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就任中共總書記大位後，在首次外出視察的深圳之行中，曾為蘇共垮台而發出「竟無一人是男兒」的慨歎。在南巡之後的中央黨校講話中，他又提出了「不能用改革開放後30年否定前30年，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30年否定後30年」的說法。繼而，經其簽發的「中辦9號文件」，又向全黨宣示了「七個不搞」。在最近一次的「8·19」講話中，習近平則發出了進行輿論鬥爭的號召，由此引發了全國性的打擊網路意見領袖的運動……經過這一系列的政治舉措，再木訥的人，也應該對習近平的政治取向有了一個基本的判斷。
由這個基本判斷，人們便大可窺知在習近平任上中共的大概走向，並由此建立起對未來中國可能歷史進程的預期。一言以蔽這個預期，就是中共會不惜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加強其黨的統治地位；任何政治經濟政策--不論稱其為改革也好、措施也罷，都必須以增加中共黨的執政利益為前提。
這個預期，是判斷傳聞中的改革大動作究竟有無，以及改革大動作的界限何在的基本根據。據說，18屆三中全會要施展的改革大動作的主要內容有三：法院脫離地方政府的人事和財政控制，形成由國家最高法院到地方基層法院的垂直隸屬體系；調整稅制，並規範地方政府事權；調整政府機構，強化人大制度的功能。顯然，這三個大項的改革，全部都是在「七個不搞」的前提下，擴大和加強中央權力之舉，與一般意義上「下放權力給社會、落實權利給公民」的政治改革，完全是兩碼事。
不過，這樣雄心勃勃的改革究竟能否如願，卻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的確，六四事件以後的20多年，是中共以掌控的利益來博取和凝聚黨內共識，再以黨內共識形成的自覺，壟斷既往改革的存量利益，同時也力爭獨占新的增量利益的過程。這實際上就是以放任官員用腐敗手段增加其物質利益的方式，來最大限度地換取各級官員對中央上層政治支持的過程。當然，這也正是中國官員腐敗普遍化的過程。
在這樣的過程中，業已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利益分配及其輸送體系。並且，正是這套體系，畫定和固化了中共黨的上層與其他層面官員的利益分配界限和格局。這個利益分配格局的板結化趨向，既說明這個利益格局於當今各層中共官員的適用性，也反襯了中央上層與其他層面的官員彼此相安無事，以及各級官員都可以在這樣的利益格局中悶聲發大財的現實。
這樣的利益機制，始於江澤民而成於胡錦濤。最近幾年，這樣的利益分配格局受到了來自社會底層越來越大的挑戰。在既定利益格局綁定現有中共整個統治體制的情況下，習近平要應付挑戰，穩定中共執政地位，就必須對已趨板結化的利益格局做出調整。
由此便可看出，傳聞中的改革大動作之所以「大」，既非指要下放權力給社會，也非指要落實權利給公民，而只是相對於利益分配的板結和輸送管道的固化而言。當然，這樣的變動，雖大多是在中共分利階層的內部進行，但也並非沒有因利益損益而引發基層官員的政治支持裂解的可能。不過，此時，作為大動作結果之一的垂直於中央的各級法院和反腐機構，將足以威懾各級官員，以此保證其「在政治上與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一致」。
所以，這樣的改革大動作，無非是既得利益格局的重新畫定。此種大動作，能否化解來自基層的挑戰？其答案顯而易見。
（作者為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世界日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