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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18日星期三

严家祺:高行健的原配夫人(附高行健前妻:王学昀《和高行健结婚离婚》)


  高行健是一九八八年开始定居巴黎的,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我与我老婆高皋从北京经香港来到巴黎。我们与高行健早就认识。法国文化部授予高行健“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那天,我与高皋到巴黎第九区“作家与作曲家协会”参加了高行健的授奖仪式。在巴黎期间,我们与高行健有多次往来,发现高行健的女友,与他的原配夫人王学筠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个“类型”。这样就引起我老婆对王学筠的许多回忆。王学筠家和高皋家是“世交”,她们是小时的玩伴、小学同班同学。早在七十年代,王学筠就曾对高皋说,高行健自命不凡,他认为自己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看来,世上无难事,“为者必成,行者必至”。目标明确、坚定不移、专心致志,是成功的要素。
    在高行健出国前,在一九七四年,高行健就到北京工作,而王学筠在南京。一九八一年初冬季节,当时我家住在社科院干面胡同宿舍。晚饭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打开房门,看见站在门口的王学筠。我叫着高皋,说“王学筠来了”。高皋有点吃惊的嘟囔着“她怎么突然从南京来了”,立马迎上来,看见只有王学筠一人,一面说,“怎么就你一个人,高行健呢?!”,一面赶紧把她让进屋来。只见王学筠穿着厚厚的大衣,呆呆地站着,面色煞白,手里攥着一张纸,眼泪止不住刷刷地往外淌。高皋上前楼住她,问到,“怎么啦? ……”忍了半天,王学筠才举起手中的纸,嘣出一句话“他突然写信来,要和我离婚。”高皋说,“找他去!找他去!”,拽着王学筠,抄起外衣就冲出去了。 
    我焦急地等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钟,高皋回来了,样子平平和和,歇了口气,开口道:“你猜高行健住在哪里,就在东总布胡同文化部宿舍,原来的传达室,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取暖用的蜂窝煤炉就把屋子占得满满腾腾。高行健坐在书桌后边,我和王学筠紧贴着门挤坐在凳子上,隔着炉子和他面对面。他们俩面无表情都不开腔,我只好东拉西扯,看见床上一大铁桶饼干,就问怎么这么多饼干,高行健则面无表情喃喃回道,有时几天不出门,就吃点饼干……反正是劝‘和’不劝‘分’。我自觉没趣,时间也太晚了,说了声那我就先回去了。没等我开门,王学筠站起身说要跟我一起走。我赶忙拦着她说,这是你自己的家,怎么能跟我走,把她往回推,径自开门,就回来了。” 
   後来听王学筠讲,那天晚上,他们两人溜溜地坐了一夜,一句话都没说。看来,高行健是铁了心,一定要离婚。高行健和王学筠的相识,还算是浪漫的。王学筠祖籍安徽,父亲王气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散文学家。她和高行健都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相差四届。高行健高三时,希望在跨进大学前能找到一个女友,看中了身材高挑、眉目清秀、文静稳重、出身于教授家庭的学妹王学筠,利用上学放学同路的机会,有意与她接近,逐渐确立了恋爱关系。高行健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外文局工作。一九六七年,王学筠还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利用文化革命大串联的机会到北京与高行健会面。王学筠说,当时大学生是不准结婚的,但是,在高行健执意坚持下,还是把婚结了。不久,王学筠的父亲被打成“特嫌”、关进牛棚。 
    一九六八年,王学筠被分配到山西省介休市陶瓷当工人,工在大山里,全是民工,连报纸都看不到没纸没笔,王学筠夸张地形容, 离开时连字都快不会写了。 其间,高行健欲将妻子调至干校团聚,因王父问题尚未解决,没有调成。                                                       一九七0年,他们的儿子王成至(小名毛毛)出生。为解决分居问题,高行健设法和妻子一同到安徽省皖南宁国县“港口中学”,王学筠教书,高行健担任政工组组长、革委会委员,被评为“学毛选积极分子”并加入了共产党。国县非常偏僻,传说日本人都当时正值备战时期,势紧张,他们就想找一避战事,又有柴、有米、有水的地方,先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王学筠教学工作繁重,把儿子寄养在父母家中,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都优于他们,不要高行健负担养儿费用。高行健心里明白,曾对王学筠戏言,“你爸爸养不起我儿子,我找你当老婆做什么?” 
      宁国县不是久居之地。一九七四年,高行健以王气钟女婿的身份找到北京的南楚珍,他是王气钟的老朋友,刚刚被解放的官员。当时,外文局正需要一位法语人才,有法语专长的高行健在南楚珍的帮助下,被调进外文局国际书店《中国建设》杂志社,王学筠仍留在安徽。 
      高行健一直想方设法要把妻子调回北京,还曾亲自跑回宁国县办理,却屡屡失败。  
    七十年代末,高行健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工作。此时,王学筠的父亲已被解放,因身边无子女,于一九七九年将女儿调回南京大学留学生部任教。高行健夫妻虽然都离开了穷乡僻壤的宁国县,却仍然分居两地。王学筠每年暑假到北京和丈夫团聚,她父母也有时随行,顺便看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的长子王学庄,高行健经常跑前跑后帮忙照应。高皋当时在北京一个小医院工作,高行健为了让王学筠在北京多待几天,就以生病为由要高皋帮王学筠开“病假条”。高行健则一有时间就回南京看望妻儿。 
    好景不长。从高行健正式提出离婚起,夫妻之间便形同陌路,而王学筠坚持不离,一直拖到一九八四年法院判决。高行健负担儿子每月十六元抚养费。一九八七年,高行健去国后,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就中断了。离婚对王学筠的打击很大,提起来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像变了个人似的。      二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高皋与王学筠通电话,得知王学筠以副教授的身份已从南京大学退休,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帮忙照顾儿子。王学筠谈了高行健的家史,又谈了毛毛的情况。毛毛取名“成至”,是“为者必成,行者必至”的意思。毛毛有一些高行健的性格特征,从小喜欢临摹名画,功底颇深,足以乱真,因为没被美院录取而就此封笔。毛毛一心向学外语极好,在得到博士学位後,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所工作。高皋说,从电话中可以感觉到,毛毛忠厚老实,懂事孝顺,性格更像妈妈。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12-12-23

高行健前妻:他说我精神有问题,夜里磨刀要杀他



文章来源: 苹果日报 于 2013-09-12
香港《苹果日报》副刊2013年9月1日刊登了署名王学昀的文章,题为《和高行健结婚离婚》。王学昀在文中写道,《苹果日报》去年12月发表的严家祺《高行健的元配夫人》一文勾起了她的回忆,由此想到关于她和高行健离婚原因的传闻。王学昀斥责这些传闻严重失实,并提供了一些她和高行健的生活细节。
《苹果日报》网站截图:王学昀《和高行健结婚离婚》

和“高行健”结婚离婚

今日浏览网络,无意中看到香港《苹果日报》去年十二月刊登的一篇文章《高行健的元配夫人》,作者是我老友高皋的丈夫严家祺先生,自从搬过一次家后,我和他们夫妇好多年没联系了,看到文章,讲的都是过去熟悉的事情,勾起了我很多回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我的家住在南京大钟新村,当时那里住的大多是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把列夫•托尔斯泰巨著《战争与和平》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高植先生,也就是高皋的父亲。我们两家是通家之好,高植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友,他的太太是我母亲的中学同学,而我和高皋又一同在一所小学念书,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现在还能回忆起我们住的院子里常常举办文艺晚会,有一次,我们的妈妈和其他妈妈们一起身着俄罗斯服装跳舞,爸爸们则把在院子里挂上五颜六色的电灯泡,童年的记忆十分纯洁、美好。
我于一九五五年九月就读南京第十中学(现在的金陵中学),与高行健认识是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学校举办的一次舞会上,高行健通过一位跟他同班的男同学来找我,说希望我教他跳交谊舞。此后,放学路上经常会和他“巧遇”,和他比较熟悉以后,我憋不住好奇,问他学跳舞为什么不自己来找我,他说怕被我拒绝,并说很早就注意我了,因为经常在学校体育场看到我的身影,也去观看过我参加朗诵比赛,在跟我接触之前,他已经通过好几位同学了解了我的家世。一九五七年暑假开始后,我收到一封信,此前,除了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和比赛的获奖通知之外,没有人单独给我写过信,打开一看,竟然是高写来的,欣喜地告诉我他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了。后来我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我们地分南北,主要是通过书信相互了解对方。文革爆发后,我的家庭也像许多教授家庭一样受到冲击,高那时已经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工作,利用出差机会回南京来看我,劝我跟他到北京避避风头,我们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在北京结婚。
高在中学时就表现了对文学的爱好,只要尝试写一点东西,就会拿来听取我的看法,结婚以后仍然如此。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我看到的作品有十篇,短的有两页,最长的有十页纸,每一篇的内容情节至今还历历在目,不是丑化揭批右派分子,就是讴歌文革,其中有一篇他特别满意,署上笔名“红飚”,寄给了江青。
高行健

自二〇〇〇年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一种关于我们离婚原因的传闻大为流行起来。据该传闻称,高的第一个妻子反感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写作,抱怨他直写得家徒四壁,连孩子也养不活。传闻还说,高在文革期间继续暗中写作,而妻子威胁他要向组织告发手稿里有见不得人的东西,高怕因文获罪,一边掉泪,一边把一整箱手稿烧个干净。关于这件事,我在这里不妨多说几句。
首先,传闻的“作者”似乎没有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生活过,高和我当时都有固定工作,拿固定工资,他爱不爱写作、写多写少,都不影响家庭的经济状况,“写的家徒四壁”不知从何说起。我们仅有的一个儿子出世后,从小到大一直寄养在南京我父母家里,高没给过一分钱生活费,直到离婚后才根据法院判决支付了三年的抚养费。文革中我父亲工资被扣,母亲没有收入,我曾与高商量寄点钱回家,他却说:“你爸爸养不起我儿子,我找你做老婆干嘛?”
第二,这位传闻的“作者”与我素昧平生,不知根据什么说我迫使高烧掉手稿?又是根据什么认定高当时有“一整箱的手稿”可烧?实际情况是,高在文革时期作为造反派头目、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多次对别人进行抄家、批斗,还催逼我和哥哥烧掉了家藏的所谓“反动”书籍和海外亲友的照片。
一九七五年,高以我父亲女婿的身份找我父亲的学生南楚珍推荐,从安徽农村调到北京的中国旅行社,之后又经过我母亲的亲戚龚普生(乔冠华太太龚彭的大姐)推荐担任了《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一九七九年,高陪同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到法国、意大利访问,回国后首次跟我提到他对诺贝尔文学奖志在必得,说“巴金老儿不敢拿,我敢拿!”我当时很纳闷:你手头没有什么作品,靠什么去拿这个奖呢?他也曾对我说,鲁迅之所以拿不到诺奖,就在于作品太少,都是短篇的。不过就是从那以后,他的确把重心放到了写作和加强与知名文化人的交往上来。
他最早提出跟我分手是在一九八年,他说:过去想方设法调我到北京解决两地分居,现在终于搞清楚老是调不成的原因了,因为我的档案里给我父亲的结论是“特嫌”(“特务嫌疑”的简称)。他还说:特嫌是永远翻不了身的,即使表面上给平反了,实际上仍然受到严密监控,根据内部规定,特嫌的子女是不能嫁军人,不能嫁党员,不能嫁干部的。“你怎么偏偏就嫁了我,你是个完蛋了的人,可我还要发展,你干什么揪着我这根稻草不放呢?”我反问他:“当初你山盟海誓地追求我,怎么这个时候变成了我偏偏要嫁给你?你利用我们家关系调回北京的时候,怎么没有嫌弃我们这个特嫌家庭?”
此前,已经有亲朋好友告诉我他在北京有外遇,并说我精神有问题,夜里磨刀要杀他,我还不太相信,看到他这幅嘴脸,我难忍心头怒火:你有了别的女人提出要跟我分手,光明正大说出来不行吗?何必要给我扣一顶“特嫌子女”的大帽子?联想到他把许多历史人物的成功经验总结为两条:一是“婚姻就是政治、爱情就是性”;二是“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一切错误归于别人”,现在竟把这两条经验全用到了我身上,作为有自尊的女人,我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
在跟高离婚多年后,我曾努力忘掉这一段极不愉快的经历,没想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段经历竟然换了如此一副扭曲变形的面貌来回访我,令我啼笑皆非。这么多年来,我也曾试图还自己一个清白,在友人们的帮助下发表文章,据说有的媒体根本拒绝刊登,有的网站登载了两天又拿掉了,或者把涉及到离婚这部份的内容删除不用,理由很简单: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没有办法说清楚真伪,不能刊登一面之辞。
我很理解这些媒体的态度。第一,高是诺奖得主,我是平民百姓,话语权不在我手里,有人对我说:“捏死你就像捏死只蚂蚁”,生动地表达了这个意思;第二,高作为法籍华人获得大奖,华人社会视为骄傲,重提旧事有伤骄傲,实属自讨没趣;三是少数人可能觉得“妻子告丈夫”最能体现共产制度的邪恶性,宁可信其有。理解了这些,以后再有人找我询问高从前的事,我一概采取“沉默是金”的态度。
虽然如此,我还是很感谢《高行健的元配夫人》的作者还原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并祝老友夫妇身体健康,生活快乐。

(作者:王学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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