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从严惩截访者到残酷镇压上访者――明朝兴亡过程的历史回顾

一个政权是否真“为人民”，从它对民众、特别是对 “呼天不应，呼地不灵”、无助待援的弱势群体——访民的态度上，最清楚不过地表现了出来。明朝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从最初的支持民众反腐、惩办截访者，堕落到后来的保护贪官、镇压上访者，一方面表现了其政权性质从“为人民”到“反人民”的转化，另一方面又是其政权兴衰变化的表征。从这个角度看明史，总是令人不胜感慨唏嘘。

重奖进京“群体上访”的民众

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在社会上曾经倍受凌辱，对官吏的欺压民众具有切肤之恨。即位之后，坚决发动和依靠民众，打击贪官污吏。他说：“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以贪饕掊克为务，此民之蠹也。”⑴  不搞掉这些“民之蠹”，民众继续处于受迫害、受压迫的地位，一场革命绝对就是白革了，还谈什么“为民”？

朱元璋的目标，是要创建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三光平，寒署时，五谷熟，人民育”，“天下无金革斗争之事，时和岁丰，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夫义妇德，兄爱弟敬，风俗淳美”② ，“田野辟，户口增”③，“赋敛平，徭役均，诉讼简”④, 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鼓腹而歌，曰无官逼之忧，无盗厄之苦”。 ⑤

欲达此目的，搞掉官员队伍中的 “民之蠹”，是应有之义。

怎样才能搞掉“民之蠹”呢？依靠群众。

元末，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独独朱元璋取得了胜利。秘密就在于唯有他的部队，最重群众纪律，“擅入民居者死”⑥，“卒取民七茄，立斩”⑦，是当时唯一一支不扰民、得到群众热烈拥护的革命队伍。既然靠群众能够打败群雄、夺取政权，清除“民之蠹”、巩固政权，当然也就只能依靠群众了。大明除了制订“重绳赃吏”⑧的法律，建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司法监察机构，以执行法律外，放手发动群众，揭发检举贪官污吏，就成了不二的选择。朱元璋说：“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⑨

皇帝高高在上，当然“一时难知”谁是赃官，但是官员们生活在民众中，他们的行事，民众却最了解。在朱元璋看来，民众揭发赃官，不仅不是对大明政权“抹黑”，反而是对皇帝的帮助。——朱元璋是无所畏惧的。他坚信他的政权，心态健康，屁股干净，绝不“前怕龙后怕虎”。

明初，依靠群众揭发赃官，最厉害的一手，是：一竿子插到底，激励基层民众，群起直接揪送那些破坏法治、刁难、残害民众的贪官污吏，交由政府法办。

洪武十八年（1385）十月，朱元璋颁布《大诰》，几十次地反复动员，号召：“自布政司（相当省政府）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材，许境内诸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连名赴京状奏”，“以凭议罪”。⑩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滑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良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害者……帮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⑾    举凡“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脏贪，酷虐吾民”，“巧立名色，害民取材”，“欲取民财，实难言语，故行刁蹬”，“不将正犯解官，而拿解同姓名者”，“贿赂出入，致令冤者不申，枉者不理”，“起灭词讼，教唆陷人”，诸如此类，上至布政使（省长），下到离职小吏，俱在揪送之列。

  大明相信人民，毫无顾虑地，放手发动民众，不惟不怕“群体闹事”，反而提倡民众“会议”、“共议”、“连名”，集体行动，“或千或百或十” ⑿，“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成群结队，浩浩荡荡，扭送贪官污吏进京面奏，交给朝廷惩办。⒀

扭送赃官进京的“上访”群众，特重要者，由皇帝亲自接见、处理。⒁  只要是访民，不仅不遭驱赶，不受惩罚，不记黑账，不受监视，朝廷反而分别情况，给予奖赏。例如，官吏贪赃枉法，接受逃兵财物，不送交军队，反捉拿同名同姓良民交军充数者，“豪杰之士、耆宿老人会议捉拿赴京，见一名赏钞五锭。”⒂；衙门官吏、弓兵、皂隶、祇禁，“出入市村，虐民甚如虎狼者”，“所在乡村吾良民豪杰者、高年者，共议擒此之徒，赴京受赏。若擒的当人一名，干办人一名，管干人一名，见一名赏钞二十锭。”⒃  奸顽豪富之家勾结官府，将自家田地分写小民名下，将赋税转嫁给小民，由“所在被害人户及乡间鲠直豪杰会议捉拿赴京”者，“将前项田土给赏被扰群民。”⒄  积年“生事科扰”，“酷害于民”，“以是作非，以非作是，出入人罪，冤枉下民”的贪官污吏，或被充军，或罚作苦工，服刑未满，私自逃回，检举揭发属实，“以本家产业给赏其首者。”⒅

常熟县陈寿六为县吏顾英所害，非止害他一人，且害民甚众。陈寿六率弟与甥三人擒拿其吏，执《大诰》赴京面奏。朱元璋嘉其能，赏钞二十锭、三人衣各二件。同时，敕都察院榜谕市村；陈寿六与免杂泛差役三年，敢有罗织生事扰害陈寿六者，族诛。⒆

政府发动和依靠民众打击贪腐势力，态度何等坚决，气派何等宏大！非彻底的革命家，不能有此大手笔。

许许多多截访官员被枭首示众

大明规定：“官民军人有事入奏，不许阻遏及问其事情，违者坐罪。”⒇  “耆民人等赴京面奏事务者，虽无文引（即没有随身携带 “介绍信”、“身份证”之类），同行人众，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所在关津把隘去处，问知面奏，即时放行，毋得阻当。阻者论如邀截实封罪。”（21）   所谓“邀截实封”，即中途阻挠向朝廷密封递送“情况反映”、割断上下联系、使皇帝孤立起来，那是要治罪的。    阻挡群体集体进京“上访”，与邀截向皇帝送交“告状信件”者同罪。   那么，怎么处罚呢？ “敢有邀截阻挡者，枭。”（22）    所谓“枭”，就是砍下头颅，将首级悬挂城头示众。十分了得！

为拦截“上访”民众进京，而被“枭”的大小官员不少：

嘉定县民郭玄二等二人，手执朱元璋颁发的《大诰》赴京，首告本县首领弓兵杨凤春等害民。经过淳化镇，其巡检（公安派出所所长）何添观刁蹬留难，致使弓兵马德旺索要钞贯，马还威胁说：如不行贿，则差人将他们送京惩处。事发，马德旺依《大诰》规定行诛，枭令示众；何添观钥足枷令。（23）

松江府知府（专员）李子安贪赃枉法，问题严重，担心被人进京告发，为“防患未然”，竟将旗军傅龙保等十二名收监。又三人走脱，欲行赴京告状，被李子安“邀截回还，锁禁五十余日”。事发，凌迟示众。（24）

开州同知（专区副专员）郭惟一贪赃害民，耆宿董思文等赴京陈告。郭惟一竟率领祇禁人等，将其邀截回州，收监在禁，监死董思文一家四口。其侄董大赴京告发。郭惟一枭令示众。（25）

溧水县主簿（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范允受贿，包庇罪犯。民人霍进等到县告发，有关罪犯以钞四百贯、红綾二匹再次行贿，范允即又“泯灭其事”。霍进等赴京陈告，范允令人途中邀截回还。事发，枭令任所。（26）

吴江知县（县长）张翥、县丞（副县长）周从善，吴县主簿（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阎文、曹县知县（县长）杜用等,都曾因阻挡耆宿扭送赃官赴京等罪而被判处死刑，杜用处斩，其余三人戴死罪暂留原职工作，以观后效。（27）

北平贪官将赃物分存各处，其中向开州官吏罗从礼等存放17,000贯。开州州判(从七品)刘汝霖不按名追赃，却下帖乡村，遍处科民代赔，还给人戴大帽子：如不交纳，就是不支持朝廷追赃，甚至禁锢农民，逼令纳钞。开州耆民，不忍坐视民患，赴京面奏者五人。朱元璋遣人查实，将刘汝霖枭令于市。（28）

丹徒县丞（副县长）李荣中等六人受贿575贯，将应当服役的1,265人免役，而将应免夫役的铺兵、弓兵、生员、军户周善等数百家，一概遍乡勾拿动扰，意在搪塞，于内又复受财作弊。被扰之家至京揭发，情况查明，枭首示众。（29）

军队干部犯此罪者，同样严惩不贷。青州护卫千户（正五品）孙旺，逼令军人自缢身死。其余军人赴京申诉，他差人邀截回去，将各军人监在牢里，诬赖他们勾结坏人作乱，凌迟处死四人，其余尽发云南。事发，孙旺凌迟处死。（30）

兖州护卫指挥（正三品）蔡祥、千户（正五品）毛和、镇抚（六品）梁时、顾信等，百般苦军，军人糟法保赴京告状，行至凤阳浮桥，他差人赶回去，妄启鲁王，将军人打死分尸。事发，千户毛和等，自知罪重，脱监潜逃，指挥蔡祥凌迟处死。（30）

处州卫指挥（正三品）顾兴、魏辰、屠海、雷震、盛文质、夏庸等，有军人陆达之赴京，告张知府收粮作弊，他们与有司交结，差人赶回监问。事发，发荒僻之地金齿充军。（30）

……

扭送贪官污吏，怒潮兴起，坏人闻风丧胆。乐亭县主簿(县府办公室主任)汪铎等设计害民，妄起夫丁，民有避难的，每一丁只要出绢五匹给他们，即可出脱。高年有德耆民赵罕辰等三十四人将他们绑缚赴京。行间，有的当人、说事人、管事人何濬等十人翻然悔悟，痛改前非，一同帮助，将工房吏张进等八名绑缚起行，去县四十里。汪铎哀求：“我十四岁读书，好不容易才到今天。你们千万原谅我这一次，不要坏了我的前程。”(31)  从这件事，可以充分看出依靠群众监督干部这一措施的威力。

阻挠民众进京“上访”，是一种破坏朝廷与民众的血肉联系、陷朝廷于孤立、失败境地的罪行，其性质与反皇帝、反朝廷无异，几近“十恶大罪”之二的“谋叛”罪，朱元璋岂能容忍！朱元璋是要“务得民情”的（32），有碍于此者，无论何人，都没有好果子吃。

情况忽然逆转，访民遭镇压

正当民众安居乐业、到处一片升平景象、社会各方面均显得欣欣向荣时，宣德六年（1431年）三月，大明建政后的第六十三年，江西中部新淦县（今新干）却突然发生了一起上访民众被官府镇压的严重事件，给和谐的社会画面抹上了色彩异样的一笔。它和整个社会无法协调，显得那样突出，那样触目惊心，以致人们在回顾有明一代的整个历史时，不能不注意到它。

事情的经过，据《明实录》的记载，是这样的：

   江西新淦县丞厉中，……与土豪同恶害民。凡催科，必非

法棰楚，加数十倍取之。所获金银锦绮不可胜计。民不胜毒虐，

遂集众焚劫土豪家，而走山谷屯聚。中与巡检张斌等率众捕之，

民奋前杀斌，而缚中诣京师诉之。至南康，官兵掩捕民，械送

京师，悉置于法。（33）

县丞是县令的助手，相当今天的副县长。这个坏分子勾结、依靠土豪征办赋役，手段残狠：凡遇催科，对群众必加棰楚。不仅如此，榨取的数量，又大大超过政府定额，为数竟达数十倍之多，从中大量贪污，攫为己有。非法所得的金、银、锦、绮，多得不可计其数量。群众实在受不了，起来造反，收拾了他在农村的爪牙，焚劫其家，而后走山谷躲避。当时，他们还留有余地，给了厉中一个悔改的机会。但是厉中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派出巡检进行追捕。群众坚决迎战，英勇抵抗，打杀巡检，抓住为非作歹的贪官厉中，依例将其扭送京师，交给朝廷查办。不料，还没有走出江西，仅到鄱阳湖边的南康（治今星子），就被官军逮捕，送往北京杀头，全部牺牲。

几十年了，民众扭送贪官进京交由朝廷惩办，都是理直气壮地，朝廷不但号召、鼓励，还给奖励。这一次怎么反过来了，扭送贪官的民众反而被全部杀头？究竟这是判断失误的偶发事件，还是朝廷政策方向的根本改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事件的性质作出判断，是容易的，就看政府后来改了没有？如果只是偶发错误，政府事后一定会发现，并且予以纠正，作为冤案，对死者公开进行平反昭雪。而如果不改正，继续照样干下去，而且越干越凶，那就说明政策方向从此根本改变了。

不幸的是：新淦事件发生的当代，乃至后代，直至明亡，都没有平反昭雪，此后，形势大变，民众反对贪官，不唯不能受奖，而且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杀无赦。

新淦事件发生十多年后的1448年，福建农民邓茂七因“郡邑长吏受富民贿，纵其多取田租，倍征债息，小民赴诉无所”，茂七因是扇动民众，群起为“盗’，“劫其富民尽杀之”，政府派兵拘捕，起义民众乃“杀巡检及其县官”。（34）   这支因 “赴诉无所”而起义的农民武装，后来越滚越大，乌合至十余万众，攻占了二十多座县城。

“福建参政宋彰，交趾人，与中官多故旧，侵渔万计，贿王振得为左布政使，抵任，将责偿焉，小民苦为所迫，于是尤溪炉主蒋福成号集居民，贫人无赖者悉归之。”宋彰“侵渔万计”，用这些贪污得来的钱，向大宦官王振行贿买官，由参政晋升左布政使。到任，要捞回老本并使之增值，大刮其地皮，“小民苦为所迫”，告状无门，群集造反，“旬日有众万余，遂袭尤溪据之”。 （35）

权力导致腐败，是千真万确的。官员手上有权，几乎没有不想滥用职权以谋私利的。明初，尽管朱元璋们大反特反官员腐败，并且创造性地依靠民众反贪，更鼓励群众扭送贪官，交给朝廷，予以严办，大大抑制了贪腐的泛滥，即便如此，以权谋私的，仍然时有发生。就在新淦事件发生、反腐民众遭到镇压的十年前，1421年，翰林侍讲邹缉就向明成祖朱棣讲：“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间有廉强自守、不事干媚者，辄肆谗毁，动得罪谴，无以自明。”（36）  大张旗鼓，依靠群众反腐，尚且如此，现在公然站在贪官污吏立场上，压制反贪民众，政府成了贪官污吏的支持者和庇护者，贪腐势力必如“拉闸泄洪”，汹涌奔腾，排山倒海，势不可挡，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明代中、后期，官场的腐败确实触目惊心。贪腐人数既极多极普遍，贪腐的程度又极深。大鱼出深水。严嵩事败，籍没其家，“得银二百五万五千余两，其珍异充斥，愈于天府”，受贿所得奇珍异宝，比朝廷还多，还贵重。（37）  刘瑾抄家，得金12,057,800两、银259,583,600两，相当全国四十多年的财税收入。（38）

一边是贪官污吏大军，一边是广大的民众队伍，两者势不两立。走投无路的民众，被贪官污吏所害，生活不下去，但有机会，必然造反。一波起义被镇压，不久，新的一波又起，再镇压下去，再起。起义-镇压-再起义-再镇压，中、后期的明代社会就是这样度过的。在起义、镇压过程中，尽管有起有伏，总的说，民众起义的地区越来越广，声势越来越浩大，而统治者的力量则不断削弱,镇压一次起义所需的力量越来越多，所需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困难，终于到了临界点上，与民为敌到底的明政权最后彻底失败，输光了，垮台了，双手沾满民众鲜血的大明末代皇帝崇祯上吊自杀，肥胖的福王在封地洛阳被愤怒的民众宰杀，痛痛快快地，和鹿肉一起混煮，作了下酒菜，叫“福禄酒”。（39）

风风光光开始的有明一代，凄凄惨惨谢幕收场。

革命领导集团蜕变为特殊利益集团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汉代以后，又一个仅有的下层民众起义取得的政权。明初几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又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众安居乐业的光辉时代。

同前元截然相反，我国在明代对邻国实行“不征国”方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由一个侵略成性的大帝国一变而为亚洲的和平堡垒，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既是亚洲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外交政治中心。（40）

前元时代，蒙古人最高贵、色目人次之，两者属于统治民族；汉人卑贱，南人最卑贱，两者属于被统治民族。明人打破了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的界限，解除了民族压迫，各民族平等相处，组成了团结友爱的民族大家庭。

社会最先进的部分——知识分子，从蒙元时代的“臭老九”、仅高于乞丐的“九儒十丐”（41）的屈辱地位，获得解放，一跃而登上社会的高端，“四民之中，士最为贵”（42），发挥了社会先锋的应有作用。

在明代，奴隶不再像前元那样，作为“生口”，标价出售，从明政权建立时起，凡“为人奴隶者，即日放还”，“复为民”。（43）  “民因水患而典卖男女者，官为收赎。”（44）

诸如此类，都是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

在国际关系、民族关系、阶级关系调整的同时，明初诸帝，注意生产，移民垦荒，兴修水利，发展交通 ；轻徭薄赋，“藏富于民”（45）；注重救灾与社会救济，“鳏寡孤独，不失其所”。社会经济发展富有生机，民众安居乐业。全国人口由洪武十四年（1381）不到6000万，增加到永乐元年（1403）的6660万，二十多年，增长了六、七百万人。土地则由洪武十四年（1381）367万顷，到宣德十年（1435）增长为427万顷，半个世纪新增六十万顷。（46）

明政权尤其破天荒地实行了向弱势群体倾斜的社会政策，“锄强扶弱”（47）、“右贫抑富”（48），这种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唯有明代实行过，突出表现了这个政权初期的革命性质。朱元璋比向穷哥们许诺“苟富贵毋相忘”的刘邦强得多，心里始终装着贫苦人民，给老百姓确实干了许多实事好事的。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此项过“左”激进的政策对社会的发展，也有负面的作用。但在当时，久受压抑的底层民众却是热烈拥护的。诗人歌唱道：

   山市晴，山鸟鸣。

   商旅行，农夫耕。

   老瓦盆中冽酒盈。

   呼嚣隳突不闻声。（49）

好端端一个社会，为什么最终被破坏了？依靠民众反贪，何等好事，为何半途而废，而且反了过来，依靠贪官整治民众，将大好江山葬送？

关键在领导集团的变化。

在革命年代，从1352年起义，到1368年大明建立，乃至1373年平定四川，基本结束战争，朱元璋集团是一支生气勃勃的革命领导力量。他们高瞻远瞩的眼光，巧妙的战略、战术布署，坚定果断的指挥，谋士们高超的计谋，都是一流的，无可比拟。他们所领导的部队，军纪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当时唯一一支爱民的军队，得到了人民群众充分地支持。全体将士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斗争精神，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而根据地的建设、正确的俘虏政策，对战争的最后胜利，也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那时，他们是万众瞩目的。

但是，政权建立以后，情况不同了。掌握在他们手里的权力，由于敌人的消灭无存，派不上用场了，“打天下‘坐天下”，他们该享受了，权力遂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手里的资本，他们“安身立命”于这个政权，依靠这个政权，为己谋利，过起花天酒地的寄生生活。

从来谋取江山的，都是把江山看做私产，朱元璋受时代的局限，自然不能免俗。所以，大明政权从建立之日起，就有两重性：既是“为民”的工具，朱元璋们靠着它，解决民众的生计问题；又是以皇帝为首的皇族及其“铁杆”们谋取私利的资本和依赖。以新淦事件发生的1431年为分水岭，明政权的两重性，前期以“为民”为主，中、后期以“为统治者谋利”为主。

建国以后，皇族、功臣、官僚依靠政权，坐享其成。其他一切不说，单论俸禄。朝廷规定：亲王每岁禄米五万石、战功最大的魏国公许达五千石，正一品一千四十四石。（50）而社会救济政策，“鳏寡孤独贫不能自存者，岁给米三石，令亲戚收养。”(51)    以口粮一年三石的标准计，皇帝的儿子（亲王）不劳而获，每年从政府所得，相当于16,666人一年的口粮，许达所得相当于1,666人一年的口粮，一品官所得相当于348人一年的口粮。

上层与下层的收入差别如此之大，在建政初期、吃闲饭的队伍尚小时，矛盾不显著。人们且容易把这看作是他们当年辛劳所得，是应当的，可以接受的。

问题是，不劳而获的队伍越滚越大。只说皇族，坐享其成的朱元璋家人，最初只有58人，对社会来说，谈不上多大负担。可是，宗室人口繁衍迅速。永乐时，便已达到127人。经百余年的繁衍，至正德年间，宗室人口2,945人。嘉靖八年（1529），又增至8,214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为一万余人。两年后，见于《玉牒》的宗室人口为19,600余人。隆庆时，除郡主、县主、郡君、乡君、仪宾等女系和她们的丈夫外，男系的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以及没有名封和有罪而被革爵的庶人，共28,491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玉牒》载宗支人口为157,000余人。再加半个世纪的发展，到明朝末年（1644），达数十万之众，应该说是不容怀疑的事实。（52）

千万倍的翻滚！土地上的产量就那样多，哪能承担得了这般庞大的“上层建筑”？ 正所谓“百姓税粮有限，而宗支繁衍无穷”。

超级享受，难以为继。永乐时，诸王禄米已不能全给，多者7,000石，少者700石。宣德以后，改行禄米折色，相当部分不给粮米，改支钱币。嘉靖四十一年（1562），御史林润言：“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53)

经济捉襟见肘，除皇帝、皇子（亲王）、皇孙(郡王)三代外，自皇曾孙(将军)及其以下，“饥寒困辱”，“多不能自存”，“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53）  代府奉国将军聪浸连续五、六年领不到禄米，无以为食，诣阙自陈：“臣等身系封城，动作有禁，无产可鬻，无人可依，数日之中，曾不一食。老幼嗷嗷，艰难万状。有年逾三十而不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埋葬，有行乞市井，有行乞民间，有流徙他乡，有饿死于道路。名虽宗室，苦甚穷民，俯地仰天，无门控诉。请下所司将积逋禄米共二十二季，清查待补，使父母妻子得沾一饱。冒罪一死，亦所甘心。”（54）

一些中尉和没有名封的宗室人等，因衣食无着，便故意轻毙人命、凌辱尊长而得罪，目的在于“发高墙以邀口粮充饥寒”。可是，凤阳宗室监狱容量有限，宗室罪犯源源而来，守臣数告“高墙供给缺乏”。后由“有司于省城中盖造闲宅一区，多其院落，绕以高垣，外设总门”，把有罪或有违《祖训》的宗室人等，“移家安置其中，昼夜鋦护，五日一启。”（55）

从前，学者们往往将明代的问题归结为 “土地兼并盛行”。事实并非如此。土地问题是重要的，但却非关键。要害在粮食。粮食问题自始至终是有明一代的核心问题。皇室人员猛增千万倍，为他们服务的官吏队伍相应必然大大增加，保护皇室及其服务队伍的的军队也不能不跟着大大增加。要保证这三支庞大队伍的充分供应，不但要有饭吃，还要能够过上奢侈的生活，出路只有一条：更多地压榨农民，税粮加征、加征、再加征。从邓茂七“因府县官吏收粮拘迫”，“啸聚为非”（56），到李自成的“迎闯王，不纳粮”，二百年间，农民运动无一不是围绕生计问题展开的：农民要保命，不得不保口粮，政府要维持高效运转，不得不从农民口中夺粮，对双方，这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或者你死我活，或者你活我死。

面临供应的局促和紧张，在政府眼里，能弄到足够的税粮，就是好官，刮得越多，越是良吏，官吏自己从中贪点，对民众酷点，无碍大局。他们贪不贪，酷不酷，早就不在政府考虑的范围之内了。

1488年，在京五品以下庶官的考核，标准五条：年老有疾、罢软无为、素行不谨、浮躁浅露、才力不及，而无贪酷。另考查五品以下堂上官，则年老、不谨、浮躁三款之外，又有升迁不协人望；大理寺丞的考查，亦无贪、酷两条。（57）  一贪一酷，曾是明初考察干部“八目”中属于第一、第二的最重要的两款(58)，自新淦事件后，已经被大明政权彻底废除了。

新淦事件是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有明一代新的历史时期从此开始：具有两重性的明政权，从最初六十多年间的重在服务社会，转变为中、后期的以搜刮民众为基本。生气勃勃的明初“为民”的政权，“华丽转身”而为反人民的政权。明政府改变了依靠群众反腐的根本方向，转而放手纵容官员贪污，并依靠贪官污吏来镇压群众，不过是其政权服务重点转移、政权性质发生变化的一个表现而已。新淦事件涉及政权同其基础——人民群众的关系，这是一个有关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新淦镇压，是导致明代终于灭亡的一颗种子。它与其它种子一起，无可阻挡地发芽、成长，最终葬送了大明的大好江山。

在新淦事件前，“爱民”的朝廷对于为生活所迫、聚众为盗的民众，是相当宽容的。从太祖朱元璋，到太宗朱棣，到宣宗朱瞻基，莫不如此。朱元璋说：“朕思凡民之乱，由有司不能抚恤，至致作乱。”(59) “盗本良民，但为有司不能抚绥，更加酷害，始聚为盗。彼岂不爱其生？盖出于不得已。”——这是朱棣的看法。(60)   “边夷无故辄纠集万余人拒抗，或者边将有以激之乎？”——这是朱瞻基平心静气的思考。(61) 甚至正统二年（1437），岁饥，流民进入，荆襄难治，汉中守臣担心：“不即诛，恐有后患。”英宗还反驳说：“小民为饥寒所迫，奈何遽用兵诛之？”(62)

是时，江西龙泉、永新“盗贼”讨平后，江西参政胡昱建议在那里设立军事机构以御盗。朱元璋说：“民之为盗，由无良吏抚绥之，岂在兵耶？”不许。（63）     就是在新淦事件前七年，1424年，五月，丽水、政和二县“山寇”周叔光、王均亮等聚众劫掠，巡按御史奏请发兵剿灭。朱棣征求大臣杨荣的意见。杨荣说：“此愚民无知，或为有司所苦，或窘于衣食，不得已相聚山谷，以求苟活耳，宜遣使招抚，当不烦兵。”照此办理，“盗”果息。（64）

明代中、后期，情况迥异。民间但有风吹草动，神经质的朝廷立即恐慌起来，想到的措施无他：镇压。他们完全丧失了建政初期的自信，和由自信而来的对民众的宽容。他们把自己摆在与民为敌的地位，草木皆兵，日夜惊恐不安，如坐火山口。越是镇压，自己越是下不来台。越杀人，越眼红，越是要杀。心狠手辣，恨不得将造反民众赶尽杀绝。他们以对民众的屠杀“积尸盈野，流血成川”而自夸。（65）  “其余（民众）潜石洞者，塞其门，以毒药熏之，皆死。”（66）  军将韩雍对俘获的瑶、僮民众，“悉肢解刳肠胃，分挂林箐中，累累相属。”(67)  刘千斤起义失败，“男子十岁以上者皆斩之”。(68)    农民领袖赵鐩兵败，“共三十七人，传诣阙下，诏皆处死，剥为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训有禁’，上不听。寻以皮制鞍蹬，上每乘骑之云。”（69）  他们如此仇视农民，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非人民的敌人者何？ 邓茂七等“苦富民鱼肉”政府不能秉公处置，被迫起事，声言：“如朝廷宥我，且立散，乞免徭三年”，朝廷拒之不收。官军就是要把你赶尽杀绝，岂容投降？（35）  

至于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烧毁民居，抢夺民财，掠民为奴，杀民邀功，都是“以民为敌”的应有之义。“纵火焚烈房屋、禾仓一千余间”（70），“毁碉房四千八百七十余，牛马、器械储蓄以万计。”（71）  “焚庐舍一万三千余间，发地窖三千余处，得稻粮三万四千余石” （72） “获贼属子女一万一千六百余人，牛马驴骡一万一百八十有奇” （73）      甚至“抢杀良民为首级”（74），“斩贼首止八级，而所杀良民几三千人，奸淫妇女及掠卖者无算。”（75）   “所获妇女，率指为贼属，载数千艘去”。（76） …… 诸如此类伤天害理之事，记载于史籍者，多得不可数计。

他们和民众势不两立，但是，生生不已的民众怎么会赶尽杀绝呢？最终被消灭的，当然只有他们自己，这些早已转化为反动派、骑在民众头上拉屎拉尿的社会垃圾们。

朱明死亡过两次。作为一个人民政权，它在1431年、建政的第63年，已然死去，大明变成大黑。作为一个维护皇族私产的压迫人民的政权，它在新淦事件后，又苟延残喘了将近二百年，于1644年终被消灭。而对民众或亲或仇的态度，则伴随着兴亡的始终。（2013.6.25）

⑴《洪武御制全书》589页，黄山书社1995年7月

②《洪武御制全书》429页，黄山书社1995年7月

③《洪武御制全书》583页，黄山书社1995年7月

④《洪武御制全书》586页，黄山书社1995年7月

⑤《全明文》第一册6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⑥《明通鉴》107页，改革出版社1994年7月

⑦《明史》十二3806页，中华书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⑧《明史》八2318页，中华书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⑨《全明文》第一册6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⑩《全明文》第一册6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⑾《全明文》第一册612、630、631、632、633、642、649、657、660、661、662、663、666、669、672、681、682、687、690、699、707、708、714、719、720、724、728、733、7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⑿《全明文》第一册6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⒀《全明文》第一册6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⒁《全明文》第一册597、630、6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⒂《全明文》第一册6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⒃《全明文》第一册6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⒄《全明文》第一册6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⒅《全明文》第一册6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⒆《全明文》第一册6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⒇《典故纪闻》92页，中华书局1997年12月湖北第二次印刷

（21）《全明文》第一册6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2）《全明文》第一册6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3）《全明文》第一册6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4）《全明文》第一册6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5）《全明文》第一册680-6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6）《全明文》第一册681-6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7）《全明文》第一册686-6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8）《全明文》第一册596-5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9）《全明文》第一册723-7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30）《全明文》第一册7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31)《全明文》第一册7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32）《洪武御制全书》589页，黄山书社1995年7月

（33）《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424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34）《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转引自杨国祯陈支平：《明史新编》1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

（35）《明史记事本末》1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36）《明史》十五4436页，中华书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37）《明史记事本末》2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38）《明史记事本末》3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当时（1502年）全国夏秋两季税粮约3,000万石（《中国历代户口、田地、天赋统计》3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四次印刷），粮四石折银一两（《明会要》下1012页，中华书局1998年11月北京第三次印刷），朝廷岁入粗估折银约为七、八百万两。其时，金银比价约为1:7-1:8（黄阿明：《明代货币比价变动与套利经济》，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3期，2010年5月）。刘瑾贪污，合银约356,046,000两（259,583,600+12,057,800×8=356,046.000），相当四十多年的全国财税收入。

（39）《明史纪事本末》3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40）李洵《下学集》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1）中国历史研究会《中国通史简编》673页，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3月三版

（42）《洪武御制全书》62页，黄山书社1995年7月

（43）《明实录类纂·经济史料类》40页、《明史》一27页

（44）《全明文》第一册4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45）《明通鉴》368页，改革出版社1994年7月

（46）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四次印刷

（47）张显清：《从〈大明律〉和〈大诰〉看朱元璋的“锄强扶弱”政策》，《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

（48）《明史》七1880页，中华书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49）《明诗综》卷100，转引自《洪武御制全书》8页

（50）《明会要》下786-790页，中华书局1998年11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51)《明会要》下959页，中华书局1998年11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52）张德信：《明朝典制》3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1月

(53)《明史》七2001页，中华书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54）张德信：《明朝典制》3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1月

（55）张德信：《明朝典制》37-3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1月

（56）《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442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57）《万历野获编》上299页，中华书局1997年11月湖北第三次印刷

(58)《明会要》下846页，中华书局1998年11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59)《御制洪武全书》690页，黄山书社1995年7月

(60)《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411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61)《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420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62)《明史记事本末》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63）《明通鉴》一348、350页，改革出版社1994年7月

（64）《明通鉴》一628页，改革出版社1994年7月

（65）《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482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66）《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520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67)《明史》一六4734页,中华书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68)《明史记事本末》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69）《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581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70）《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471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71）《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632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72）《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502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73）《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497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74）《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533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75）《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534页,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

（76）《明史》一六4962页,中华书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原载《李蔚的博客中国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