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小康：身份（附：仲维光关于于光遠的女兒文章的评论）

于光远

 父亲于光远以98岁高龄安宁地去了。我从美国带着大女儿赶回北京见了爸爸最后一面。告别式上，爸爸身上覆盖着巨大的镰刀斧头党旗，沿墙左边摆放的是家人亲友的花圈，右边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送的花圈。

我和父亲告别，也和我这个“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作最后的告别。在美国居住了三十三年，什么事都是自力更生，平等待人平等被人待。这个身份早就只用在自我调侃的时候了。父亲这一走，如今我便名实相符地和共产党没一毛的关系了。

除了这个空洞的有名无实的身份，我还有研究学者、教育者的身份，还有三个孩子的母亲的身份。只是学术工作已经放慢了，孩子们也都长大了。所以这些身份也习而不察，就如在家穿着的旧T-衫。

我还剩下一个自我懂事以来就令我不舒服的身份，一个梦魇般让我从小就学会躲藏掩盖的身份。年幼时这身份使我深感耻辱；青少年叛逆时期，耻辱感被愤怒代替了，但依然绝少提起。年纪大了明白的事情多了，这个身份再也不能伤害我，也就习惯性地淡忘了。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说得清的故事，很多好友同学依然不知道我这个身份。但是这个身份的分量，反而因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沉重。这么多年来，眼看着中国社会变迁，但是我这个身份所映照的大时代大事件，好像已经被洗得了无痕迹，再也不会真相大白了。

父亲走了，我不再具有‘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让我告诉这个世界我的另一个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我的母亲孙历生，14岁加入了地下党，23岁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被定为右派，34岁惨死于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在王蒙的“伤痕文学”的名著《蝴蝶》里，她是书中女主人公海云的原型。学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里，也细写了孙历生和她女三中同事们的血淋淋的遭遇。她是一个典型的庶民右派，残害她的人，没有一个人忏悔道歉过。不要对我说往前看，我不相信掩盖过去会有益于现在有益于未来。艾利・维索（Elie Wiesel）的名句：“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 即使我不能做什么事，我也决不放弃我这个身份，而且要把这个身份的来源留传下去，为历史作证。

10/15/2013

【附录】

仲维光关于于光遠的女兒文章的评论

所附于光遠的女兒的幾筆文字，看來她對人生很有痛感。這也讓我更加感到，當代中國人的靈魂，尤其是知識人好像真的被共產黨揉成了碎片。我指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我把這兩個附件轉發給了一些朋友，也加了幾筆評注，如下也轉給兄：

記得有人曾經問過我，是否中國共產黨比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好點。我的感覺恰好相反，由於五四的徹底反傳統，中國共產黨比別國的共產黨更壞，更殘酷。中國被迫害致死的人涉及面之廣，範圍之大，幾乎只有柬埔寨可以比較。即以于光遠為例，他極為典型。這個人一輩子干的都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政治的意識形態。既無學問，又無操守。人性和文化精神都是癌變了的。可幾乎很少人看到這點，還在歌頌他的開明。共產黨如果只是工農幹部中國還不至於如此，中國四九年後社會，文化的毀滅都是在于光遠、蔣南翔等的群體的努力下進行的。我們都是來自清華園，八年清華園的生活讓我深深地體會到，歷史都是偶然的，如果沒有蔣南翔中國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會壞到今天的地步。我每每想到在清華園的生活，都感到痛徹骨髓，它毀了，扭曲了我一生。我會在準備寫得“痛悼張三慧老師”中涉及對六十年代的清華園的教改，氣氛，那一代老師的看法。

于光遠的問題讓我們再次追問，傳統是一種價值，現代人權自由也是一種價值，共產黨的價值是什麽呢？為此我們更進一步要問，爲什麽在這個基礎上的人那麼殘酷，沒人性？

西人說條條大路通羅馬，真的是任何一件小事都通向根本性的問題。于光遠之死再次讓我們想到了關於人性和知識最根本的問題。我的一生，我作為人生活一場的經歷和追求也為此讓我只要有息就會追問下去！

最後非常非常感謝你轉來不同的文字和照片，如關於少年宮、關於清華、關於歷史，它不斷刺激我對生命的感覺，這種刺激讓你保持活力。因為生命就是感知，有感知才會繼續享受生命。你給了我靈感，稍後我會寫篇關於少年宮二三事的回憶性文章。（因為手裡還壓了幾個題目必須寫，遺憾不能立即動筆）

祝你和全家週末快樂！

維光

——网友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