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当代契诃夫”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孟若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令我这个“契诃夫迷”有点感慨。回溯漫长而群星闪烁的文学史，百年来西方文学的巨大变迁清晰地展现出来：从奔赴俄国库页岛寻访苦役囚徒的契诃夫，到今天坐在加拿大小镇的厨房里，安静书写日常生活的爱丽丝。
生性敏感的美国诗人惠特曼早就预感到，大时代的巨变将导致文学的变迁。在北美大陆走向工业化文明时，惠特曼以长诗歌咏了从希腊走来的女神缪斯，他听见缪斯衣裙的窸窣声，闻到她呼吸的馥郁香气。这位文艺女神穿越了血腥的战争和人间地狱，来到和平之地，“被安置在厨房炊具之间”。
◎ 共同的短篇小说技巧：以少胜多
留着大胡子、戴着夹鼻眼镜的契诃夫，之所以会与文静秀雅的女士爱丽丝相提并论，在于他们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有着某种相似性。
契诃夫是世界级的短篇小说巨匠，他的作品有着长事短叙、文短气长的简洁。契诃夫认为：“小说越是严密，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因此留下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在这一点上，爱丽丝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她终生只写短篇小说，不像契诃夫后来还写戏剧。这位女作家甚至不客气地说，她从来没发现哪部长篇不能改写成短篇的。其言下之意，当代的长篇小说大都过于冗长累赘了。
两人的第二个共同点是：把目光集中在小人物身上，以社会写实为主。热爱文学的读者，谁能不记得契诃夫的著名作品《苦闷》呢？在那个短篇里，一个失去了儿子的老马车夫孤苦无告，只好向自己的马倾诉衷肠。这位俄国作家笔下的小人物，涉及到小市民、小官吏、平民、城市小知识分子、教员、医生等等。而爱丽丝笔下的主角，大多是加拿大宁静乡间的小人物，他们遭遇了自杀、他杀、老年痴呆症以及女性婚姻爱情的问题。
带着洞悉一切的同情与智慧，挖掘人性的深度，这是两位大作家的又一共同特征。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有一些是好人，但他们都有人性的弱点，过着随遇而安、聊以自慰的生活。对这一类可悲可怜的人物，契诃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同时，契诃夫还描绘了一些可恨可鄙的的小人物，揭示他们的庸俗习气与奴性心理，由此呼唤健康美好的人格。
而爱丽丝的短篇小说，往往也是以冷静的手法，精巧的故事叙述，“寓非常于日常”，透视人性的暗角。用她的《少女与妇女的生活》中的一句话来说，普通人的生活“灰暗、简单、却令人惊奇，难以探测──是以厨房的油毡铺成的深邃的洞穴。”
◎ 描绘个人命运与整体社会命运
尽管在厨房油毡下也能发现生活的“深邃的洞穴”，但不同时代的生活洞穴是迥然不同的。相隔一百年的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与国情，造成契诃夫与爱丽丝在写作上的差异。两个作家都忠实于自己的时代，但“国家不幸诗家幸”，契诃夫的写作因此要深刻厚重得多。
在沙皇俄国的专制统治之下，契诃夫在描写小人物的个体命运时，无法不关注导致小人物不幸的社会环境。在《小公务员之死》中，一个喷嚏就葬送了小庶务官卑微的生命；《套中人》中的一名地位低下希腊语教师，却竭力维护政府发出的官方告示文章；《变色龙》中的主人公不断变色，在讨好“大人物”这一点上却始终不变。
正是沙皇专制的等级制度使这些小人物失去人格尊严，同时，这些人的奴性与卑怯，也使沙皇专制得以维持。作为一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个人道主义思想家，契诃夫展示出他对整个俄国社会命运的关怀，使他的文学显示出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批判力度与思想深度。
而爱丽丝却生活在一个与沙俄时代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当今加拿大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完善的民主制度。在这样平静的国家生活，一般作家都有着“几乎无事的悲哀”，即，他们的社会没有激烈的现实冲突，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民主制度解决，并不需要他们勇敢反抗与斗争。他们的文学因此也就缺乏悲壮与崇高的美感。
但生性沉静的爱丽丝一点也不为“几乎无事”而悲哀，她也不强求广阔的题材。生活给予她多少认识，她就忠实地书写多少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以“明晰和心理现实主义”见长的爱丽丝发现，在平静的生活外貌下，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痛苦。她笔下涉及普通人生老病死的主题，刚进入家庭生活的女孩为爱情、性、背叛、孩子而苦恼，而年长的女性也在中年危机和琐碎生活中挣扎。
我很欣赏的一部电影《Away from Her》，就是根据爱丽丝的短篇《熊过山来了》改编的。退休教师格兰特的妻子患了老年痴呆症，她忘记丈夫了，在疗养院爱上了一位坐轮椅的男病人。格兰特该怎么办呢？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心理之谜，是推动爱丽丝写作的动力。
◎ 专制与民主的文学区分：监狱与厨房
凡是忠实于时代的作家，也会忠实地执行时代赋予自己的任务。为了了解沙俄监狱犯人的悲惨生活，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于1890年前往政治犯流放地库页岛进行实地考察，而后写出了《库页岛》、《在流放中》与《第六病室》等震撼人心的作品。其中，阴森恐怖的第六病室就像一座监狱，是专制俄国的一个缩影。
监狱题材，几乎成了所有专制制度下的作家必须承担的功课。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很多政治犯被监禁，遭受酷刑，库切等作家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抵抗历史”的责任。南非作家们无法拯救受难者，只好守在监狱门前，想象狱中的酷刑与死亡，并用笔描绘出国家权力的蛮横。他们把监狱和行刑室比喻成“黑色的花卉”，把作家执着于监狱题材称为“黑色的迷恋”。
即使是一些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作家，也没有放弃与契诃夫一脉相承的“黑色迷恋”。不少西方作家开拓历史题材和国际题材，用文学承担对于世界的道义责任。例如，美国著名作家东・德里罗的长篇小说《毛二世》，涉及中国文革期间的无辜死难着，也描写了六四屠杀中被血洗的群众画面。小说中恐怖组织的头目既像毛泽东，又像霍梅尼，而那些年轻的恐怖分子则像当年中国的红卫兵一样，把像章直接别在肉身上。
而爱丽丝却没有那么多关怀天下的志向，她安守自己的家庭主妇的身份，坐在厨房里陪伴着锅盆碗筷，平淡地描绘食物、琐事与家务。作为纳税人她很放心，因为她知道加拿大的政治家会代表她，尽职尽责地捍卫民主和人权。
◎ 文学中的国家犯罪与个人犯罪
即使爱丽丝安于厨房里写作，也不能把她视为写“纯文学”的作家，因为她并未回避暴力与恐怖等社会题材。例如她的短篇小说集《快乐太多》（Too Much Happiness)，就有描写暴力的内容：一个妇女到关押她的前夫的监狱探监，那个男人谋杀了他们的三个亲生孩子。在《旷野车站》里，孤女安妮的丈夫神秘死亡，她莫名其妙地被控谋杀进了牢房。此外，女性被强奸也是爱丽丝的主题。
由此看来，爱丽丝的作品中也有沉重与残酷，也属于有着“黑色迷恋”的作家。只不过她与契诃夫、库切之类的作家不同，那些作家见证的是专制国家对人民的暴力犯罪，而爱丽丝笔下的暴力却是个人心理暗角制造的犯罪。
从写英雄反抗的悲剧转而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悲剧，这是西方文学变化的大趋势。没有了大规模的社会矛盾，即使像美国“占领华尔街”那样的示威，也产生不了英雄式的悲剧，因为美国人有法定的示威权利，没人去镇压他们。于是，作家们只好转向人心深处去探寻。
那么，当一个国家经常发生政府侵犯人权的严重犯罪事件，当监狱里还关押着政治犯和良心犯，那里的作家可以安坐厨房书写个人的日常生活与内心，对一切现实的人权迫害视而不见吗？契诃夫说：“到处都得有为个人的神圣权利的奋斗；如果不要这种奋斗，那就是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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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开放》杂志2013年十一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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