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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网络图片“习泽东” |
习近平借鉴五十一年前毛泽东整肃乃父所用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变通为“利用网络进行反党”，来扫荡言路，钳制异见，制造新的以言治罪，企图堵住老百姓的嘴巴，杜塞天下人对权贵集团的愤懑不满。
与近期大陆罕见的极端炎热天气相比，国内的政治气候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在中共高层公开表明反民主、反宪政、反对普世价值政治态度之后，并公然践踏法制、大肆抓捕因言获罪异见人士，几亿中国网民和知识分子都感受到了三十年来所未有过的政治寒流。济南那边装模作样地审着薄熙来，这边却把“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推而广之到了全中国，以“整肃谣言”为借口频频向要求民主自由的网民“亮剑”，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的政治恐怖时代。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大冤案
忆昔五十一年前的中共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对年初“七千人大会”被迫作过检查心有不甘，又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形式、阶段、矛盾”的著名讲话，结果党内的中心问题又从“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转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上面。在8月26日到9月23日的预备会议上，又开始大批翻案风，小说《刘志丹》的反党事件也应运而生，有人指责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后来又诬为“第一作者”），“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于是，批判习仲勋成为会议上一个重要靶子。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同志打成“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反党小说《刘志丹》则成为他们的“反党纲领”。在9月24日会议上，毛主席正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上一个条子，毛主席就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毛泽东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这段最高指示也成为中共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把“尚方宝剑”。
这年9月27日，中共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习仲勋自此被束缚于“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政治缧绁之中，开始了长达十多年年的痛苦生涯。反党小说《刘志丹》冤案成为先后株连约六万人，致死上千人的现代文字狱。纵观习仲勋的一生，曾几次遭受党内“极左”路线的摧残与迫害。陕北肃反，险遭不测，几乎丧命；“习贾刘反党集团”，又蒙受了长达十六年的不白之冤与政治磨难。这样的政治经历，使得他对党内的“极左”势力有着一种本能的厌恶与抵制。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到了八十年代，重新复出的习仲勋在面临中共元老整肃胡耀邦和“八九”风波的两个重大历史关口，曾两次拍案怒起、挺身而出，所表现出的依旧是他那一以贯之的正直坦荡与仗义执言。
51年后习近平向网民“亮剑”
历史有它自身的吊诡悖论之处，半个世纪过后，谁都没想到的是，被毛泽东反复整肃的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却承继大统，荣登总书记宝座，成为另一个与毛泽东地位相埒的“九五之尊”。在中国，统治者讲究的是“屁股决定意识”，习近平也一样未能免俗，就是在被人称之为类似文革动员令“五一六通知”的“八一九”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毛左”的嘴脸不仅原形毕露，而且其杀气腾腾的凶相也显现无遗。据称，在刘云山会上向三十一省部级宣传部长发布向网络宣战的动员令时，习近平有一句恶狠狠地插话，在大陆流传甚广：“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今年年初因为“南周事件”闹得声名狼藉的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更是紧随其后，首次提出“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和意识形态斗争‘两个前沿’”，大有重提阶级斗争的意味；而中央电视台播出新闻节目中，竟把政治开明的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名字与蒋介石、美帝相提并论。由此可见，不仅仅限于是网络，随着中共九号文件“七不讲”的逐步深入，整个大陆新闻界的严冬也来到了。
就在这次全国宣传会议上，习近平把意识形态工作称作是党的一项仅次于经济建设的“极端重要”的工作，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有人分析，自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近三十年来，这还是首次有中共党魁把舆论工具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提高到如此高度，也由此可见天天高唱“三个自信”的习近平，对共产党学说是如何的不自信，才如此要大动干戈地采取暴力手段来对付网上日渐增多的不同意见。此后，中宣部长刘奇葆高调表示要把习近平的讲话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两个星期之后，《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分别发表文章《关键时刻敢于亮剑》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要敢于亮剑》，显示中共将进一步严管意识形态。《北京日报》文章还杀气腾腾地说，要对一些人极力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闻自由”等论调，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该管的要管起来，违法的要依法查处。一声令下后，全国各地公安警察，兴起钳制言路、滥抓无辜的浪潮，就连弱弱地问一声“某地发生命案了吗”的一个弱女子，都锒铛入狱。大陆网路一片风声鹤唳，这与当年毛泽东插了一句话“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之后，中共大兴文字狱的政治气候，何其相似乃尔！稍为不同的是，前者是在中共高层，这次习近平却将重兵移师到了民间！
“习泽东” 倒行逆施、与民为敌
由此可见，尽管时光流逝了半个多世纪，中共领导人也从第一代换到了第五代，可这个政权剥夺公民自由、以言定谳的极权专制性质却一直未变。习近平要做“习泽东”，强迫十三亿中国人必须都入他中国梦的“彀中”这是普天下人都看得出来的。所以，他处处模仿当年毛泽东的一招一式，这也难怪他自小及大、所接受的也都是毛氏教育。毛泽东说夺取政权需要“二杆子”，一是枪杆子，二是笔杆子。习近平上任后于是先去掌控枪杆子，前大半年都一直在安抚与收买军方，等到“枪杆子”稳妥放心之后，又来炫弄“笔杆子”，这才有了“八一九”全国宣传会议。遗憾的是，这“习博士”的文化水平毕竟有限，很难和当年通晓古今、纵横捭阖的毛泽东相比，而中共理论库所贩卖的假货也早已告罄，很难自圆其说和以理服人，所以，习近平就借鉴五十一年前毛泽东整肃乃父所用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变通为“利用网络进行反党”，来扫荡言路，钳制异见，制造新的以言治罪，连他在此次会议上插话的政治现场，都像是历史的回放。不过前者是重提阶级斗争，是以中共起家的强势理论压人；而后者只能假借查处谣言，企图堵住老百姓的嘴巴，来杜塞天下人对权贵集团的愤懑不满。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马政变记》一文中，开篇就谈到，一切巨大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出现。马克思这样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这种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并不是再由他们自己选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在那些已直接存在着的、既有的、在过去承继下来的情况下进行的。一起死亡先辈的传统，好像噩梦一般，笼罩着活人的头脑……他们怯弱地运用魔法，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的服装，说这借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时而设法拉拢这阶级，时而又设法拉拢另一个阶级，时而设法侮辱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是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与它作对。”
这段话多么生动，多么形象，就像是在形容善于模仿秀的习近平一样。为了压制民意，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千秋大业，习近平眼下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据鲍彤老人文章披露，习仲勋生前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党组成员。在这个最后的岗位上，他仍然主张中国应该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来容纳不同意见，这是多么具有现代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可是习近平却把民间不同意见视为危及党国利益的洪水猛兽，甚至不惜动用专政工具来加以防范，这种作为与其乃父生前的愿望，真可谓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可以想象，习仲勋九泉之下倘若有灵，得知有子不肖如此，焉能不为之伤怀，为之恸哭？！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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