氏所说的阶级，
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
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
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
压服，被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
式表现出来。亚西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
的，这些生产方式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
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
对形式的最后。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
时告终。
李大钊用最通俗的语言译述或直接翻译（ 河上 日译马克思恩格斯原著）表达了社会发展规律（“生产方式次第出现”）演绎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导致“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生产方式同时告终”（就是《国际歌》上“这是最后的斗争”）而阶级竞争（或蔡说“阶级战争”）的任务就交给了陈独秀。
陈独秀与李大钊不同，他是脚踏实地的政论家，并一旦觉悟，就从事战争研究，军事理论和革命实践出发，真有点儿像恩格斯。他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参加过战争，写过一大批军事理论、战争述评（中共延安时期就组织过恩格斯军事论文的翻译班子，新中国成立后，就出版过曹 在延安翻译的六册《恩格斯军事论文集》中的五册）
1897年在南京科考失第，从此不再不在走仕途，立即在帝国殖民的惨酷压迫吾国吾民的国势下，走向以牙还牙的艰辛之路，写了《扬子江形势略论》。1903年发生拒俄运动，他从日本回国在安庆发动民众组织岳王会，声讨被列宁指控为最早最残酷侵略中国的沙俄。此事结束，于1904年《安徽俗语报》上发表军事技术知识性读物《抢法问答》在全国提倡军国民教育（即后来毛泽东说的“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举动又感到无异于纸上谈兵，就于1905年到上海参加文人失控制造炸弹的秘密组织，之所以说“文人失控”是这个组织居然是由头戴翰林院庶吉士文官花翎并实授翰林院编修的大知识分子蔡元培领导的，（他还提倡女子参加暗杀）。 “武装斗争”失败后，才使蔡元培觉悟，到德国去研究高等教育，成了被鲁迅们新派学者心目中外号叫“莱比锡”的教育泰斗，也使陈独秀抱定枪一定要在正确的革命政党的支配下才能发挥作用的大道理。于是又重返文化阵地，走上了从帮助章士钊办《甲寅》，到自办《新青年》的伟业，使“乱党”时期走向“共产党时期”。
发生五四运动那年年底，就是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从1920年，陈独秀的思想和笔墨走向就集中启发起点很高的工人的觉悟教育上，在“文存”内外，这类文章少说也有十多篇。从经济诉求到政治诉求，从自发的工团(主义）困境中走出来，还要教育他们从黄色工会的胁迫中突围出来。总的来说,最基本的就是要把“剩余价值”这个很深奥的“隐形剥削”理论普及到工人群众中去组成工会有组织地与资产阶级进行掘墓与反掘墓的斗争。如《劳动者的觉悟》、《两个工人的疑问》尤其是《在电工联合会上的演说词》和刊发在《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即“劳动纪念号”上的那篇短小 的《答知耻（工人的时间、工资问题）》中直接提到剩余价值的剥削事理，“工人劳力所生产的价值，远在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也正是发表答知耻问的“劳动纪念专号”上陈独秀发表《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及其一组调查，同时还发表了上海、南京、北京、天津、长沙、无锡、芜湖、唐山、江都（扬州）等等地区地方工业有关劳动、工会、工资、教育、福利诸方面的调查，都是在掀开“剩余价值”这个神秘的隐形理论的盖子。这是陈独秀从乱党期间筹备工人政党的最直接的基础理论。假如读者能把发表在同卷第二号上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原因》这篇不算长的论文读一下，则更可以从世界已经进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制度社会最后决战层面上，认识进入实际行动时的政论家化解高深学问进行普化教育功力，使执政党和它领导下的工农群体进行革命的意义了。
三之二 瞿秋白是传播十月革命炮声的先驱
研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入中国历史的一页第一个名字就是瞿秋白。只要承认引领旧俄走向新俄的列宁及其布尔塞维克党是世界上首个实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你就会感念瞿秋白；他的一百多篇长长短短的莫斯科通讯，其总标题叫作《共产主义人间化》充满“江南一燕”激情的文章，简直使人产生疑问，也许列宁所说的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道理是可以成立的。李大钊陈独秀是号召建立效仿十月革命的政党。瞿秋白不同，他是把旧俄通向新俄又如何通过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对外战胜了欧美帝国主义的干扰，对内武装消灭白匪和农业经济中的阻挠者和黑帮份子。又艰难地用相当残酷的军事共产主义手段，渐渐恢复正常的社会主义建设，以达到在辽阔的国土上解决复杂的民族关系，又成功地解决了欧亚两大地理版块经济文化差异（成功开发西伯利亚）等等诸多方面的（当时又极为新鲜的苏维埃联邦制），所有这些新俄故事，被毛泽东形容为十月革命的“炮声”被瞿秋白详详细细地送到了中国。
瞿秋白 在中国共运史上是个而且绝对是个特例，他于1899年生于江南“吴中要辅”富庶的常州。他曾是官宦之家的后裔，到他父亲一辈已经败坏，辛亥革命时，12岁的他就因为早熟聪慧和好学而陷入了政治疑惑。后来母亲自杀，父亲远走他乡，他的弟妹们被散养在亲戚家里，他本人开始离开家乡，辗转求生，最后到北京住在亲戚家，考文官不隶，就读俄文专修馆。就是这个专业使他开始了解俄国，从文化到政治，首先解脱了旧民主革命的辛亥疑惑，在五四运动中更新了思想走向，与郑振铎、耿济之等创办《新社会》杂志，郑振铎主持《新社会》在箭杆胡同请益于独秀先生，受到过陈独秀的指点。但瞿秋白不认识陈独秀。因此，1920年与俞颂华、李宗武代表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驻新俄记者，于1921年1月25日抵达莫斯科时，他与中共毫无关系，如若我们追踪他的社会关系，可以说就是因为他的中学同学张太雷。那时，他已经是参与了李大钊与共产国际名份到中国谋求革命联系的维经斯基工作。瞿秋白在乘火车去新俄时与张太雷见面并告别，此时张太雷已经被陈独秀派往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设置的远东局工作，并于5月1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时与瞿秋白联系上，还介绍他加入了CP（笔者用这个符号是无法确定他是中共？还是俄共）。但仍与中共无关。
1922年3月联共（布）召开第10次党代会，上述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就是报导这次大会全部内容长达将近四万言象征性总题目，在晨报上从6月22日一直登到9月23日整整3个月，这就是全面报导十月革命炮声的最早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有大效参照的经典文献。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一事，就是关于瞿秋白是不是参加了新俄十大才能如此生动深刻地写了数万言的十大报导。在笔者所我见到的瞿秋白年谱或有关瞿秋白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的文墨在，都提到瞿秋白参加了这次大会。其实他没参加，因为他那时生病被困在寓所“同寓一日本人新白（逗留在莫斯科的飞行家—— 引者）介绍几个女友来谈，勉强解闷。”然而正是在十大发生了一件令瞿秋白走入另政治困境。
就是在新俄为筹备十大召开的准备委员会上，发生了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矛盾。2月25日《晨报》“紧要新闻”栏头条位置转发了载于伦敦的电讯《列宁和杜洛斯基有意见冲突说》，通讯的结论是，“共产党行政部以六十二票对八票之多，通过了列宁之政见。”正是这条新闻这场党内争论，引起了瞿秋白的警惕，在中共党内把陈独秀打成永世不得翻身的中国托洛茨基派的过程中瞿秋白成了重要的带头者，但是瞿秋白与中共的关系，正是在于陈独秀。陈独秀恰恰是因器重瞿秋白的传布炮声的成熟的政治觉悟，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修养和优秀的从文能力，把瞿秋白请到党内来的。那是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四大，陈独秀中共代表参加大会，瞿秋白陪他作为翻译列席大会。这次陈独秀的另一任务是为中共充实干部，写信给在法国的赵世英，要他在法国学习的人员中选派十个党员到莫斯科受一年训练后回国工作。
瞿秋白则和总书记一起回国。他们在满洲里分别。陈独秀回到上海，瞿秋白回到北京，等待分配工作还不足一个月，突然于2月7日发生了震撼中国也震撼共产国际的“二七惨案”，让执行共产国际“联吴疏孙”的另一条援华路线彻底失败。此事一出，使瞿秋白产生恐怖的不是长辛店的血腥或北京的恐怖。是他想到三个月前陪同总书记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遭遇。由于陈独秀执行的是马林设计的“联孙疏吴”的援华路线与拉狄克另一条“联吴疏孙”的援华路线相互顶牛，因此受到拉狄克的攻击，他当着有62个共产国际成员参加的这次大会，批评中共是“把自己关在书斋，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像他们以前研究孔夫子一样。”这解气还不够，又说，“国际向西方的共产党说：到群众中去！而我们对你们讲的是：走出孔夫子式的书斋，到群众中去！”陈独秀竟然没吭声。如今，三个月后的2月7日，“联吴疏孙”援华彻底失败了。性格刚烈的陈独秀在愤怒声讨的檄文中，在向国际的报告中仍对支持吴佩孚这个老奸巨猾的军阀用“劳工神圣”骗了俄国人，又指使李大钊负责联吴因而使北方党一度陷入瘫痪，李大钊被通缉逮捕等竟然不敢有起码的反驳。这一切让瞿秋白得到的教训是：总书记都不吭一声。于是，在整整九十年后，我们还能要求瞿秋白这位曾经被布哈林揶揄为三层阁上的小姐，没有一点脾气的文弱书生，怎么办？再加上对“炮声”对列宁斯大林的无限崇敬，使他悟出，现在沉默是金，将来服从命令。因此当二年后中共四大上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要中共批托时，由陈独秀宣读了批托的议文。而没有批托责任的瞿秋白写出了中共党内第一篇批判托洛茨基的论文《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新青年》不定期刊第一期“列宁专号”）。还另人不解的是又过了二年在“四一二”国共分裂后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发布了非五大议程内的一个小册子，终于指出党内存在托派，晒出了陈独秀们是一个派的立场。还有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到了1930年瞿秋白和邓中夏等中共莫斯科国际代表，受命在中山大学调查当时托派呼声甚高的中山大学中的托洛茨基分子，那时正好陈独秀已开除中共党籍，罪名就是组织托派分裂党。（屈维它<即瞿秋白>、邓中夏《我们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看法》载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编《瞿秋白研究文丛》第5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我坚信瞿秋白批托派毫无私心可言，他是走到了迷信列宁斯大林思想独断专行那一面，也把自己送上了悲剧之路，太可惜了！
中国的最前进的知识分子以读马克思理论武装自己，然后集聚力量从输入“共产主义幽灵”中译书开始建党，功莫大焉，但这些终于成为建党时期的领袖或精神领袖的人，建立了好的开局，却没有好的结局。
李大钊是中共精神领袖，因为他直到中共三大才选入中央委员会，他是中共翘楚中惟一的非职业革命家，一直是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或教授工薪生活，被张作霖绞死后，他的家属靠领取抚恤金生活：“适之先生：先守常北大薪水事希望先生在学校当局交涉一下能多增若干元才好。本来学校每月只发五十元，还有此五十元薪水不知发给若干时日，因为先生从前与守常先生是好朋友，故敢这样的求先生。 祝 健康！ 李赵纽兰 鞠躬。（1932年6月24日）”。1927年大钊牺牲后，浮厝于北京的一个庙里长达6年，才由大钊生前北大同事和好友筹资公葬于北京一个公墓里。他的子女也是由生前好友设法救护成人。新中国成立后，大钊先生并未入葬八宝山。陈独秀算是“善终”，但叛徒汉奸恶谥从生戴到死。而引入炮声，忠于斯大林、批判托派、八七会议后领导中共打响土地革命第一枪的瞿秋白，则被国民党枪毙，1956年进入八宝山，10年后被砸毁……。至于中共第一个有名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者张太雷则被隐在自己人队伍中人暗杀于广州公社战场……死时不满30岁，但算是马革裹尸疆场的英烈。至于以“西来潮”译马列主义的蒋光慈，30年代初因不满立三路线的极左，不同意上街掷燃烧瓶等极左示威游行，而于1930年被开除党籍，次年郁闷地死于肺疾，早就被人遗忘了。
四，隐了九十八年的《青年》杂志广告是一篇佚文
感谢“文存”的读者耐心读到这一节，请先看一份雪藏了差2年就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前的《青年》杂志广告图，又因广告词是陈独秀亲拟，因而又是一篇很精彩的佚文。先将佚文录于下：
《青年》出版预告 ・ 群益书社
我国青年诸君
◎ 欲自知在国中人格居何等者乎，
◎ 欲自知在世界青年中处何地位乎，
◎ 欲自知将来事功学业应遵若何途径者乎，
◎ 欲考知所以自策自励之方法者乎，
◎ 欲解释平昔疑难而增进其知识者乎，
欲明乎此，皆不可不读本杂志，—— 盖本杂志之主义，
实欲与诸君共同研究商榷解决以上所列之种种问题，深望
诸君之学识志气，因此而日益增高，而吾国将来最善良的
政治教育实业各界之中坚人物亦悉为 诸君所充任，则本
杂志者实……
诸君精神上之良友也 (九月中旬出版)
广告印在1915年8月 编在东京 印于上海的《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八号的封底，实践了7月决定，8月预告，9月出版的诺言。看了这篇内底里充满着激情喷发的欲自知欲考之欲解之欲明乎之所囊括，距辛亥革命才三年的，全面更新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诉求，只要有一点冲出铁屋子勇气的青年学子，确实大多将成为《青年》杂志“精神上的良友”。
这里，我们把《青年》杂志在创刊号封面影印于此，再说几句，补充一则《社告》即发刊词就圆了。
《社告》共五条，第一条是广告词的内容延伸：“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下列四条是如何办杂志的办法和杂志内容的来源：就是二，鼓励青年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三，“用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但澈底作到这一条，要迟至1916年第二卷 一号起才渐渐转向为吴宓先生揶揄“白话文字，英文圈点”；四，“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之名彦”此说不虚，随着时代前进，学术前进，一代先进皆以在《新青年》上著文为荣；最后——五，本志特设“通信”一门，“凡青年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皆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思。”这就是从创刊号开始叫作“通信”的栏目，这个栏目一直坚持到底，值得当今史学家和爱好历史的读者好好——或者说读通“文存”从通信篇开始为宜。
《通信》这个栏目是陈独秀承传了《甲寅》中《通讯》发展而来，并把它做大做强的。他的从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比较深奥的理论问题——从团结资产阶级民主到批判个中不合时宜不合世情起；从启发工人认识剩余价值到接受十月革命成功经验组织中国的布尔塞维克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通信中获得最“启发心思，增益神志”的答复。
“文存”被禁止了半个世纪，读者对于陈独秀的生平历史和政治遭遇不太知晓，甚至处在负面了解的阅读境况下，笔者向读者建议，不妨倒读“文存”，就是说从《通信》开篇，往上读到“随感录”，再从“随感录”往上登顶《论文篇》。这不是标新立异正是字面意义上“由浅入深”的读书方法。不妨可以试试。更为重要的是先读“通信”篇，可以率先知道，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如当今报刊上的“读者来信”。这个栏目后来竟然成为多数“时彦”或后来成为“时彦”的青年学子的“知识养成所”。其中由排字工人后来成为三联书店总经理的共产党人毕云程。也有当时在北京高等师范读书的学生因顽固坚持孔孟之道而四次致信陈独秀，陈独秀给他说理四次不听的常乃德（上直下心，即德字）终于从坚守传统文化的学者走向坚守四维八德的“古老”的政治家，“醒狮派”。当然由随着《新青年》的革命走向从当年的军校学员致信陈独秀甚盼“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的叶挺，还有“已经在社会上鬼混了十八九年的迷茫青年不久就去新俄入中山大学的柯庆施，等等优秀青年。
《通信》栏开始不久就不仅在国内青年界引起关注，也吸引着国外学者青年。比如胡适文学改良“八事”，首先就发表在“通信”栏，时为1916年10月列入《新青年》第二卷第2号。然后才有《文学改良刍议》。
“文存”中收入胡适来信陈独秀复信理所当然，但是有政治偏见或胆小的不一定购读。而比《独秀文存》先面世的《胡适文存》（第一部）第一篇就是《寄陈独秀》，第二篇才是《文学改良刍议》，同时收入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又附入有点儿事的独秀和胡适对答的两封信，胡适的文存是可普及大众。《独秀文存》直到1932年印了两万余部，《胡适文存》八年中印了12版印数几达《独秀文存》的一倍。文学革命陈独秀是枪手，普及这场革命成果却要靠温和派，因为走向革命之路决不可能起步就铺上红砖，关键在于胜利后要记住温和派对革命的贡献。处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反封建反军阀的社会条件下，胡适的影响（包括文化市场效应）自然要超过陈独秀。他的一直坚守在旧营垒里，从文学改良走向政治改良，提出：“好政府主义”的政治形象也远超过陈独秀，好政府主义提议书《我们的政治主张》写于1922年5月（载《胡适文存》第二部）有16人签名囊括了蔡元培等教育界大佬、过了气却在进步的王宠惠等政治人物和银行家科学家。已经是精神领袖的李大钊也列入名单。反对“好政府主义”的就是中共和拥护者。现在看来“好政府”的主张，在国民党早已走人困境和共产党还在与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政治问题上纠结的空档中，应该说这是比较及时的社会制度上的缓冲设计。15位代表中无一武将，就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命运。中国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斗争，都得用象征意义上的大口径炮轰，有谁会欣赏缓冲呢，于是就可以向当今的那股反对炮轰旧文学者说说道理了。
五，和平建设时代，如何看待九十六年前“新旧思潮之激战”
2012年3月30日，上海《文汇读书》周刊在第8版上刊出《非理性的智慧—— 陆建德印象》作者戴从容在文章中说，“陆先生自己的文章也处处体现出这种观察的眼力。”这段话中的“观察的眼力”，弘扬他在帮助别人长进和授教的热情，同时“也在对各种谬误毫不手软”的锐利眼光的无畏的批判精神，举的例子就是陆建德“批判胡适和陈独秀等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下真正在意的是“自己一方的输赢和利益”。戴从容为证明陆建德的这种说法违背历史真相，辱没了胡陈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卓越贡献，我们要问一声1917年的那场后来被李大钊认同的“新旧思潮之激战”的历史，究竟代表的是哪一方的“输赢和利益”？1917年《新青年》进入了第三个发行年代，当时至少有代表性的三股利益，即一，军阀割据，代表封建残余一方；这一方，握有军政大权；二，国民党处在政治劣势的一方；三，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方。显然胡陈代表的是第三方（包括第二方）的部分利益，因此很快就获得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认同，而且那时已经出现李大钊等接受十月革命思潮的群体，陈独秀当然不必与陆建德明争代表哪一方，一直守在旧营垒之内又是温和派的胡适，也是新文化运动公认的人物。胡陈哪一方的“输赢和利益”，不是十分明显的吗？确实如此，我们把戴从容代转达陆建德的观点具引如下：
比如他曾专门撰文考证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到的
“四十二生的大炮”是什么。文中陆先生凭借自己渊博的语言
和历史知识，旁征博引，证明这里的大炮实际是一战中德国使
用的一种名为“大贝塔”的新型榴弹炮。这个细节看似无奇，
陆先生却从中检验出了被淹没的历史真相，一是陈独秀当时的
亲德立场和军国主义态度，二是陈独秀在中国政府与德国断交
后立刻主张对德作战，这种立场突变的背后显然并非陈独秀所
的公理。由此亦可推知当时段祺瑞政府的真正出发点，并可以
看到历史并不仅仅是按照公理和正义这些原则推进的。这个不
起眼的细节却是重要的历史裂缝，唯有陆先生这样的眼力，才
能避免被书写了的历史话语所玩弄。
这段把“大贝塔”炮调转头来轰陈独秀的42生的大炮的故事，把陈独秀写成了“军国主义者”；写到了负导读责任的我说不出什么了。但，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反而使我想起1897年（光绪二十三丁酉）年，陈乾生江南贡院考试不第，回到安庆老家，“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管蠡所及”，写了一篇《扬子江形势略论》，说的是长江内防“粤逆烽起”，外御“谋堕神州”帝国殖民，提出应弃中国陈旧而扬西方之新式武备，就是“德国格鲁森厂所制硬铁”（格鲁森今译可鲁泊，“硬铁”即钢材），而“硬铁”炮台上须设德国之起落旋转钢甲圆筒炮架”架上德国大炮的防内御外患。此文一下子就把陈独秀的军国主义，提前了20年！供“非理论的智慧者”参照。
《扬子江形势略论》暑“光绪丁酉冬 怀宁陈乾生众甫自识“自费出版。此书是于1978年发现的截止目前为止是的他的第一篇论文。充满了西式武装自卫的智慧，显示是陆建德们根本不同的另一个“西来潮”救国理论，《扬子江形势略论》作为一部准军事理论著作，恰恰是陈独秀一投入革命就注重军事，细致达到研究攻防战略战术，使我们认识到他的刚烈性格，走向“阶级战争”的潜在能力和或指挥智慧，如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遭两次失败后，在他亲自领导下由周恩来指挥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就是一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的武装斗争的革命思想，遭到了新俄政府和共产国际把全部力量（军事专家、建设学校、北伐的指挥权统统交给先孙中山后蒋介石之后，陈独秀的阶级战争夺取政权的政党政治理论彻底完蛋（），还遭到“非理论的智慧”者们的烤问。不说几句，乃是“导读”者的失职。
关于《扬子江形势略论》按“文存”导读的顺序，应该在康党向乱党转型开始时写的，现在在这里作为一个节目独立研究，只是想提醒今之历史研究家们切不能以处在和平、和谐，宽容的社会气氛下去套用长达百年（1840—1949）生死存亡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进行“对等”研究，恐怕是不对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是历史进步的必。如今则孔子研究成为时尚，设蒙馆，还兴旺发展到向国外开设孔子学院；再用今天捧孔子的观点和实际行动，去打击近一百年的五四运动，还奢谈什么历史唯物主义？如今是不只反对打倒孔家店，连鲁迅提出费厄泼来应该缓行不对了，林语堂呼喊，“打落水狗”更不行了。久之下去，真可谓之数典忘祖了。
六，《青年》为何改为《新青年》
我们在谈《青年》杂志广告图和广告佚文时，还配了《青年》的封面（封面这个名词，被林琴南称之为“颜面”，好像等于说的是陈独秀的面孔）供读者欣赏，为了要把已经跨年度进入1916年出版了6期的《青年》突然改《新青年》的原因说清楚，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是五四时期所出版的几十种新型杂志的封面最突出的又是惟一的每期刊登一个名人肖像的封面。按刊出程序，1卡内基，2屠尔格涅甫，3王尔德，4托尔斯泰，5佛兰克林，6谭根。其中谭根是中国人，原名德根，广东开平人，1889年生于美国旧金山，在美国航空学校毕业，是被认为东南亚飞行第一人，他会设计制造飞机。1915年被广东督军请回办航空学校并制造飞机。除封面特色外，替代它的《新青年》办刊原则、栏目设计或调度原则以及版式设计原则两刊无大区别，更名事，说起来不会短了，我们就往短里留点资料存照吧，因为是导读嘛。先引一封陈独秀致当时还在美国的胡适的信说开去吧。“适之 先生左右：奉读惠书，久未作复，罪甚罪甚。《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已改为《新青年》，本月内可出版。”此信写于1916年8月1日，当时胡适还在美国修业。9月1日更名的《新青年》横空出世。在独秀的信中的改刊大事连一点微波都未起，简直笃定得令人奇怪。《青年》和《新青年》都是群益书社出版发行的。改刊名是因为触犯了版权法。简述如下：
承印《青年》的群益书社创业于1907年，他以出版科学书刊为业，在兴起西方科技文化入国的初期，群益的名声可谓大矣，尤其是出版英汉辞典典籍，英汉对照读物（包括尺牍书 诸方面）连商务印书馆都不如，还向群益预订英汉辞典。还有数学方面从简单的算术到高等数学更是品种齐全，受到渴求新知的青年人欢迎。可以这么说吧，陈独秀擎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大旗，在出版方面，亚东图书馆擎的是民主大旗，群益书社挥动的科学大旗。我可以负责任地指出这两个小小的出版单位，从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就出版社和出版物言之，决不输于那些大出版社商。尤其是亚东图书馆，或直译或间接译介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中国托洛茨基派的书，后来这家出版社还建立了中共支部，书店的小老板汪原放还在武汉成为中共兴旺时期中共出版局局长，更不必提我们正在导读胡适陈独秀的文存系列了。高举科技出版的群益书局也因出版《青年》和《新青年》而在中国红色出版事业上留下足迹，忘掉，或想忘掉简直是不可能的。
相比于汪孟邹汪原放叔侄两人，群益书社掌门人陈子沛子寿兄弟，名声就小到等于没有名声。据汪原放回忆，陈独秀向他叔叔提到想出出版一种“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的刊物，但当时亚东陷入经济困境，在他大叔的日记中常出现“社务乏款，焦急之至”一类的记录，于是就与群益的陈氏兄弟商议，承“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先前叫做《青年》的《新青年》
那么为何改刊名呢？简介如下。
1916年2月15日，《青年》杂志第六号面世，没想到竟是最后一期。不到20天3月3日，在汪孟邹的日记上有如下一节：“晚饭后到仲甫家，适子寿亦在谈说一切。子寿拟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来商议仲，仲与余均赞同也。事情起因是，群益书社接到上海基督教青会一封信，云《青年》杂志与他们主办的《上海青年》周报刊名雷同，有侵权行为“应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云云。基督教青年会有外国教会背景，他们懂得出版法，有维权意识，群益社当然只得听从了。侵权是个必改无疑的原因，但改得如此痛快，我想子寿提出的新青年这三个字比《青年》醒目得多，原因就在这个“新”字上。果不然9月面世的《新青年》的《通告》上提出本刊“第一卷六册已经完峻，自第二卷起，欲加策励……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开篇第一陈独秀《新青年》，第二李大钊《青春》，“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从青春之我出发，什么都有了！
《新青年》在全国青年、知识界和学者、学术团体的地位和声誉，简直可以编一部认知现代思想文化进展的极有意义的书，这里，笔者欲引用南社主人著名诗人柳亚子的一封信，以作为导读对陈独秀与《新青年》的阶段性总结：
梦鸥足下：
示悉，国教请愿事，弟绝对反对，因弟为主张倒孔
之一人也。贱名万勿假借，否则当提起诉讼，至要至要。
原件璧还，并奉劝足下勿为无益之举。《新青年》杂志
中陈独秀巨著宜为写万本
读万遍也。
柳辛弃疾白 五年十二月一日
（载《柳亚子选集》上册62页， 梦鸥，名徐思瀛，浙江清德人， 南社社员，五年，即1916年—— 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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