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沉痛悼念老友张显扬（附：心中有大爱）

图：1993年严家祺陪同张显扬（右一）游览巴黎

我認識顯揚有三十多年，聽到這一消息，萬分悲痛。近一年前，张显扬病危，两次住进北京ICU重症加护病房，经过抢救，在夫人张靓文精心看护和爱的召唤下，病情趋于平稳。今年春天，他病情穩定，又開始寫書，書名是《趋势与选择：历史决定论批判》，張顯揚在《自序》中說：“我这一生，只三句话可以了结：信奉马克思主义，活用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如果上苍眷顾，假我以时日，或许批判马克思主义这件事还能继续下去。”讓顯揚放心的是，這本書在他去世前一個多月已經出版。

    張顯揚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幾年中，在《人民日報》和中國許多報刊上，對毛澤東文化革命的“繼續革命理論”進行了大張旗鼓的批判，是當時胡耀邦思想解放運動中的一名旗手。張顯揚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室主任，他很快覺悟到，批判毛澤東，必須找到毛澤東思想的來源，他是中國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專家，他研究了一生馬克思主義，最後的結論是“必須批判馬克思主義”。

    今天的中國，與毛澤東時代大不相同了。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逐漸資本主義化了，而國家政治制度仍然是專制的。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化，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經過鄧小平時期、江澤民時期、胡錦濤時期，在三十年時間中逐步形成的。但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並不是當代歐美的資本主義，而是馬克思時代的“老资本主义”，這正是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土壤。看一看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时期的法国和英国吧。一方面，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中国农民工的遭遇远比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差得多。中国今天的社会状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土壤，而且是毛澤東思想重新抬頭的最好时机。
    毛澤東在統一中國大陸後，像帝王一樣進行統治。毛澤東的道路，在政治體制上，是回复中國“帝制”傳統，在經濟體制上，是蘇聯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毛澤東獨攬中國大陸大權二十七年，從“暴力土改”、“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人民公社化”、“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無一不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災難。歷史已經證明，毛澤東思想把中國的經濟引到了崩潰的邊緣，毛澤東思想不能救中國。毛澤東思想千頭萬緒，歸根到底一句話，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唱紅打黑，造反有理”。在今天中國社會愈來愈資本主義化的情況下“崇毛”，就是挑起全國範圍內的“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貪官必須懲辦，貪官外逃，是害怕懲罰。但其他資本外逃，是害怕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重新抬頭。西方國家的富裕，與對私人財產權的保護、對任何人創業致富的鼓勵息息相關。當中國的財富不斷轉移到西方國家後，中國就會再次陷入貧困。
   

    正是張顯揚一大批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批判了毛澤東“繼續革命”的理論，推動了中國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現在中國“兩極分化”的問題，就像當年歐美國家用民主和社會公正的方法避免了“無產階級革命”一樣，今天的中國，不能用“崇馬”、“崇毛”的舊辦法來解決，必須開闢民主法治和社會公正的新道路，才能解決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張顯揚從“批判毛澤東繼續革命”到“批判馬克思主義”，正是為推動中國進步所必須走的一步。張顯揚的事業是促進中國進步的事業。
   （2013-9-19）

  【附录】

心中有大爱

严家祺         

    提到张显扬，就会想起王贵秀，他们两人在毛泽东去世後的几年中，在《人民日报》和许多报刊上，最早起来全面地批判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一九七九年的理论务虚会，他们两人批判“继续革命”的声音也很大。一些人以为他们是两口子，一见面，才发现，那个“贵秀”，与“大家闺秀”搭不上边，却与张显扬一般是位高大挺拔潇洒大度的男子汉。他们写的文章气势磅礴，真是“横扫千军如席卷”。     

八十年代初，于光远在社科院组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苏绍智任副所长、张显扬任马列研究室主任。胡乔木不赞成于光远组建这个研究所，认为于光远找的人是打着“研究马列”的名义，批毛泽东思想。由于苏绍智、张显扬与王若水关系密切，在“批毛”方面互相配合。王若水因发表《为人道主义辩护》和关于“异化”问题的文章，在“清理精神污染”中，被撤去《人民日报》副总编职务，但保留党籍。到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在点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名後，要求开一个“坚持自由化”的人名单，让接替胡耀邦当“代总书记”的赵紫阳来处理。就这样，于光远、王若水、苏绍智、张显扬被列进了一个“十二人名单”，这个名单主要是胡乔木、邓力群开的。

從鄧力群第一次報送“自由化分子名單”開始，趙紫陽一直採取漫不經心的態度，施以各種迂回巧妙的方法力求保護這些“自由化分子”。到一九八七年夏天，鄧小平親下旨意，赵紫阳不敢再怠慢。七月中旬，趙紫陽主持召開了中央書記處會議，議題是討論十二人名單。討論到張顯揚時，邓力群说张显扬在“文革”中是“造反派”，加上他所谓“自由化”言论，就这样被開除出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科技日報》副總編輯孫長江也在名单上，鄧小平的大公子鄧朴方很敬重孫長江，与孫長江熟悉。當他得知孫長江亦在十二人名單中，趕赴北戴河坐著輪椅去找趙紫陽。趙表示，這是他令尊的意思，他本人即便心有餘，力也不足，没有明确表态如何“保” 孫長江。在书记处会议上，赵紫阳原本不想讨论孫長江问题，在讨论张显扬问题时，邓力群硬把孫長江和张显扬拉在一起，说孫長江是張顯揚在中國人民大學時的老師，“文革”中与张显扬有什么什么关系，應一併開除出黨。这样，这次书记处会议就决定开除王若水、吳祖光、孫長江、張顯揚出党。由于这次书记处会议“十二人名单”没有讨论完，其他几个人，包括于光远、李洪林、于浩成和我，赵紫阳把这些人放在後面，没有讨论，也就不了了之。

这里要说明的是，孫長江因受《科技日報》社长林子新保护而没有被开除出党。林子新写了一封信给聶榮臻，聶榮臻又把信轉給了陳雲。陳雲批示後，孫長江保住了党籍。“六四”後，许多人主动退出了共产党，当张显扬回忆自己一生经历时，他最乐意说的一句话就是，“反自由化运动中，与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一起被开除出党。”

张显扬被开除出党後，在社科院受到冷落和排斥。“六四事件”后，新华社发了一篇通稿《方励之张显扬之流老早要搞动乱》；住古城时，日日夜夜有人监视他家；一出门，便有人跟踪；访客离去，就有人立刻上门盘问。显扬依然斗志不减，与史义军、王铱编辑了《胡耀邦年谱长编》和《赵紫阳中南海十年记事》，于二00五年由世界科学教育出版社出版。胡耀邦下台，张显扬从此倒霉，当年赵紫阳没有办法保护他“过关”，张显扬仍付出了他受冤屈的几千个日日夜夜，为胡耀邦、赵紫阳编辑出版了近二百五十万字、五大卷的历史长编。张显扬的心中充满大爱，多么崇高！令人仰望！张显扬在谈到赵紫阳时说，赵紫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主要有三大功绩：他是改革开放的三位领军人物之一，对这个伟大事业贡献至钜；在震撼世界的八九民运中，他提出并坚持在民主法制基础上解决问题，反对武力相向，结果悲壮下台；在长达十五年的非法软禁中，他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对这个制度及其指导思想，进行了刻骨铭心的反思，形成了一套可以称之为“后社会主义”的理论。“后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之后，不再是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超意识形态的社会发展模式，其中涵盖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一切重要参数。这一切，使他不同凡响，名垂青史。

我在法国居住期间，他曾来法国作为访问学者。我们见面分外高兴，一同访朋问友，一同游览名胜古迹，去过枫丹白露、凡尔赛宫。

马尔梅森公园是拿破仑与约瑟芬共处蜜月之地，风景秀丽，优雅谧静。当我们漫步在公园里翠绿的小树林间曲折的土径上，显扬想到的仍然是北京，他谈到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曾特意找他，说了一句话，表达他对“六四”事件中父亲所作所为的歉疚和时局发展的担忧。走了没多久，一股股难忍难耐尿臊味扑鼻而来。我们立马掩面逃离。行至如茵的绿草地，显扬放下手臂，吸了一口大气，弯着腰，气喘吁吁地笑说，“终于闻到了法国的‘古文明’。早就听说法国人不会用马桶，每天清晨凡尔赛宫的长走廊两侧遍布屎尿。”我也忍俊不禁。

一天，显扬说他特别馋中国的猪头肉，高皋就酱了个大猪头请他来吃。他看见餐桌上的蒜，一边捋着衣袖一边说，我教你们被我女儿冠名的“张氏简易剥蒜法”，并兴致勃勃地示范起来，然后举着剥好的蒜瓣警示说，这蒜吃到第二瓣时，就只剩辣了。有显扬这样的欢乐大使，我们大口吃，大杯喝，开怀笑，畅快淋漓。显扬食欲奇佳，吃得香喝得也特多。高皋提醒显扬，回国后要查查血糖，是不是得了糖尿病？

显扬回国后就查出患有糖尿病。血糖是可以有效控制的。但是，如果控制不好，就会影响全身各个脏器。后来，显扬因行走不便，腿部动过手术，体力也越来越差。但他仍以超人的毅力和执着完成了胡耀邦和赵紫阳年谱，继续他的学科研究、撰文写作。超负荷的工作无疑对他的健康有损害。

前不久，接到一些朋友从北京传来到消息，张显扬病危，两次住进ICU重症加护病房，经过抢救，在夫人张靓文精心看护和爱的召唤下，病情趋于平稳。

看着眼前厚重的纪念胡耀邦、赵紫阳的五本大书，希望显扬那充满大爱的心，继续坚强地跳动，迎接他为之奋斗的理想到来。（写于2012-10-8）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星期日文化版2012-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