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好友张显扬突然病逝不久，又传来了堪称良师益友的于光远逝世的消息，心中更加悲痛。痛定后，与光远交往的旧事一一在眼前浮现……
于光远在建国后不久，即同王惠德创办编辑‘学习杂志’。对广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于光远的大名几乎尽人皆知。我们结识是在八十年代。那时他十分活跃，发表文章，出席会议，而且他关注的范围十分广泛，不限于政治、经济，法学也很关心。我是在社科院研究所召集的一次讨论会上认识他的。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发起成立北京市法学会成立大会。他也应邀参加并讲了话。人们注意到他有一个优良作风：他注意发现人才，全心地培养教育。严家其、曹思源都曾是他的研究生。在全党理论务虚会开过以后，我才知道我之被邀，原来是由于光远提的名。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叶帅提出召开全党理论工作务虚会。由胡耀邦同志主持，耀邦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于光远是成员之一。参加会议名单都是由筹备小组提出的。在考虑公安部由哪个人可出席时，于光远想起在法学所那次讨论会上，我和公安部研究室主任陆石都曾发言，陆石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不同意，说这是反右时批判过的资产阶级观点。于是筹备小组将我列入了名单。公安部获知后十分不满，令人打电话与中宣部交涉，说我部将派陆石出席。中宣部解释说这次会议出席人是由筹备小组决定并邀请，不是由各部决定或推荐，会议中也可能扩大名额，那时再考虑陆石参加。听到这一内情之后，我对于光远加深了知遇之感。后来接触多了，更增加了相互了解和关心，尤其对思想解放中的理论认识我们的观点一致。我们都对科学家钱学森热烈宣传特异功能不可理解。有人宣称只凭意念、发功，即可以从封闭的瓶中取出东西等，我们都不相信，拒绝为这些骗术捧场。一九八七年夏天赵紫阳总书记按照邓小平下的名单，处理一批自由化份子。当时我正在兴城避暑，显扬通知了我，并让我去看光远。光远告诉我中顾委也开会讨论了于光远、杜润生、李昌、李悦四人的自由化问题，光远向我详述了他的辩护而非检讨的发言。后由于陈云发话才保住了这四人的党籍。1994年5月我在赴美前夕到北京医院同光远告别。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几乎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因为在我去美国十一年后于2005年1月返国，在出席冯兰瑞八十五岁生日纪念会上我看到光远坐轮椅停在前面时，我趋向前打招呼，他却茫然似乎不认识我。我十分尴尬，有人告诉我，他近年得了老年痴呆症，许多熟人都不认识了，让我深感无奈与悲哀。
我称呼光远是良师益友，因为光远等人对我说来可说是亦师亦友。记得我在八十年代初曾写了一首白话诗，称赞于光远、孙冶方、黎澍、周扬良师益友。因为从年龄上讲，他们都高我一、二十岁，属父兄辈份。从革命资历上说他们大都是一二九时期或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属于三八式干部。我和李洪林、王若水等人比他们小十来岁，张显扬、严家其则更小一些。我们这辈人中我是一九四二年参加革命，其他人与我同时或在一九四五年以后或一九四九年以前参加革命。因此对前一辈人称师友都不确切，他们是亦师亦友的人物。其中光远等人足以堪称良师益友。
近年以来，李普、谢韬、朱厚泽、许良英、胡绩伟、张显扬、于光远等师、友、亦师、亦友，先后辞世，风云流散，一时俱逝，令人感到莫大悲痛。在伤痛之余，缅怀前贤优秀的品格和作风，鞭策自己，在余生中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继续努力！
2013.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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