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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31日星期四

燕友轲:以杀止戾 以恶制网――北京国家恐怖主义揭秘

图:小贩夏俊峰被处死刑在民间却受到前所未有的同情。



官方网媒对夏俊峰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表现出了为文明社会所不齿的愚昧喝彩。这种丑陋的行为不仅仅是积累下更深刻的社会仇恨,还会给以德治国的政策加进国家恐怖主义内容!


    今年二月二十三日,习近平在政治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会议」上,大谈推进法治必须配以德治,其中以「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期待」为最得意说法。来自高层的消息证明:当时习确实谈到了沈阳的夏俊峰案件,并称这是十分不幸的官民对立事件,各级行政与司法机关应当从中吸取教训,云云。
尽管习没有说不杀夏俊峰,但是希望通过夏案的谨慎处理来做「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期待」的一个点,还是很确切的事情。时隔七个月零两天,夏俊峰突然被执行死刑,似乎大大违背习的初衷。在另一端,就算习没有以此案做「点」的事情,又何以甘冒食言风险而不惜与社情民意相对立呢?

政法系成了宣传系的随从

习在尚未全面接受军政大权而还有总书记职务时,当然要谦虚说话,尤其以降低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党内阶位争取到了声誉。谦虚之后,又颇有踌躇满志之态。但是,中国的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态之复杂,绝非一两个政治动作所能涵盖的。网上舆论对中共统治的不满且表达近乎激烈,使习很快失去了短暂的优容之态。警惕网络力量推翻中共统治被宣传系认定为最大的任务,再加上宣传系已经坐大以至于可以呼唤政法系做随从,北京最高当局就开始了网络世界的「绝地反击」。
既然要在网络世界打击那些对中共统治极端不满的势力,也就顾不得「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期待」之诺言了。在夏案本来已经趋冷的时候,社会上又发生一些被当局称为极端戾气的个案事件,如厦门陈水总火烧公交、山东冀中星在首都机场引爆自制炸弹,确实让七巨头陷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恐惧之中。一位现任政治局常委的秘书人员曾私下说:「我也说不准哪会儿起来,手机不通了,居室里没电了,马桶里没水了。」
在和网络上反对中共统治的角力中,当局屡屡失策,带来巨大的政治无形资产损失。就是案件处理较合法律程序的,也无一不遭到网络舆论的激烈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以杀止戾、以恶制网就成了无奈的选择。简单地说,夏俊峰不是死于其罪而是死于国家恐怖。

左翼势力对当局更加不满

北京最高当局采取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给夏案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悖论:该案始以网络舆论高度关注而得到「冷却」即当局的谨慎处理,以至于以拖时间为底线策略;该案终以网络舆论压力太大而让当局做成「典型」,以必杀之举来威慑网络舆论。北京司法界一位资深人士说:「说道政治性,这个案子(夏案)远比薄袭来的案子的政治性要重。」更有一些分析人士说,夏俊峰本来罪不至死,而是受了薄熙来的「牵连」,因为薄的精彩庭辩让中共司法体系全面破产。为了挽救这个巨大败局,宣传系要批到批臭薄熙来,指其狡辩无益;政法系有配合动作,选准夏案而迅速杀人。
就夏案本身而论,就是非刑辩专业人士而对法理学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不是夏没有刑事责任,其防卫过当确实无疑,但最终对过当行为负多大责任,完全由审判环节确认,但防卫过当没有死刑处罚是中国法律所规定;还有,夏俊峰拒不认罪不是判死刑的理由,而审判机关最终在程序上自甘出现巨大瑕疵,已经说明此案有巨大政治背景。无论如何,仅仅让目击夏过当行为的城管人员出庭作证,而不让目击夏被城管殴打的证人出庭,「这就算拿到法西斯德国去,都讲不通」。北京一位同情薄熙来遭遇的左派人士,就夏案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有消息之初:今年九月初,宣传系就派出大量新闻工作人员,到一些国家了解「打击社会戾气」的政策,为以杀止戾、以恐制网寻找国际依据。与此同时,对宣传系内部的「消除社会戾气,先消除权力戾气」论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这种主张是在帮敌对势力鼓噪。后者似乎不太服气,私下里嘲讽宣传系的极左势力,「用着『普世价值』的时候,就到国外捞『证据』去;用不着的时候,就丑化、诋毁一番」。

官方大小网媒齐声喝彩

在夏俊峰死刑执行后,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有短文说:网络上对夏俊峰的同情是泛滥的,这种泛滥推助了社会暴戾之气。还说网络舆论不同情两个被杀城管的家庭,明显是伤害社会;更云最高法院绝不会轻率就核准夏死刑,而是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
此类缺德论调无非是九月初宣传系国外考察结论的翻版,前者的最终结论是「西方国家对社会戾气的打击绝不手软、绝不宽容」。夏俊峰的死刑执行虽然没有采取传统的「押赴刑场,立即枪决」方式,也没有被文明社会与理性人士讥议的愚民围观与喝彩,但是,从人民网到甘肃网等大大小小的官方网媒,无一例外地扮演了网络「围观愚民」,而其正颜厉色的评论也不过是丑陋的喝彩而已。甘肃网署名于治国的评论支持当局对夏俊峰的死刑裁决,并代表表态说要「法律威严横扫社会戾气」。其无知之论以「法律的威严容不得任何人说三道四」为甚,但此种霸道的背后则是中共统治集团个权力层级的极度恐惧。
不管多么严厉的判决,社会舆论总有评价的权利,这是不只是西方自由政治的影响之故,而且还是中国士大夫传统中吊亡抚叛之气节的表现。当然,每到社会大崩亡将即,权力集团总希望以严刑峻法来勒住社会。结果往往又是「戍卒叫,函谷举」的集体反抗,或者是「天街踏遍公卿骨」的统治毁灭。

出路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

还好,上述那种很现代的恐惧来自于统治集团对普世价值的策略性利用,如其结合国际经验认为:「在社会不公加剧的惯性下,底层弱势会被迫积压自己的愤怒,一旦遇到社会动荡诱因,在大规模动荡中就会选择轻视人命、报复统治阶层的对策。」
不可否认,现代社会的反抗情绪传播远比古典社会要快得多,这抵消了当局针对公众的不对等的镇压能力。从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到阿拉伯之春,二十年间佐证颇力。因此,靠以杀止戾、以恶控网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来维系统治,既不现实也很愚昧,唯一路径就是实行社会民主即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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