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图书出版业“人治”进入精细化操作阶段

十几年前，毛泽东的秘书、前中共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公开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庐山会议实录》，如今想再版，内容不作修订，仅仅是再版，结果却未得到再版的许可。这是李锐作为“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再版需要送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总局审查，送审最快几个月，最慢可能需要好几年，但结果多本是送审不被批准。

李锐著的《庐山会议实录》，1989年由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内部发行”，出版后舆论反响很好。广受欢迎。199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了此书的修订本。1999年，为了担心再版不被通过，出版社征得李锐同意后把此书改名为《庐山会议真面目》，作为“李锐文集”卷一由海南南方出版社出版。前前后后有20多年，如今无论是按着《庐山会议实录》的书名，还是依照《庐山会议真面目》的新书名，再版都不予批准，新闻审查机关和出版社不敢承担该书出版后的政治责任。1998年，李锐还公开出版了一部书《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如今照样不能再版，按照出版社的统一口径：敏感话题，最好不好碰，责任担不起。

如今，就职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女学者刘渝，她的一本新书《观念的水位》，传出版该书的浙大出版社受到了来自上级的批评。该书谈及民主转型话题，更多关注东亚、中东欧、南美洲以及非洲国家的政治与民主化，比如英国、俄罗斯、委内瑞拉、赞比亚等，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参差不齐，而很多情况与现今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这样的分析无疑对当下的中国非常适合，也深受读者欢迎。在中国，一本书出版后，被叫好，往往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特别是受到宣传部的关注，一旦关注，再版的机会就不大可能了。

宣传部的存在，不是控制坏书，而是控制好书，打压受欢迎的书。宣传部在顶层设计路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充当具体的打手，类似李锐著作这样受欢迎的好书，因为受出版审查控制的限制，多是很难通过报选题、送审、核发书号等环节。每个环节都是一道坎，很多好书半路上就死了，连面世的机会都没有。包括一些受欢迎的书，出版时已经审查过了，但再版时再一次审查，结果也不能成为漏网之鱼。比如时事评论员笑蜀编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编者把中共五十年前在重庆《新华日报》上骂国民党的言论汇编一下，五十年后由汕头大学出版社悄无声息地出版了，结果还是躲不过宣传部的文字审查，不久被查禁了，出版社被警告，不得再版。如今的2013年，笑蜀把此书拿到香港再版，香港不是中共宣传部的势力范围，宣传部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其实，这书被禁，不是说那时共产党的话多么正确，而是那时说的谎言，如今被彻底揭穿了，历史真相还证实了那些写虚假言论的人里外不是人，都是骗子。可笑蜀居然给这本言论汇编起个副标题叫“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是编者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共那时是想搞乱共产党，是利用国民党政府的出版自由乱咬一通，根本不是庄严承诺，再说那时它没有夺下江山，还轮不着它承诺，这不是谎言又是什么呢？谎言包装成真理，五十年前没人信，五十年后就有人信了吗？所以，笑蜀把该言论定位为承诺，是非常不恰当的，连中共今天也不愿意承认，索性把书一禁了之。

香港再版的《历史的先声》，副标题是“中共半个世纪前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和大陆第一版时的“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大同小异。香港的出版是自由的，但出版这样的书，如果不强调当年共产党是如何用谎言欺骗大众的，反而强调是“庄严承诺”，恰恰还是不且历史实际，这些言论从来没有兑现过。如今，通过这些言论对比今天中共夺权后的实际情况，让中共自证说谎成性，才是有价值的，如果仅仅是汇编一些言论，不说明自己的出版意图和观点，恰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谎言，就是谎言，不是“承诺”更不“庄严”，在一个出版自由的环境，应该把话说清楚明白，即这是谎言，不是承诺。

宣传部的图书审查，当然都是人治，历来如此，不要以为二十年前丁关根当宣传部长禁书多，现在的宣传部长禁书少，丁关根就比现任部长好，他们都是一样的，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有一些差异。如今的特点是，那时图书内容审查粗放，现在更加精细化，甚至连书名都要审查，比如于建嵘的书《父亲的江湖——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全景》，原名是《我的父亲是流氓》，书名就无法通过，只好改了名字才能报出版选题。选题通过后，内容也审查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已经批准出版，书号都已编好，最后一刻还是不能出版，说于建嵘是敏感人物，他的书受影响不能出，结果已经印刷了也不能上市销售，最后书号及合同都作废。2011年，于建嵘的另外一本书《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大量口述和内幕调查直面工人的生存环境、生活状态，以及底层社会的真相。按照作者的知名度，已经印刷的2万册发行没有问题，网上也已开始预售。可是，不知哪个环节出现问题，最后被中宣部“点杀”，禁止发行。2011年间，于建嵘的书被禁后，别的出版社也效仿，不敢出版他的书。浙江人民出版社原本约于建嵘的书稿《给官员讲课》，准备出版，但里面提及信访和维稳问题，结果出版社不敢出只得退稿。

于建嵘的书是因人敏感的问题，可李敖就不一样了，他的书在大陆畅销了几十年，可是他的一本书《阳痿美国》，因为书名不行，在大陆出版必须改名，2011年经审查后改为《审判美国》，李敖自称没有审判的意思，但是大陆图书出版审查，李敖只能作让步。

图书出版审查，名人的大作审查更为严格，特别是一些敏感人士，这些名人的名字本身就是审查的对象，前面说李锐的书不能再版，刘晓波、余杰、廖亦武、王怡等，署名他们的名字的书也不能出版。王怡曾使用王书亚的名字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文章，还结集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结果被宣传部下令“点杀”，结果江西人民出版社不再出版王书亚的书，《南方人物周刊》也停发了王书亚的电影评论专栏。北京时评人士陈永苗还著有《工人神圣》一书，但因为他本身敏感，结果书稿上报选题阶段就被否决，传受到中宣部长的点名批评。

现在大陆的图书出版业，“人治”进入精细化操作阶段，宣传部对出书的内容和选题要求更加严厉，内容不得有公民社会内容，不能有宗教内容，不能擅自出版领导人的传记、文集等，就连《陈独秀文集》也不能再版，条件是先送审，审查机构包括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史办、宗教局等等，送审时间很长，结果大多数不予批准出版，审查者担心有麻烦，出版社也不敢惹麻烦，珠海出版社2011年曾出版香港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的传记《我是黎智英》一书，可能是黎智英的书禁止在大陆出版，还因为未送审等不符出版程序等原因，结果出版社遇到很大的麻烦。出版社最后被撤销，因出版一本禁书，结果损失惨重。所以，人治之下，毫无出版自由可言。一党专政，党同伐异，只能产生产生奴役文化。出版不繁荣，更无思想开放和政治开放的可能。 

——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