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世界真奇妙，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要求民主的潮流愈來愈高漲；而美國經濟面臨暫時困境，在美國有永久居留權或加入了美國國籍的個別中國人，起來為中國專制政治公開辯護，在美國講壇上大肆反對中國的民主化。
在TED大會上的演說
有一位文革時期出生在上海，在美國留學後取了一個英文名字「埃里克」的人，跑到上海金融區，做起了「風險投資」的生意。但他在政治上也大做「風險投資」，在美國一次又一次為中國的專制制度大唱讚歌，去年二月十六日，在《紐約時報》撰文聲稱，如果沒有中共一九八九年的血腥屠殺，就沒有中國的經濟增長。去年四月十二日，他在《紐約時報》上又發表了一篇《中國的政治制度比美國優越》的文章。今年七月一日，他更在TED全球大會上發言，繼續兜售他「選舉民主制」將走向滅亡的觀點。
TED是科技、娛樂和設計（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的簡稱，是美國的一家私有非營利機構。該機構以它組織的TED大會著稱，這個會議的宗旨是「用思想的力量來改變世界」。TED匯集眾多科學、設計、文學、音樂等領域的傑出人物的思想，分享他們關於技術、社會、人的思考和探索。在有充分言論自由的美國，就是反對民主的言論，也有助於人們的思考，因此，埃里克也登上了TED的講台。埃里克是很聰明的人，他用平和的聲調在TED大會上發表演說。他說：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時的上海。外婆後來告訴我，她當時抱著繈褓中啼哭不止的我，心驚膽戰地聽著『武鬥』的槍聲。在少年時，我被灌輸了一個關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大故事，這個『元敘事』是這樣說的：所有的人類社會都遵循一個線性的發展規律，即從原始社會開始，經由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終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人類社會自此大同，彼此相親相愛，永遠過著幸福的生活──人間天堂。但在實現這樣目標之前，我們必須投身於正義與邪惡的鬥爭，即正義的社會主義與邪惡的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正義終將勝利！然而，恍如一夜之間，蘇聯崩潰，世界滄桑巨變。我赴美留學，成為伯克利的嬉皮士。就在我成年過程中，我又被灌輸了另一個宏大敘事故事：所有的人類社會，不論其文化有何異同，其民眾是基督徒、穆斯林還是儒家信徒，都將從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在現代社會中，每一個個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選舉權，必然會選出好政府，隨後就過上幸福的生活，相當於實現大同社會──又是一個人間天堂。選舉民主制將成為所有國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個自由放任的市場讓他們發財。當然，在實現這個目標之前，我們必須投身於正義的民主與邪惡的不民主之間的鬥爭。上述宏大敘事同樣傳播甚廣。二十多年來，西方精英人士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奔走，推薦選舉民主這一救世良方。他們聲稱，實行多黨選舉是拯救發展中國家於水火的唯一良藥，只要吃下它，就一定會實現繁榮，否則，永無翻身之日。」
唱專制制度讚歌欺騙世界輿論
埃里克的結論是：「我們正在見證一個時代的落幕。共產主義和選舉民主制，都是基於普世價值的『元敘事』。在二十世紀，我們見證了前者因極端教條而失敗；到二十一世紀，後者正重蹈同樣的覆轍。」
埃里克說，中國沒有民主，經濟迅速發展了，成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埃里克沒有說的是，在最近三十年中，中國經濟發展是中國數億農民工，在與外資結合過程中，每人平均創造了數十萬人民幣產值的結果，而這些農民工和他們的孩子，既沒有民主和人權，也沒有社會福利保障。看一看中國農民工的狀況，看一看層出不窮的貪污腐敗，看一看日益惡化的中國環境，看一看此起彼伏的維權運動，就會知道，在美國大唱中國專制制度的讚歌，完全是欺騙美國和世界輿論。
蘇聯和今天的中國都是「一黨專政」的國家，蘇聯斯大林對「反對派」的「大清洗」和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給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這些災難和後來的政策變化，都是用暴力和「非程序方式」改變的，這與民主制下的「政策調整」完全不能相提並論。連鄧小平都說「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這個「埃里克」為了說明「一黨專政」有「自我糾錯能力」，居然把民主政治下「有程序的政策調整」與「一黨專政」的暴力鎮壓、政變和「非程序變動」混為一談，他把槍斃農村地主的土地改革、導致幾千萬人死亡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其後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說成是「政策調整」，而且用讚美的口氣說「中共已經連續執政六十四年，其政策調整的幅度超過近代任何國家。」
「埃里克」公開反對中國走民主化道路，他連文革後中國修改了憲法，把「富強、民主、文明」作為國家的目標寫進憲法序言都不知道。
「政治風險」投資人
有一位美籍華人讚揚「埃里克」，說埃里克「聰明之處是他沒有先在中國發表這種言論，否則他不但發揮不出影響力，並且會被國內的民主主義信仰者群起而攻之。令人讚歎不已的是，這位老兄所學不是政治理論，而是搞風險基金的，並且自己在上海還創立了一家風險基金公司。據稱非常成功。不能不說，實在是了不起。」這段話正好說明了，埃里克在崇尚民主的美國大反中國民主化，是深思熟慮的行為，是在政治上做「風險投資」。由於中國金融業處於對外開放的初期，加上中國沒有民主，金融法制很不健全，存在許多漏洞。在中國上海，作為外資金融業者，只要聰明一點，就可以鑽漏洞賺到比在美國更多的錢。這些錢，大部分都是上海的「散戶投資人」和所有老百姓不斷損失的錢。「埃里克」到中國做風險投資無可非議，但一個人在政治領域從事「風險投資」則是另一回事。在中國的「風險投資專家」在美國為「中國一黨專制制度」大唱讚歌，聰明的埃里克非常清楚，中國不民主，法制不健全，金融體制的「漏洞」就可以長期存在。在專制制度下，中國加快開放資本市場，官僚買辦就可以大獲其利。
索羅斯是一位聞名全球的投資人，他經常從事風險投資，他說，在金融市場投資賺錢，並非「不道德」，而是「不涉及道德」，在金融市場的決策過程中，帶進什麼「社會良知」，對真實世界毫無影響。而索羅斯強調，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人不能搞「風險投資」，要有正義感、要有良知。他從來認為，只有「市場」和「民主」，是「具有內在修錯機制」的體制。索羅斯說：「資本主義要靠民主制衡，原因是，資本主義體系本身並不朝著均衡走。擁有資本的人都設法把他們的利潤提到最高，假如我們聽任這些擁有資本的人為所欲為，他們就會不斷積累資本，直到局面失衡為止。」（見索羅斯：《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中國雖然一再說自己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中國資本主義正在迅猛發展，正在大規模地對外開放中國的資本市場，如果中國堅持「一黨專政」，不走民主化的道路，那麼，這種資本主義就會是少數依靠權力和依靠金融體制「漏洞」攫取中國人民財富的官僚買辦的「天堂」，也是從美國跑到上海的「埃里克」的「天堂」。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過程中，民主呼聲愈來愈高，這不僅是促使中國政治改革的力量，而且是促使中國完善法制、建立市場經濟法治基礎的力量。當中國走上民主化道路和大力完備金融體制和法治建設時，「埃里克」的聲音就會無人問津。
民主與資本主義是兩個不同問題，民主、專制是國家政治制度問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社會經濟制度問題。當然，今天美國的民主制度也有它的缺陷，如「過度制衡」問題，但美國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民主」問題，而是資本主義本身需要改善的問題。美國現在正在一步步走出金融危機造成的困境，美國的民主和建立在法治與「財產權」保障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仍然有強大的生命力。（写于2013-8-1）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8月号
【附录】
中国崛起与“元叙事”的终结
李世默
2013-06-19
【按】：2013年TED环球大会在爱丁堡举行。6月13日，上海的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学者，春秋研究院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董李世默在大会上发表演讲，题目为China and the End of Meta-Narratives，以亲身经历讲述中国发展的两个三十年故事，突破了以往TED演讲题材，涉及中国崛起的历史、制度、经验等方方面面，引起现场热烈反响。观察者网编辑列席大会，下面是演讲全文，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上海。
外婆后来告诉我，她当时抱着襁褓之中啼哭不止的我，心惊胆战地听着“武斗”的枪声。
在我少年时，我被灌输了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故事，这个“元叙事”是这样说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都遵循一个线性的目标明确的发展规律，即从原始社会开始，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过渡到（猜猜这个终点？）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所有的人类社会，不管民族、文化、语言有何异同，或早或晚都将演进到这一阶段。人类社会自此大同，彼此相亲相爱，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人间天堂。但在实现这样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社会主义与邪恶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正义终将胜利！
当然，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这一“元叙事”在中国影响甚广。
我们从小就被反复灌输了这个宏大故事，几乎融化到了血液之中，笃信不疑。
这个“元叙事”不仅征服了中国，也影响了全世界。世界上曾经有整整三分之一人在它笼罩之下。
然而，忽然一夜之间，苏联崩溃，世界沧桑巨变。
我赴美留学，改宗成为伯克利的嬉皮士，哈哈！
就这样，开启了我另一段成年经历，我又被灌输了一个全新的宏大叙事，仿佛我这辈子只经历那一个还不够似的。这个宏大叙事的完美程度与早前的那一个不分伯仲。它同样宣称，人类社会遵循着一个线性的发展规律，指向一个终极目标。叙事故事是这样展开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不论其文化有何异同，其民众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儒家信徒，都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在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庭、氏族、部落等群体；而在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单位是原子化的个人。所有的个人都被认定为是理性的，都有同一个诉求：选举权！
因为每一个个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权选举，必然会选出好政府，随后就可以在好政府的领导下，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当于实现大同社会——又是一个人间天堂。选举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让他们发财。当然，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民主与邪恶的不民主之间的斗争。前者肩负着在全世界推动民主的使命，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来打击那些不投票不选举的邪恶势力。
上述宏大叙事同样传播甚广。根据“自由之家”的统计，全世界采用选举民主制的国家，从1970年的45个已增至2010年的115个。近20多年来，西方的精英人士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奔走，推荐选举民主这一救世良方。他们声称，实行多党选举是拯救发展中国家于水火的唯一良药，只要吃下它，就一定会实现繁荣，否则，永无翻身之日。
但这一次，中国敬谢不敏。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仅仅30多年间，中国就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6.5亿人脱贫。实际上，这期间全世界80%的减贫任务是由中国完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成绩，全世界的减贫成就不值一提。所有老的、新的民主国家的脱贫人口加起来，都不及中国一个零头。而取得这些成绩的中国，没有实行他们所谓的选举，也没有实行多党制。
所以，我禁不住问自己，我眼前画面到底哪里不对劲儿？我的故乡上海，一切都已今非昔比，新生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中产阶级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在增长。但根据西方的那个宏大叙事，这一切繁荣景象本不应该出现。
面对这一切，我开始做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即思考它！
中国的确是个一党制的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不实行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按照当代主流的政治理论，人们据此可以生成三个判断，即这个体制一定是僵化的、封闭的、不具合法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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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默在2013年TED环球大会发表演讲 |
但这些论断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一党制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这些是确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大多数政治学家断言，一党制天生缺乏自我纠错能力，因此很难持久。
但历史实践却证明这一断言过于自信。中共已经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连续执政64年，其政策调整的幅度超过近代任何国家。从激进的土改到“大跃进”运动，再到土地“准私有化”；从“文化大革命”到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更进一步，主动吸纳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而这在毛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实证明，中共具有超凡的与时俱进和自我纠错能力。
过去实行的一些不再有效的制度也不断得到纠正和更新。比如，政治领导人的任期制，毛时期，政治领导人实际上是终身任职的。这容易导致大权独揽、不受制约等问题。毛泽东作为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在位晚年也未能避免犯下类似的严重错误。随后，中共逐步实施了领导人的任期制，并将任职的年龄上限确定为68到70岁。
最近很多人声称，相比于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因此当前亟需在政改中取得突破。这一论断实际上是隐藏着政治偏见的话语陷阱，这个话语陷阱预设了哪些变革才算所谓的政治改革，只有实行这些特定的变革才行。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未停滞。与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相比，中国从基层到高层，从社会各领域到国家治理方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这一切变化都是不可能的。
我甚至想大胆地判断说，中共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改革专家。
西方主流的观点认为，一党制意味着政治上封闭，一小撮人把持了权力，必然导致劣政和腐败。
的确，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让我们先打开视野看一下全景。说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中共内部选贤任能竞争之激烈程度，可能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
十八大前，中共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员，其中只有5人出身背景优越，也就是所谓的“太子党”。其余20人，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政府总理温家宝，都是平民出身。再看300多人组成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出身显赫者的比例更低。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是靠自身努力和激烈竞争获得晋升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治精英的出身相比，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内部平民出身的干部享有广阔的晋升空间。
中共如何在一党制的基础上保证选贤任能呢？关键之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即组织部。对此西方鲜有人知。这套机制选贤任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业公司都会自叹弗如。
它像一个旋转的金字塔，有三个部位组合而成。
中国的公务人员分为三类：即政府职能部门、国有企业，以及政府管辖的事业单位，如大学、社区组织等。公务人员既可以在某一类部门中长期工作，也可以在三类中交替任职。政府以及相关机构一年一度地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录人员，大部分新人会从最低一级的科员干起。组织部门会根据其表现，决定是否将其提升到更高的管理职位上，比如副科、科、副处、处。这可不是电影《龙威小子》中的动作名称，而是严肃的人事工作。
这一区间的职位包罗万象，既可以负责贫困农村的卫生工作，也可能负责城区里的招商引资，也可能是一家公司的基层经理。各级干部每年都要接受组织部门的考察，其中包括征求上级、下级和同事的反馈意见，以及个人操守审查，此外还有民意调查，最终择优提职。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中共的干部可以在政府职能部门、企业，以及社会事业单位等三大领域内轮转任职。在基层表现优秀的佼佼者可以晋升为副局和正局级干部，进入高级干部行列。这一级别的干部，有可能领导数百万人口的城区，也有可能管理年营业收入数亿美元的企业。从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出选拔局级干部的竞争有多激烈，2012年，中国科级与副科级干部约为90万人，处级与副处级干部约为60万人，而局级与副局级干部仅为4万人。
在局级干部中，只有最为出众的极少数人才有机会继续晋升，最终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就职业生涯来看，一位干部要晋升到高层，期间一般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工作历练。这过程中有任人唯亲的问题吗，当然有。但从根本上，干部是否德才兼备才是提拔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中华帝国的官僚体系有着千年历史，今天中共的组织部门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独特的历史遗产，并发展成现代化的制度以培养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
习近平的履历就是非常鲜明的例证。习的父亲确实是中共的一位前领导人，但他的仕途也历经了30年之久。习近平从村干部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今天这个岗位。在他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前，他领导过的地区总人口累计已超过1.5亿，创造的GDP合计超过1.5万亿美元。
千万不要误解，这不是针对具体的人，仅仅是事实的陈述。如果要论政府管理经验，小布什在任德州州长前和奥巴马第一次问鼎美国总统时，他们资历还比不上中国一个小县长。
温斯顿・丘吉尔曾说：“民主是个坏制度，但其他制度更坏”。可惜，他没有见识过组织部。
西方人总认为多党竞选和普选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曾有人问我：“中共不经选举执政，其合法性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谁的执政能力。”
我们都知道历史，1949年中共执政时，由于战火肆虐，外敌横行，中国的国土四分五裂，满目疮痍；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仅为41岁。但在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在全球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人均寿命排名奇迹般地列中等发达国家前茅。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国的民意调查报告，其中一些数据反映了中国的主流民意，其中大部分数据在近几十年来十分稳定。
高达85%的中国民众，对国家未来方向表示满意；70%的民众认为在过去的五年生活得到改善；82%的民众对未来五年颇感乐观。
英国《金融时报》刚刚公布的全球青年人民调结果显示：93%的中国90后年轻人对国家的未来感到乐观。
如果这不是合法性，那我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合法性了。
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选举民主制国家都处于惨淡经营的境况。关于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困境，在座的听众都了然于胸，无需我再详述。除了极少数例外，大部分采用选举的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在遭受贫困和战火的折磨。政府通过选举上台后，其支持率在几个月内就会跌到50%以下，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持续走低，直到下一次选举。可以说，民主已经陷入“一次选举，长期后悔”的周期性怪圈。这样下去，失去合法性的恐怕不是中国的一党制，而是选举民主制。
当然，我不想造成一种误会，认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已经指日可待了。中国当前面临重大挑战，巨大变迁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数不胜数，譬如环境污染， 食品安全、人口问题。在政治领域，最大的挑战是腐败。
目前，腐败猖獗，危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道德合法性。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误判了腐败的原因，他们声称腐败是一党制导致的，只有终结一党制才能根绝腐败。更严谨一点儿的分析将证明这种观点毫无根据。
据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国近年来的排名在第70到80名之间。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选举民主制国家，排名第95位，且逐年下滑；希腊排名第80位；印度尼西亚与阿根廷排名并列第100位；菲律宾排名第129位。排名在中国后的约100个国家中，超过一半是选举民主制国家。如果选举是根治腐败的万灵药，为何在这么多国家不灵呢？
我是做风险投资的，长于预测。因此，不做几个预测就结束今天的讨论似乎不妥。以下是我的三个预测：
未来十年：
1. 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人均收入计算也将在发展中国家里名列前茅。2. 腐败虽然无法根绝，但将得到有效控制。在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有望继续提升10到20名，跨入全球最清廉的前60国之列。3. 经济改革会加速实施，政治改革也将继续推进，中共仍稳固执政。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元叙事”。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前者因极端教条而失败；到21世纪，后者正重蹈同样的覆辙。“元叙事”就像癌症一样，正在从内部吞噬民主。我想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要谴责民主。相反，我认为民主政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居功至伟。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这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将大把的时间花在向外国推销民主上，而是更多关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无望。
中国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选举民主，因为中国从不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装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热衷于对外输出。进一步说，中国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可以替代选举民主的新模式，而在于从实践上证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各国都有可能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
让我们为“元叙事”的时代画个句号吧。共产主义和民主可能都是人类最美好的追求，但它们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这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也是乏味的。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一个更精彩的时代正缓缓拉开帷幕，我们有没有勇气拥抱它呢？
中共還派出了鄧文迪做默多克的臥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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