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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偉：今天是鮑老81歲生日。作為趙紫陽的主要助手，他在當年的 雖然他還沒有獲得完全自由，甚至在這裡都無法直接提到他的名字。 |
鲍彤1949年就读于南洋中学期间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进入中共中央华东局，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干部处干事，后调入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干部二处干事，1964年升任中央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冲击，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1978年，鲍彤被重新任命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后又调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80年开始，鲍担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1]，后又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2]、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1989年六四事件中，鲍彤被撤职，并于5月28日在北京被捕。1992年3月，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7月，因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1996年5月，鲍刑满释放。此后，鲍彤一直生活在软禁中。
【附录2】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
1989年9月25日
4月15日耀邦同志逝世，学潮旋即开始，我很忧虑。小平同志4月25日讲话指出，中国压倒一切的是要稳定，我完全赞成。我也想要维护稳定，制止动乱。我的具体想法是尽力缓解矛盾，避免激化矛盾。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我认为口气生硬，分析和说理不充分，我有保留。5月19日和20日，中央宣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我内心认为是“走错一步大棋”，怕骑虎难下，局势益发不可收拾。中央常委集体批评赵紫阳同志，我感到不平。中央领导同志点名批评我泄密, 我感到委曲。我的这些思想先后影响以至支配了我的言行，使我犯了在政治上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的严重错误。5月28日，常委决定对我进行审查。按照时间顺序，我向党交待以下十六件事。
一、最早向紫阳同志反映26日社论激化中间学生群众的对立情绪的是我。
4月30日紫阳同志从朝鲜回北京。他刚到家，我就向他反映：27日学生上街，挡不住，市民围观的很多，机关干部中也有同情的，事态有升级和扩大之势，相当一部分中间学生群众对26日社论有反感，认为是针对他们的。我讲了我对社论的看法：社论的积极意义在于传达小平同志关于中国一定要稳定，一定不能搞动乱的思想；但社论写得太生硬，没有充分说理，缺乏分柝，没有考虑到中间群众的接受程度；既然这么多的人都以为社论是针对他们的，可见社论没有讲清楚。紫阳同志当时没有表态，过了若干天，他对我说，看来社论是有缺点。紫阳同志的观点当然有他的形成过程，但最早向他反映的是我。
二、在综合中央领导同志对青年大会讲稿1的修改意见时，我没有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
这个稿子是紫阳同志4月30日批请各领导同志审阅修改的。李鹏，依林等同志都提出要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我5月2日向紫阳同志汇报说，已经从正面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道理了，再从反面来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似乎讲不出什么新话来了。紫阳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表示可以不加。事情是紫阳同志定的，但建议者是我。这篇讲话在当天电视上播出后，我听到党内同志反映不错，就打电话给艾知生2同志，请他考虑可否安排重播。艾知生同志说，今天节目已满，明天可以考虑。我说，明天是5月4日，学生要出来游行，后天可否再播。艾知生同志表示，连播三天不行。这个电话是我主动打的，紫阳同志并不知道。
三、亚行讲话是我执笔的。
5月4日上午9时，紫阳同志在去北京医院探望先念同志的车途中，要我为他起草当天下午1时半会见亚行代表的这篇讲稿。思想、内容、提法，以至许多重要的语言，都是他口授的。这篇讲话的基调和常委的集体决策不一致，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完全赞成这些观点，因此也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请他在斟酌。我回办公室后做的是文字整理工作，中午12时半交稿，紫阳同志又亲自指出一些地方要我修改。（我记得我原稿的结尾处有一句话，“中国是不会发生动乱的”，紫阳同志说，不对，已经在动乱了，怎么能说不会发生呢？应该改成不会发生“大的动乱”。）最后他说，稿子就这样定了，你同新闻单位打一个招呼，要他们不要删节。我回办公室后，立即打了三个电话。一是告诉新华社，发全文，不要删节；二是告诉人民日报，用新华社稿，在显著地位登出；三是告诉广播电视部，用新华社稿当晚播出，并请他们安排重播（因上一天晚上我提出重播青年大会讲话时，艾知生同志告诉我当天计划已满，所以我想这次请他们在下午安排一下）。但是我没有讲要重播三天（那是把5-3讲话和5-4讲话弄混了）3。
四、我曾向《国内动态清样》推荐过一篇文章。
5月上旬，《零讯》登了社会科学院何新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我忘了；内容，我现在回忆(我自已的印象，决不是何新同志的原话)是讲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青年知识份子的政治要求，这是一个带普遍性长期性的问题，特别要慎重从事，压是压不下去的，而可能适得其反等等。紫阳同志问我对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说，这篇文章很有见解，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建议在新华社发到省军级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发表。他说，可以。我就把这篇文章送新华社总编室(文中有一节，专讲不能动用军队，我在送新华社时把这一节全文删去了)。但我不知道后来发表了没有。我印象中，没有在《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这篇文章，因此可能没有发表。要是没有发表，那是新华社负责同志不同意我的建议，但我当时确实提过这个建议。如果发表了，责任在我，我应负全责。
五、5月12日，我给人民日报送去一篇稿子。
5月12日晚10时后，政体改革局付局长高山同志向我反映，北师大党委的同志告诉他，明天学生将开始绝食。我说，今天早上报纸已登了委员长会议的决定，人大常委即将开会讨论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党和国家已经重视到这样程度了，还没完没了地闹什么! 白慧敏同志说, 今天报上这条消息登得不显著, 可能学生没有注意到, 可否在明天的报上采取什么办法补救一下? 我就叫高山编一条消息，我还亲自深夜送给钱李仁4同志。我对钱李仁说，今天各报都没有把委员长会议的决定登在显著地位，包括人民日报。我的话对钱李仁同志显然有压力，第二天，我送去的这条消息就登在头版头条5。这条消息的结尾是呼吁学生冷静理智，采取合作态度，同党、政府、人大共同为开好人大常委会而努力，这也确实是我要高山写这篇稿子的目的。问题是：一、在当时形势下突出报导人大常委即将开会，实际上会冲淡中央常委制止动乱的决策；二、所谓教师、学生、干部、工人的反映是编造的，违反了新闻报道的原则(钱李仁同志不知道这一点，他以为是我们收集的反映)。
六、我曾向胡启立同志讲过我对26日社论的看法。
大概是5月13日或14日，我在勤政殿经过启立同志办公室时，我也向他反映了我对26日社论的意见。我说，学生对26日社论的对立情绪大极了，这篇社论我看有缺点，没有把道理讲清楚。启立同志说，他也有这个感觉，这篇社论是他主持起草的，责任在他。
七、我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名义召开过一次法律专家座谈会。
会是5月16日下午和晚上开的。内容是座谈在协商对话中学生可能提出的法律问题。我记得座谈中提出的意见主要是：一、北京游行十条的法律效力不容置疑，今后应加快制定全国性的示威游行法，使母法(全国性法律)和子法(地方性法规)配起套来；二、过去民政部的社团登记条例规定，各单位内部的社团不必登记，因此，在处理学校内部的社团问题上可能有麻烦；三、我国法律体系尚待健全，目前有青黄不接的现象，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最后综合了一期《政改要报》送常委、政治局和书记处各位领导同志。我开这个会，事前没有向紫阳同志讲；但会后(17日上午)我跟他说了，也讲了上述三点。他没有说什么意见。我所以组织这次座谈，是想为协商对话作点准备，反映了我把很大希望寄托在协商对话上6。
八、紫阳同志同戈巴契夫谈话时关于小平同志的一段话7是我在起草时主动加上去的。
紫阳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讲稿时没有讲这个意思。朱良8同志送来的中联部的原稿上也没有这个内容，他们的原稿中只有一句话：两党领导人的会晤意味着两党关系的自然恢复。我认为，紫阳同志应讲得具体一些，使戈理解这里所说的两党领导人是专指小平同志和弋，而不是赵和弋，所以加了这一段话。(当时还有一个巧合：紫阳同志为了澄清当时社会上一部分人中关于小平同志的流言，准备召集首都各大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专门讲一讲，其中内容之一就是十三届一中全会一致认为重大问题上必须向小平同志请教，请小平同志掌舵，这根本不是什么 "违反组织原则"，相反，如果不这样做才是真正违反了一中全会的决定。这两个对新闻界的讲稿，当时都在我手头上平行作业，我就很自然地把这些内容移植到与弋会谈稿中去了)。当时的情况和动机确实如此，后来引起的影响则完全是我始料不及的。
九、我没有泄露过5月16日晚常委会的情况。
5月16日晚的常委会，我没有列席。当天下午7时半，我从电视上看到直播了紫阳同志与戈会谈的第一、第二部分，没有播第三部分，就打电话问李勇同志。李勇同志说，他不知此事，紫阳同志正在宴请戈巴契夫，尚未回来。他又说，你到勤政殿来吧，紫阳同志也要来，今天晚上要开常委会。但我到勤政殿后，李说，他问了会议处了，今晚名单上没有你，你不列席。我当时十分尴尬。大约等到十点锺，紫阳同志来了，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播第三部分；他说，时间不够，第三部分的内容在会谈时就来不及讲。这时李鹏同志来了，紫阳同志就进会议室开会。我留在他办公室里和李勇同志聊天。到凌晨二时，会散 了，张岳琦同志从会议室出来，我问他讨论什么议题，他说讨论常委致绝食学生书。我问怎么开了这么久，有分歧吗？张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在用爱国动机9还是用爱国行动这几个字上统一不起来；紫阳同志今天不冷静，大概是陪戈喝酒喝多了；今天要不是尚昆同志和乔石同志做工作，恐怕现在也结束不了。张岳琦同志讲这些话时，李勇同志在场。我所知道的有关16日常委会的情况就是这几句话。我也没有对任何同志讲过(而且第二天就见报了)。
十、紫阳同志的辞职信是我替他起草的。
5月17日晚饭前后，紫阳同志要我到他家去，张岳琦同志也在。紫阳同志说，今天下午，在小平同志家里，常委开会，作了决策；什么决策，这是机密我不能告诉你；常委批评我，说我5月4日讲话把事情闹大了；我保留了意见；我再三考虑，以我现在的认识水平来执行常委决策，肯定是不得力的，肯定会影响到工作；我想我应该辞职。你帮我马上起草一封辞职信。紫阳同志交代后，我立即回办公室起草，并立即送紫阳同志。他看了，没有作修改，说，可以。我就把信稿送李树桥同志，请他发出。第二天，我去看紫阳同志，他说，信又收回了，因为尚昆同志批评他，如果学生以他辞职为藉口大闹起来，将是什么后果。他说，尚昆同志的意见对，他自已当时没有从后果上去考虑。这封信是我起草的，我起草时也根本没有从后果上来考虑。我只是很钦佩紫阳同志，觉得他光明磊落，不隐讳自已的观点，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另外，我认为这封信本身就是紫阳同志送给常委的报告，所以我在起草前和起草后都没有向常委报告。
十一、我的 "告别演说"。
当天晚上(5月17日)，我离开中南海后就回办公室。一路上心情非常沈重。一是关于紫阳同志。他受了批评，辞职了，我非常惋惜，我认为他是一位很好的领导者。二是关于我自已。紫阳同志叫我写辞职信时，叮嘱我要注意保密，我说，我很注意。他说，有人对我说，你嘴巴不严，已经泄密了。我十分委屈，说，这准是李鹏同志说的，那是因为他对我的印象不好，其实我从来没有泄过密。紫阳说，我问了李鹏同志了，有没有根据，他说有根据，现在不说，以后再说。(我之所以说李鹏同志对我印象不好，也是出于我自已的猜测，因为最近已有4月24日晚和5月16日晚两次常委会不让我列席，而第一次正是紫阳同志访朝期间，由李鹏同志主持常委工作。) 我当时的想法是：紫阳辞职我也辞职，这毫无问题；但如果说我泄密而对我处理，弄得不清不白，不乾不净，是我无法接受的。我当时心情非常沈重，也非常激动，觉得心里有话，不吐不快。
我回到办公室，室里有13位同志正在加夜班。我就把大家找来，发表 "告别演说"。话不多，大意是：今天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同大家在一起开会。有人说我是黑手，坏人，插手学生闹事( 按：这是5月中旬以来我几次听到的社会传闻)，有人说我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于谦有两句诗：“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我扪心自问，没有做过坏事，没有违反过纪律。我是清清白白的，今天正好有13位同志在座。据说：“最后的晚餐”也是13个人。我当然不是耶稣，同志们也不是犹大。我只希望同志们冷静，守纪律，不要冲动，千万不能惹事。给我惹事事小，给紫阳同志惹事事大。我和紫阳同志的关系，同志们都知道。我做事历来最怕给紫阳同志添麻烦。王昌龄也有两句诗：“曾为大粱客，不负信陵恩。” 你们如果给紫阳同志惹出事来，我担当不起。以上，我回忆大慨就是我"告别演说”的全文。我说完，就宣布散会。我没头没脑讲了这一通，所有的同志都愣了。我这些话，使研究室的同志在思想上陷于极大的混乱。散会后，有三几个同志聚在一起议论，见了我就问，到底出了什么大事？ 我说，没有大事，是李鹏同志批评我泄露了机密；紫阳同志说，鲍彤不会的；李鹏同志说，他掌握材料，有根据，以后要拿出来；反正我以后要挨整了。
这里需要说明：我没有泄露即将戒严的机密10。紫阳同志跟我说：“常委作决策，什么决策我不能告诉你”时, 张岳琦同志在场。我内心猜测，这个决策大慨是开展反自由化运动和抓黑手，根本没有想到军队。军队进城我是19日晚看电视知道的；戒严令我是20日公布后知道的。
十二、我5月20日和陈一谘同志的谈话及其后果。
5月20日上午，陈一谘和其他两三位同志到我办公室来，大约谈了半个到一个小时。不是我约他来的，我事先不知道。谈话的全部内容我已记不清了。我现在根据当时的形势估计，陈一谘很可能对我说，体改所上一天(19日)发表了一个声明，但我不知道声明的内容(我是从陈希同同志报告中才知道声明内容的)，所以在这个话题上不会展开。当时军队进城，陈很可能跟我谈军队进城受阻的情况，我很可能讲了骑虎难下之类的话，但我不会把我内心“走错了一步大棋”的想法说出来。陈也很可能谈到紫阳同志，或表示赞成亚行讲话，我很可能讲了紫阳同志好话，但我不会讲亚行讲话的好话，因为我知道常委批评了这个讲话，我也决不会向他泄露紫阳的辞职信和尚昆同志对紫阳的批评(这件事无论在室内室外, 我从来没有向任何同志讲过)。
我只记得我讲了李鹏同志坏话。我说，现在一提官倒，就是公司，一提公司，就提小平同志和紫阳同志的孩子在公司里工作，好象别的同志的孩子没有在公司里工作似的。我听说李鹏同志的孩子也在公司工作，而且有一次喝醉了酒打人，被扣到派出所里。我说，学生说紫阳打高尔夫球，李鹏同志也游泳呀！听说总后为他修了休息室，很豪华，据说花了一百万块钱。我还说，别的同志，外事活动都不带夫人，只有李鹏同志带夫人，听说有一次她在国外宾馆里丢了一件不值钱的首饰，还跟对方交涉，后来找到了，其实是膺品，不是什么贵重物品，缺乏气度。我所讲的这三条都是道听途说的闲言碎语，但因我对李鹏同志有情绪，就冲口而出，泄露出来。陈一谘走后，我非常后悔，生怕陈把这些闲言碎语捅出去。我就要高山同志（他当时并不在场，我找他只是因为他知道体改所的地址），立即专程来找陈，告诉陈，千万不能捅出去，一捅出去，不仅给我招麻烦，还可能给紫阳同志添麻烦（这事其实与紫阳同志毫无关系）我要高山传这些话，不是从政治上的影响和后果出发，而是怕他给我惹事。现在组织上告诉我，他们已经写了传单捅到社会上去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尽管我事后曾叫他们不要捅出去，尽管传单把我的话添油加醋夸大了不知多少倍，但引起他们写传单的直接责任者是我。
十三、我5月22日跟高山同志的谈话。
5月22日机关党委开会。高山向党委交代19日体改所的声明，他参加了。党委书记陈群林同志向我报告，我就找高山谈话。我说，你怎么到体改所惹事去了？他说，是啊，去了，错了。我说，你不是给我找麻烦吗！他说，是我自己去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说，你去了，体改所知道了，你又向机关党委报告了，这里也知道了，闹得风风雨雨的，人家会说，体改所的声明政改研究室参加了，也就等于鲍彤参加了，最后就给紫阳同志添麻烦了。我本来乾乾净净，现在给你弄得不清楚了！应该说，高山同志22日向党委报告他19日的活动，这个态度是好的；而我的这次谈话是丧失原则的，非常不严肃的。我不追问高山到体改所讲了什么话，不追问他“参加”到什么程度，不追问这个声明到底是什么内容，会在社会上造成什么影响。我所关心的，只是别给我惹事。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是到秦城后才从报上登载的陈希同同志的报告中看到体改所声明的内容；当时，我只听说体改所发表了一个声明，我以为是很一般的东西，我把高山参加声明看得同参加游行一样简单，思想上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来对待。
十四、我替紫阳同志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帮他起草发言稿11。
5月24日上午，紫阳同志找张岳琦同志和我，说要起草一个发言稿。他说，不知道政治局什么时候开会；如果开会，就会批评我，也会提出一些问题要我回答；你们帮我起草一个稿子，哪怕不成熟；如很快开会，就有个准备；如最近不开会，有个稿子也就可以摆在那里慢慢修改。当时，紫阳同志展述了从追悼活动到他提出辞职的一些想法和考虑（另有草稿材料）。我是当天起草，当天晚叫张岳琦同志转紫阳同志的。这是我为紫阳同志作的最后一件事，此后，我没有见过他。
这件事，在审查我的问题时，我没有交代。我不知道是否准确的反映了他的原意，不知道他是否同意这些表达，最后用了这个稿子没有。如果最后用了，组织上总会问我的。所以直到组织上问我22日以后是否替紫阳同志起草过什么稿子，我才交代。
十五、我曾对一位同志说，如果我被隔离审查，请他告诉高山通知杜润生同志一声；但我和杜润生同志决无非组织的联系或政治活动。
这是5月26日或27日的事，早在5月中旬，我就陆继听到社会上一些流言，说我插手学生事件，当时我一笑置之，并不介意。17日，李鹏同志批评我泄密，我开始紧张。20日，北京医院告诉我秘书，说鲍彤今后不再在这里看病了，我感到了实际的压力，认为我已经被撒职了。后来，我又听北京在传，有个赵紫阳、杜润生、安志文、鲍彤四人集团；香港报纸上还提到有个鲍彤反革命集团。我就有一种即将被逮捕或隔离审查的预感。我就想，如果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应该告诉杜老一声(安志文同志不在北京)。室内工作人员中，认识杜老的只有高山。因此，我25日或26日就想找高山，没有找到，碰上了另一位同志(我现在不记得是谁)，我就对他说，我现在有一种预感，好象我要出什么事，万一我真的出了什么事，你叫高山告诉杜老一声。当时我的思想很简单：赵、杜、安、我，四个人都冤枉，同案相怜，惺惺相惜。尽管我跟杜老并不熟，一下子觉得在感情上亲近起来了，我如出了什么问题，得让杜老知道一下。我对杜老原来很敬重，但过去与他从无私交。个人之间的来往，一辈子只有两次：第一次是4月28日或29日晚上，学生27日上街，我十分焦急，紫阳同志又在朝鲜，我就打了个电话给杜老，说想上他家聊聊天。我说我去，他说他来(我们住得近，在相邻的两个楼)，结果是他来了。我向他讲了我听到的27日学生游行的情况，表示很着急，我发现他也很忧虑。我向他请教有什么具体办法能把事态平息下来，他说，难呀，大难题一个。他在我家坐了大约半小时，我就送他回家，因这次是他来我家，我心中非常过意不去，所以5月2日我就专程上他家回访，这就是第二次。这次只有几分钟，我问他节日好，坐了片刻，觉得尽了心意，就告辞了。我和杜老之间，决无任何非组织的活动和联系。
十六、最后声明三点：（1）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的几天内，我曾驱车到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看看形势；其中有两次下了车，司机同志陪我进入人群，但未遇到认识的人，更没有进过什么话。4月27日以后，我就没有再到广场去过。（2）我不认识任何非法组织的头头或成员，跟他们也没有什么任何形式的联系。我和严家其12 在十三大前共事过一年，但十三大后他就回原单位。今年我没有同他见过面，或打过电话，或通过信，或托人捎过什么话。（3）今年4月15日以后，我没有同任何外国人接触过。外交部西欧司曾向我转达西欧共同体各国大使的要求，说他们要共同请我吃顿饭，我婉拒了。5月26日或27日中午，有个自称 “美国ABC广播公司驻京办事机构中文秘书”的人，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办公室电话号码的），说要采访我，我拒绝了，他又说要请我吃饭，我也拒绝了。
我以负责的态度向党交代上述事实，请党审查。
——香港《信报》
1989年9月25日
4月15日耀邦同志逝世，学潮旋即开始，我很忧虑。小平同志4月25日讲话指出，中国压倒一切的是要稳定，我完全赞成。我也想要维护稳定，制止动乱。我的具体想法是尽力缓解矛盾，避免激化矛盾。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我认为口气生硬，分析和说理不充分，我有保留。5月19日和20日，中央宣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我内心认为是“走错一步大棋”，怕骑虎难下，局势益发不可收拾。中央常委集体批评赵紫阳同志，我感到不平。中央领导同志点名批评我泄密, 我感到委曲。我的这些思想先后影响以至支配了我的言行，使我犯了在政治上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的严重错误。5月28日，常委决定对我进行审查。按照时间顺序，我向党交待以下十六件事。
一、最早向紫阳同志反映26日社论激化中间学生群众的对立情绪的是我。
4月30日紫阳同志从朝鲜回北京。他刚到家，我就向他反映：27日学生上街，挡不住，市民围观的很多，机关干部中也有同情的，事态有升级和扩大之势，相当一部分中间学生群众对26日社论有反感，认为是针对他们的。我讲了我对社论的看法：社论的积极意义在于传达小平同志关于中国一定要稳定，一定不能搞动乱的思想；但社论写得太生硬，没有充分说理，缺乏分柝，没有考虑到中间群众的接受程度；既然这么多的人都以为社论是针对他们的，可见社论没有讲清楚。紫阳同志当时没有表态，过了若干天，他对我说，看来社论是有缺点。紫阳同志的观点当然有他的形成过程，但最早向他反映的是我。
二、在综合中央领导同志对青年大会讲稿1的修改意见时，我没有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
这个稿子是紫阳同志4月30日批请各领导同志审阅修改的。李鹏，依林等同志都提出要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我5月2日向紫阳同志汇报说，已经从正面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道理了，再从反面来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似乎讲不出什么新话来了。紫阳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表示可以不加。事情是紫阳同志定的，但建议者是我。这篇讲话在当天电视上播出后，我听到党内同志反映不错，就打电话给艾知生2同志，请他考虑可否安排重播。艾知生同志说，今天节目已满，明天可以考虑。我说，明天是5月4日，学生要出来游行，后天可否再播。艾知生同志表示，连播三天不行。这个电话是我主动打的，紫阳同志并不知道。
三、亚行讲话是我执笔的。
5月4日上午9时，紫阳同志在去北京医院探望先念同志的车途中，要我为他起草当天下午1时半会见亚行代表的这篇讲稿。思想、内容、提法，以至许多重要的语言，都是他口授的。这篇讲话的基调和常委的集体决策不一致，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完全赞成这些观点，因此也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请他在斟酌。我回办公室后做的是文字整理工作，中午12时半交稿，紫阳同志又亲自指出一些地方要我修改。（我记得我原稿的结尾处有一句话，“中国是不会发生动乱的”，紫阳同志说，不对，已经在动乱了，怎么能说不会发生呢？应该改成不会发生“大的动乱”。）最后他说，稿子就这样定了，你同新闻单位打一个招呼，要他们不要删节。我回办公室后，立即打了三个电话。一是告诉新华社，发全文，不要删节；二是告诉人民日报，用新华社稿，在显著地位登出；三是告诉广播电视部，用新华社稿当晚播出，并请他们安排重播（因上一天晚上我提出重播青年大会讲话时，艾知生同志告诉我当天计划已满，所以我想这次请他们在下午安排一下）。但是我没有讲要重播三天（那是把5-3讲话和5-4讲话弄混了）3。
四、我曾向《国内动态清样》推荐过一篇文章。
5月上旬，《零讯》登了社会科学院何新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我忘了；内容，我现在回忆(我自已的印象，决不是何新同志的原话)是讲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青年知识份子的政治要求，这是一个带普遍性长期性的问题，特别要慎重从事，压是压不下去的，而可能适得其反等等。紫阳同志问我对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说，这篇文章很有见解，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建议在新华社发到省军级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发表。他说，可以。我就把这篇文章送新华社总编室(文中有一节，专讲不能动用军队，我在送新华社时把这一节全文删去了)。但我不知道后来发表了没有。我印象中，没有在《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这篇文章，因此可能没有发表。要是没有发表，那是新华社负责同志不同意我的建议，但我当时确实提过这个建议。如果发表了，责任在我，我应负全责。
五、5月12日，我给人民日报送去一篇稿子。
5月12日晚10时后，政体改革局付局长高山同志向我反映，北师大党委的同志告诉他，明天学生将开始绝食。我说，今天早上报纸已登了委员长会议的决定，人大常委即将开会讨论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党和国家已经重视到这样程度了，还没完没了地闹什么! 白慧敏同志说, 今天报上这条消息登得不显著, 可能学生没有注意到, 可否在明天的报上采取什么办法补救一下? 我就叫高山编一条消息，我还亲自深夜送给钱李仁4同志。我对钱李仁说，今天各报都没有把委员长会议的决定登在显著地位，包括人民日报。我的话对钱李仁同志显然有压力，第二天，我送去的这条消息就登在头版头条5。这条消息的结尾是呼吁学生冷静理智，采取合作态度，同党、政府、人大共同为开好人大常委会而努力，这也确实是我要高山写这篇稿子的目的。问题是：一、在当时形势下突出报导人大常委即将开会，实际上会冲淡中央常委制止动乱的决策；二、所谓教师、学生、干部、工人的反映是编造的，违反了新闻报道的原则(钱李仁同志不知道这一点，他以为是我们收集的反映)。
六、我曾向胡启立同志讲过我对26日社论的看法。
大概是5月13日或14日，我在勤政殿经过启立同志办公室时，我也向他反映了我对26日社论的意见。我说，学生对26日社论的对立情绪大极了，这篇社论我看有缺点，没有把道理讲清楚。启立同志说，他也有这个感觉，这篇社论是他主持起草的，责任在他。
七、我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名义召开过一次法律专家座谈会。
会是5月16日下午和晚上开的。内容是座谈在协商对话中学生可能提出的法律问题。我记得座谈中提出的意见主要是：一、北京游行十条的法律效力不容置疑，今后应加快制定全国性的示威游行法，使母法(全国性法律)和子法(地方性法规)配起套来；二、过去民政部的社团登记条例规定，各单位内部的社团不必登记，因此，在处理学校内部的社团问题上可能有麻烦；三、我国法律体系尚待健全，目前有青黄不接的现象，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最后综合了一期《政改要报》送常委、政治局和书记处各位领导同志。我开这个会，事前没有向紫阳同志讲；但会后(17日上午)我跟他说了，也讲了上述三点。他没有说什么意见。我所以组织这次座谈，是想为协商对话作点准备，反映了我把很大希望寄托在协商对话上6。
八、紫阳同志同戈巴契夫谈话时关于小平同志的一段话7是我在起草时主动加上去的。
紫阳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讲稿时没有讲这个意思。朱良8同志送来的中联部的原稿上也没有这个内容，他们的原稿中只有一句话：两党领导人的会晤意味着两党关系的自然恢复。我认为，紫阳同志应讲得具体一些，使戈理解这里所说的两党领导人是专指小平同志和弋，而不是赵和弋，所以加了这一段话。(当时还有一个巧合：紫阳同志为了澄清当时社会上一部分人中关于小平同志的流言，准备召集首都各大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专门讲一讲，其中内容之一就是十三届一中全会一致认为重大问题上必须向小平同志请教，请小平同志掌舵，这根本不是什么 "违反组织原则"，相反，如果不这样做才是真正违反了一中全会的决定。这两个对新闻界的讲稿，当时都在我手头上平行作业，我就很自然地把这些内容移植到与弋会谈稿中去了)。当时的情况和动机确实如此，后来引起的影响则完全是我始料不及的。
九、我没有泄露过5月16日晚常委会的情况。
5月16日晚的常委会，我没有列席。当天下午7时半，我从电视上看到直播了紫阳同志与戈会谈的第一、第二部分，没有播第三部分，就打电话问李勇同志。李勇同志说，他不知此事，紫阳同志正在宴请戈巴契夫，尚未回来。他又说，你到勤政殿来吧，紫阳同志也要来，今天晚上要开常委会。但我到勤政殿后，李说，他问了会议处了，今晚名单上没有你，你不列席。我当时十分尴尬。大约等到十点锺，紫阳同志来了，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播第三部分；他说，时间不够，第三部分的内容在会谈时就来不及讲。这时李鹏同志来了，紫阳同志就进会议室开会。我留在他办公室里和李勇同志聊天。到凌晨二时，会散 了，张岳琦同志从会议室出来，我问他讨论什么议题，他说讨论常委致绝食学生书。我问怎么开了这么久，有分歧吗？张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在用爱国动机9还是用爱国行动这几个字上统一不起来；紫阳同志今天不冷静，大概是陪戈喝酒喝多了；今天要不是尚昆同志和乔石同志做工作，恐怕现在也结束不了。张岳琦同志讲这些话时，李勇同志在场。我所知道的有关16日常委会的情况就是这几句话。我也没有对任何同志讲过(而且第二天就见报了)。
十、紫阳同志的辞职信是我替他起草的。
5月17日晚饭前后，紫阳同志要我到他家去，张岳琦同志也在。紫阳同志说，今天下午，在小平同志家里，常委开会，作了决策；什么决策，这是机密我不能告诉你；常委批评我，说我5月4日讲话把事情闹大了；我保留了意见；我再三考虑，以我现在的认识水平来执行常委决策，肯定是不得力的，肯定会影响到工作；我想我应该辞职。你帮我马上起草一封辞职信。紫阳同志交代后，我立即回办公室起草，并立即送紫阳同志。他看了，没有作修改，说，可以。我就把信稿送李树桥同志，请他发出。第二天，我去看紫阳同志，他说，信又收回了，因为尚昆同志批评他，如果学生以他辞职为藉口大闹起来，将是什么后果。他说，尚昆同志的意见对，他自已当时没有从后果上去考虑。这封信是我起草的，我起草时也根本没有从后果上来考虑。我只是很钦佩紫阳同志，觉得他光明磊落，不隐讳自已的观点，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另外，我认为这封信本身就是紫阳同志送给常委的报告，所以我在起草前和起草后都没有向常委报告。
十一、我的 "告别演说"。
当天晚上(5月17日)，我离开中南海后就回办公室。一路上心情非常沈重。一是关于紫阳同志。他受了批评，辞职了，我非常惋惜，我认为他是一位很好的领导者。二是关于我自已。紫阳同志叫我写辞职信时，叮嘱我要注意保密，我说，我很注意。他说，有人对我说，你嘴巴不严，已经泄密了。我十分委屈，说，这准是李鹏同志说的，那是因为他对我的印象不好，其实我从来没有泄过密。紫阳说，我问了李鹏同志了，有没有根据，他说有根据，现在不说，以后再说。(我之所以说李鹏同志对我印象不好，也是出于我自已的猜测，因为最近已有4月24日晚和5月16日晚两次常委会不让我列席，而第一次正是紫阳同志访朝期间，由李鹏同志主持常委工作。) 我当时的想法是：紫阳辞职我也辞职，这毫无问题；但如果说我泄密而对我处理，弄得不清不白，不乾不净，是我无法接受的。我当时心情非常沈重，也非常激动，觉得心里有话，不吐不快。
我回到办公室，室里有13位同志正在加夜班。我就把大家找来，发表 "告别演说"。话不多，大意是：今天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同大家在一起开会。有人说我是黑手，坏人，插手学生闹事( 按：这是5月中旬以来我几次听到的社会传闻)，有人说我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于谦有两句诗：“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我扪心自问，没有做过坏事，没有违反过纪律。我是清清白白的，今天正好有13位同志在座。据说：“最后的晚餐”也是13个人。我当然不是耶稣，同志们也不是犹大。我只希望同志们冷静，守纪律，不要冲动，千万不能惹事。给我惹事事小，给紫阳同志惹事事大。我和紫阳同志的关系，同志们都知道。我做事历来最怕给紫阳同志添麻烦。王昌龄也有两句诗：“曾为大粱客，不负信陵恩。” 你们如果给紫阳同志惹出事来，我担当不起。以上，我回忆大慨就是我"告别演说”的全文。我说完，就宣布散会。我没头没脑讲了这一通，所有的同志都愣了。我这些话，使研究室的同志在思想上陷于极大的混乱。散会后，有三几个同志聚在一起议论，见了我就问，到底出了什么大事？ 我说，没有大事，是李鹏同志批评我泄露了机密；紫阳同志说，鲍彤不会的；李鹏同志说，他掌握材料，有根据，以后要拿出来；反正我以后要挨整了。
这里需要说明：我没有泄露即将戒严的机密10。紫阳同志跟我说：“常委作决策，什么决策我不能告诉你”时, 张岳琦同志在场。我内心猜测，这个决策大慨是开展反自由化运动和抓黑手，根本没有想到军队。军队进城我是19日晚看电视知道的；戒严令我是20日公布后知道的。
十二、我5月20日和陈一谘同志的谈话及其后果。
5月20日上午，陈一谘和其他两三位同志到我办公室来，大约谈了半个到一个小时。不是我约他来的，我事先不知道。谈话的全部内容我已记不清了。我现在根据当时的形势估计，陈一谘很可能对我说，体改所上一天(19日)发表了一个声明，但我不知道声明的内容(我是从陈希同同志报告中才知道声明内容的)，所以在这个话题上不会展开。当时军队进城，陈很可能跟我谈军队进城受阻的情况，我很可能讲了骑虎难下之类的话，但我不会把我内心“走错了一步大棋”的想法说出来。陈也很可能谈到紫阳同志，或表示赞成亚行讲话，我很可能讲了紫阳同志好话，但我不会讲亚行讲话的好话，因为我知道常委批评了这个讲话，我也决不会向他泄露紫阳的辞职信和尚昆同志对紫阳的批评(这件事无论在室内室外, 我从来没有向任何同志讲过)。
我只记得我讲了李鹏同志坏话。我说，现在一提官倒，就是公司，一提公司，就提小平同志和紫阳同志的孩子在公司里工作，好象别的同志的孩子没有在公司里工作似的。我听说李鹏同志的孩子也在公司工作，而且有一次喝醉了酒打人，被扣到派出所里。我说，学生说紫阳打高尔夫球，李鹏同志也游泳呀！听说总后为他修了休息室，很豪华，据说花了一百万块钱。我还说，别的同志，外事活动都不带夫人，只有李鹏同志带夫人，听说有一次她在国外宾馆里丢了一件不值钱的首饰，还跟对方交涉，后来找到了，其实是膺品，不是什么贵重物品，缺乏气度。我所讲的这三条都是道听途说的闲言碎语，但因我对李鹏同志有情绪，就冲口而出，泄露出来。陈一谘走后，我非常后悔，生怕陈把这些闲言碎语捅出去。我就要高山同志（他当时并不在场，我找他只是因为他知道体改所的地址），立即专程来找陈，告诉陈，千万不能捅出去，一捅出去，不仅给我招麻烦，还可能给紫阳同志添麻烦（这事其实与紫阳同志毫无关系）我要高山传这些话，不是从政治上的影响和后果出发，而是怕他给我惹事。现在组织上告诉我，他们已经写了传单捅到社会上去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尽管我事后曾叫他们不要捅出去，尽管传单把我的话添油加醋夸大了不知多少倍，但引起他们写传单的直接责任者是我。
十三、我5月22日跟高山同志的谈话。
5月22日机关党委开会。高山向党委交代19日体改所的声明，他参加了。党委书记陈群林同志向我报告，我就找高山谈话。我说，你怎么到体改所惹事去了？他说，是啊，去了，错了。我说，你不是给我找麻烦吗！他说，是我自己去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说，你去了，体改所知道了，你又向机关党委报告了，这里也知道了，闹得风风雨雨的，人家会说，体改所的声明政改研究室参加了，也就等于鲍彤参加了，最后就给紫阳同志添麻烦了。我本来乾乾净净，现在给你弄得不清楚了！应该说，高山同志22日向党委报告他19日的活动，这个态度是好的；而我的这次谈话是丧失原则的，非常不严肃的。我不追问高山到体改所讲了什么话，不追问他“参加”到什么程度，不追问这个声明到底是什么内容，会在社会上造成什么影响。我所关心的，只是别给我惹事。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是到秦城后才从报上登载的陈希同同志的报告中看到体改所声明的内容；当时，我只听说体改所发表了一个声明，我以为是很一般的东西，我把高山参加声明看得同参加游行一样简单，思想上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来对待。
十四、我替紫阳同志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帮他起草发言稿11。
5月24日上午，紫阳同志找张岳琦同志和我，说要起草一个发言稿。他说，不知道政治局什么时候开会；如果开会，就会批评我，也会提出一些问题要我回答；你们帮我起草一个稿子，哪怕不成熟；如很快开会，就有个准备；如最近不开会，有个稿子也就可以摆在那里慢慢修改。当时，紫阳同志展述了从追悼活动到他提出辞职的一些想法和考虑（另有草稿材料）。我是当天起草，当天晚叫张岳琦同志转紫阳同志的。这是我为紫阳同志作的最后一件事，此后，我没有见过他。
这件事，在审查我的问题时，我没有交代。我不知道是否准确的反映了他的原意，不知道他是否同意这些表达，最后用了这个稿子没有。如果最后用了，组织上总会问我的。所以直到组织上问我22日以后是否替紫阳同志起草过什么稿子，我才交代。
十五、我曾对一位同志说，如果我被隔离审查，请他告诉高山通知杜润生同志一声；但我和杜润生同志决无非组织的联系或政治活动。
这是5月26日或27日的事，早在5月中旬，我就陆继听到社会上一些流言，说我插手学生事件，当时我一笑置之，并不介意。17日，李鹏同志批评我泄密，我开始紧张。20日，北京医院告诉我秘书，说鲍彤今后不再在这里看病了，我感到了实际的压力，认为我已经被撒职了。后来，我又听北京在传，有个赵紫阳、杜润生、安志文、鲍彤四人集团；香港报纸上还提到有个鲍彤反革命集团。我就有一种即将被逮捕或隔离审查的预感。我就想，如果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应该告诉杜老一声(安志文同志不在北京)。室内工作人员中，认识杜老的只有高山。因此，我25日或26日就想找高山，没有找到，碰上了另一位同志(我现在不记得是谁)，我就对他说，我现在有一种预感，好象我要出什么事，万一我真的出了什么事，你叫高山告诉杜老一声。当时我的思想很简单：赵、杜、安、我，四个人都冤枉，同案相怜，惺惺相惜。尽管我跟杜老并不熟，一下子觉得在感情上亲近起来了，我如出了什么问题，得让杜老知道一下。我对杜老原来很敬重，但过去与他从无私交。个人之间的来往，一辈子只有两次：第一次是4月28日或29日晚上，学生27日上街，我十分焦急，紫阳同志又在朝鲜，我就打了个电话给杜老，说想上他家聊聊天。我说我去，他说他来(我们住得近，在相邻的两个楼)，结果是他来了。我向他讲了我听到的27日学生游行的情况，表示很着急，我发现他也很忧虑。我向他请教有什么具体办法能把事态平息下来，他说，难呀，大难题一个。他在我家坐了大约半小时，我就送他回家，因这次是他来我家，我心中非常过意不去，所以5月2日我就专程上他家回访，这就是第二次。这次只有几分钟，我问他节日好，坐了片刻，觉得尽了心意，就告辞了。我和杜老之间，决无任何非组织的活动和联系。
十六、最后声明三点：（1）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的几天内，我曾驱车到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看看形势；其中有两次下了车，司机同志陪我进入人群，但未遇到认识的人，更没有进过什么话。4月27日以后，我就没有再到广场去过。（2）我不认识任何非法组织的头头或成员，跟他们也没有什么任何形式的联系。我和严家其12 在十三大前共事过一年，但十三大后他就回原单位。今年我没有同他见过面，或打过电话，或通过信，或托人捎过什么话。（3）今年4月15日以后，我没有同任何外国人接触过。外交部西欧司曾向我转达西欧共同体各国大使的要求，说他们要共同请我吃顿饭，我婉拒了。5月26日或27日中午，有个自称 “美国ABC广播公司驻京办事机构中文秘书”的人，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办公室电话号码的），说要采访我，我拒绝了，他又说要请我吃饭，我也拒绝了。
我以负责的态度向党交代上述事实，请党审查。
——香港《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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