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根据历史事实，说明法国大革命并非改革引发。当时法国的问题是：民众迫切要求自由、民主、博爱，为此，必须实行改革，以突破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而法王却重在征税，以此为主线进行改革。他的这种所谓“改革”，离题十万八千里，言不及义，与民众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完全不符。法王路易十六不是死于“开始改革的时刻”，而是死于抗拒改革失败之后；不是“由于尝试改革而毁灭了”自己，相反，是由于回避改革，不改革，假改革，反改革而最终被送上断头台的。此文约15000字。
法国大革命果真是改革激出来的吗？
李蔚
最近，托克维尔(1805-1859)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我国突然走红。该书作者在回顾法国大革命时，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此语尤其引人关注。
同一时代、且同为法国本国学者的米涅（1796-1884）说得更干脆：法王路易十六是“由于尝试改革而毁灭了”。①
暴烈的法国大革命果真是由于法国“开始改革”所触发的吗？法王路易十六果真是“由于尝试改革而毁灭了”自己的吗？
事实并非如此。“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托、米二位可能由于长期生活在本国，受到种种固有观念的束缚，且距离法国大革命时代过近，反而看不清楚问题所在，叙述与判断,跟事实大相径庭。
法国大革命是十八世纪世界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既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成果，对世界发展的进程又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要说明这个事件，不能不从世界总体的变化情况说起。
汹涌奔腾的社会解放潮流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五百多年间，世界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一股追求社会解放的潮流,汹涌在欧洲，连绵不断，而且一浪高过一浪。
当着东方还沉睡在专制制度中，以暴力为基础的朝代更迭成为打不破的铁连环、民众尚被囚禁在社会的大监狱里时，曙光却在原始民主传统保留较多的遥远的欧洲出现。
变化是从十三世纪的英国开始的。1215年5月，英国封建贵族得到伦敦市民支持，占领了伦敦。英格兰国王约翰于6月15日被迫在兰尼米德签署了《大宪章》。这份写在羊皮纸卷上、共63条的文件，决定建立由二十五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监督《大宪章》的执行，如发现国王有违反情况，可使用各种手段（包括武力在内）胁迫他改正。② 破天荒地体现了“法律至上、王在法下”的精神，其意义极为深远。《大宪章》宣布了国王不可擅自征税的原则，强调：除传统捐税贡赋外，任何赋税的征收都必须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同意”（即取得以大贵族为核心的大会议的同意）。《大宪章》关注国民的权利，规定国民有参与国事的协商权，享有人身自由，若不经“合法裁决和本国法律的审判，不得将任何人逮捕监禁，不得剥夺其财产，不得宣布其不受法律保护，不得处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也不得命我等群起而攻之和肆行讨伐。”② 最早从埃及王国的“法老”开始，在人类历史上绵延了几千年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权统治，从此被打破，人类社会开始走出王权时代，民权第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一个与王权统治有所不同的新政体正在被创造出来。与此同时，世界政治多中心分散发展的历史时代宣告结束，人类社会在欧洲火车头的带领下，朝着同一个民主政治目标，迅速前进。
随着政体在英国一国之内的逐步改变，长期统治全欧社会、具有绝对权威的基督教的教权，跟着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第一波社会解放浪潮之后，第二波社会解放的浪潮在德国爆发。从来一言九鼎的罗马教廷，在德国曾经滥施淫威。它占有全德土地的1／3；每年从这里刮去30万金币，约占教廷全年收入之半；修道士骑着小毛驴，到处推销“赎罪�”，宣称：只有手捧“赎罪�”，死者的灵魂才能从炼狱升上天堂。为向教廷的权威提出挑战，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1483-1546）在维登堡教堂正门，贴出了用拉丁文写的《关于赎罪�功能的辩论》，全文95条。马丁・路德认为：《圣经》至上，人的灵魂得救唯一靠的是自己对上帝的虔诚信仰，而不在于遵守教会的什么规条。任何规条都必须来自《圣经》，教会或教皇无权设立信仰的条款。③ 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宗教改革运动从此开展，迷信由是被打破：教廷原来是可以被质疑、被反对的，离开教皇，虔诚修行，同样能够得道。在逐步摆脱王权统治的同时，许多耶稣的信徒，也从教皇皇权的绝对束缚下得到解放。④
人的生命秉承于大自然，因此生而自由。但是，却处处受到束缚与压抑。光是上面提到的这些改变，仅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王权，部分地反对教权，当然远不足以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一个范围更广泛、持续时间更长久、更深入的解放运动，于是同时兴起。
十四世纪发源于意大利、持续了约300年的“文艺复兴”，和十七世纪源自英国、持续了近200年的“启蒙运动”，即是此同一以“人的全面解放”为主线的社会革命运动的、前后彼此密切衔接的两个阶段。
文艺复兴运动，表面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实际是在创造一种崭新的近代文化，其基本精神，就是：抑神尊人，破除“神”的迷信，宣扬：人类是伟大的奇迹，没有任何东西比人更奇异。张显“人性”、“人道”、“人权”，反对教会宣扬的“神性”、“神道”、“神权”； 主张“幸福在人间”，歌颂世俗生活、现世享受，反对禁欲主义、来世观念。但丁（1265－1321）说：“人不能象走兽那样活着，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达・芬奇（1452－1519）指出：“真理只有一个，它不是在宗教之中，而是在科学之中。”不仅要从教权的束缚下解放，而且要离开宗教，在科学和理性的道路上飞奔。“人的发现”，意义无比重大。
文艺复兴运动接着深入发展而成为启蒙运动。这两场运动，固然都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涉及哲学和自然科学，但文艺复兴运动，重点在艺术；启蒙运动则重点在政治。而政治，对人的解放，是更带根本性的。霍布斯（1588-1679）说：国家不是根据神的意志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创造的，君权也不是神授，而是人民授予的。洛克（1632-1704）进一步指出：人们按契约成立国家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孟德斯鸠（1689—1755）认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应当分立。立法权由人民集体享有，司法独立，君主只享有行政权。卢梭（1712——1778）的主张最为激烈，他彻底否定王权，把启蒙运动推向最高峰。他说：主权在民，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权利的表现和运用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政府和官吏是人民委任的，人民有权委任他们，也有权撤换他们，甚至有权举行起义，消灭奴役压迫人民的统治者。
从十三世纪到十八世纪，持续五百多年的社会解放运动，经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两个阶段，终于从限制王权最终走到了对王权的否定和对人权的张扬。
结束王权的革命风暴，不可避免地刮了起来。就像卢梭1750年说的：“必须来一场革命”；1762年重申的：欧洲这个秩序不可避免地要遭到革命。⑤
王权时代就要结束了。
培育启蒙思想的肥沃土壤
英国带头走出王权时代，意大利开创了文艺复兴，德国发起了宗教改革，一浪高过一浪的社会解放运动，弥漫全欧，但是，它的最后总结却是由法国作出的。为什么是法国，而不是其他国家，集中展示了长达几百年的思想成果，将思想转化为行动，爆发了大革命，终于成为欧洲彻底摆脱了王的统治的第一个国家？⑥
正像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只能首先发生在原始民主传统保留较多的欧洲一样，横暴、激烈的，以彻底推翻王权统治为目标的大革命，也只能发生在其中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并存、尖锐异常的法国。法国之不能避免后来的“天翻地覆”， 就像欧洲之不能避免世界民主火车头的角色一样。历史进程无可抗拒。
“文艺复兴”转换为“启蒙运动”发生在英国，但是后来，运动重心转移到了法国。被后人尊为启蒙思想大师者，英国有霍布斯（1588-1679）、洛克（1632-1704）两位，而后起的法国却有孟德斯鸠（1689—1755）、伏尔泰（1694－1778)、卢梭（1712——1778）、狄德罗（1751年——1772年）四位，接连登上历史舞台。
为反对君主专制，孟德斯鸠提出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分立的原则，君主只有行政权。伏尔泰抨击天主教会，对教皇进行了猛烈攻击。他同样反对君主专制，但希望通过“开明”的君主实行改革，过渡到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卢梭根本否定封建王权，倡导“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在思想上和道义上走出了王权，开创了以人民为主宰的新时代。狄德罗认为迷信、成见、无知是人类的大敌，主编《百科全书》，宣扬科学和理性，反对迷信和专制。法国接过了英国启蒙思想的接力棒，并且大大地加以发扬，巴黎成为公认的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中心。
这种特殊现象的出现，与法语的普及和崇高地位当然有关。世界通行英语的时间，不足百年。此前世界通行法语。说法语长期被视为一种“时髦”，是有教养的标志，这从俄国十九世纪的小说里，也可以看到。欧洲思想文化的精华，最后聚集法国，在以说法语为荣的历史时代，是极其自然的。
但是，法国成为启蒙思想的集散地，更主要的原因，在法国社会本身。
法国从十六世纪初起，由“等级君主制”进入“绝对君主制”时代：王权至上；国王统领教会；集权治理国家。⑦ 尤其大革命前 ４０ 年间，无论社会经济或政治组织方面，几乎没有御前会议不管的事，“御前会议有时禁止在它宣布不太适宜的土地上种植某种作物。有的判决竟命令人们拔掉在它认为低劣的土壤上种植的葡萄。”⑧ 法国学者米涅写道：“从路易十四到革命爆发（即：1643-1789），法国的政体不仅是专制的，而且是很横暴的。”“国王可以用‘密札’随意监禁或流放任何人，用充公的办法处置任何财产，用税捐征收任何人的收入。”⑨ 对王权曾经起到若干束缚作用的全国三级会议，从1615年停开，为时长达175年之久。⑩ 民众没有地方发表意见。专制统治严酷得可以说是让人喘不过气来。
在法国，历史形成了城市的自由制度：城市像一个个小型民主共和国，行政官由全体人民自由选举，对全体人民负责，遇事有时要咨询人民的意见并向人民汇报。城市为自己的权利感到自豪，对自己的独立无比珍惜。但是，从１６９２ 年开始，普遍选举制度被取消。国王把城市的统治权，定价出卖，以捞取经济利益。“奇怪的是，这套把戏一成不变，竟然持续了 ８０ 年。在这期间，（法王）曾向城市七次出售选举城市官员的权利，当城市重又尝到其中的甜头时，这种权利又被收回，以便重新出售。”⑧ 城市人民福利和城市自由就这样被一起剥夺了。
农村居民也没有任何自由可言。虽然已经废除了农奴制，但是贵族的特权依旧。正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的：“（农民）为了得到土地，首先他得付税，不过不是付给政府，而是付给邻近的地产主，……一小块地是属于他本人的，对此他心中充满自豪与独立感。可是那同一帮邻人跳了出来，把他从他的地里拉走，强迫他无偿为他们在别处干活。他想保卫他的种子不受他们的猎物的糟踏，可是那帮人阻止他这样做。他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他勒索通行税。在市场上，他又碰上他们，必须向他们交钱以后才能出卖自己生产的粮食。回到家中，他打算把剩下的麦子自己食用，因为这是他亲手种植，亲眼看着长大的，可是他不得不到这帮人的磨坊里磨面，用这帮人的烤炉烘面包。他那小块土地上的部分收入成了交给这帮人的租金，而这些租金不能赎取，也不受时效约束。不管他干什么，处处都有这些讨厌的邻人挡道，他们搅扰他的幸福，妨碍他的劳动，吞食他的产品。”⑧
在城乡民众自由丧失的同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特别令人触目。当时的法国社会，等级森严。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是平民，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城市贫民和资产阶级等。前两个等级，人数很少，不到人口的5%，是统治阶级，享有种种特权。第三等级占法国全国人口的95%以上，属于被统治阶级，负担着国家的各种赋税和封建义务，却没有任何权利。国家靠征税运转，而教士、贵族两个等级，税缴纳得极少，赋税的重担压在第三等级身上。国家的4种直接税里，有两种（达依税、修筑道路代役税），贵族是不缴纳的；一种（廿一税），“贵族也往往豁免”；贵族要交的只有一种税（人头税），但也往往被免去3／4或5／6，而平民则成十倍地增加。征收比例极不合理。例如，奥尔良公爵富得流油，却只付岁入的1／100，平民穷得叮当响，反而则要付出收入的1／11。（11） 越富，越不交税；越穷，越要交税。越富，缴税的比例越低，越穷，缴税的比例越高，荒谬绝伦得不可理喻。这种严重的不平等，是法国社会长期无法治愈的痼疾。
农民承担的国税，包括“达依税”、人头税、廿一税、修筑道路代役税，有4种之多；此外，还负担着领主的如下封建义务：地租、市场税、磨坊捐、酒榨税等，达26种。教会又向农民征收各种什一税：大什一税、小什一税和血什一税。以上各种赋税，占去农民总收入的60-70%，在大革命前夕的最后10年，竟达80%以上，还不包括间接税。⑾
税收本来就重，王室又热衷于增税，“两个世纪以来，几乎全靠农民的血汗，军役税增加了十倍。”⑧ 懒惰的王室把税收交人承包，每6年签一次协议，政府按合同上的总数，向包税人收取，包税人则向农民征收，趁机敲诈勒索，民众不堪其苦。有两个总承包人在1726-1776年，每人搜刮到3000万锂（12），仅他们二人从中获得的暴利，就相当于购买15个科西嘉岛。（13）而包税人共有40人之多。(14) 民众额外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贵族纳税极少，而只要做了官，成为贵族，就可以少交税，官位则可以用钱买到。因此，卖官买官成风。买官，成为有钱人的第一营生。“有谁自觉拥有一笔小小资本，他便立即用来购买职位，而不是用于做生意。一个人略识文墨，生活优裕，若是弄不到一官半职，那就死不瞑目。” 官价当然很高，并且不断上涨。国家为此大量增设官职，从物资监察到油脂监督，从烈酒品尝官到假发监督以及品行考察官等等，几乎无所不有。仅仅自１６９３ 年至 １７０９ 年，所设职位就达四万之多。⑧卖官所得。成了政府的一笔重要收入，在中央财政中所占比例为，多年高达46.6%，乃至49%，甚至55.3%。（15）享受免税待遇的官员越多，纳税的人的负担就越重。“尽管在捐税问题上，整个欧洲大陆都存在着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个国家，这种不平等变得像在法国那样明显，那样让人经常有所感受。”⑧
与民众自由的完全丧失和社会突出的不平等现象并存的，是严重的贫富对立。贵族和教会上层拥有全国一半的土地和极大的财产。后来大革命中被拍卖的教产高达40亿锂，大贵族的地产亦为40亿锂。贵族和教会上层把持了国家的行政、司法、军队和教会领域的一切高级职务和宫廷、外省所有有利可图的闲差职衔，收入丰裕，薪俸优厚。加上国王对他们的巨额赏赐和年金赠与，加上地租和各种特权收入，加上教会的什一税收入等等，大贵族和高级教士年收入往往达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锂。斯特拉斯堡大主教洛昂年收入40万锂，土鲁斯大主教勃耶纳100万锂。而农民呢？在利木赞，一个农民在经过种种搜刮之后，一年只剩下25-30锂；在土鲁斯，收入最低的短工，每天仅有10个苏的进款，一年按320个劳动日计，则仅得160锂，还要缴纳人头税10锂。一年所得只相当前者收入的几千分、几万分、乃至几十万分之一。平常年景，仅能维持不被饿死的最低生活水平，一遇饥荒，就只有吃野草、啃树皮，大量死亡。（16）
启蒙运动兴起，平等、自由、人权学说一旦传入，苦难中的基层民众自然狂喜如痴。运动的中心最后所以转移到法国，就是因为法国的社会土壤最为肥沃。
山雨欲来风满楼
法国社会是培育启蒙思想的肥沃土壤，而启蒙思想的传入，又反过来大大促进了民众的觉悟。经常为面包发愁，被重税压得喘不上气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城市贫民，以及备受排斥的新生的资产阶级等，受启蒙思潮影响，纷纷起来造反，暴动不断在各地爆发。
早在18世纪40年代，社会上的反抗行动已经开始。50-70年代逐步加强。1744年初，里昂丝织业的作坊主与商人举行罢工。1749年，巴黎居民奋起抗税。1752-1753年，朗格多克与普罗旺斯两地贫苦农民攻打贵族城堡。1757年，国王遇刺，政治讽刺诗歌出现。1773年，波尔多发生饥饿暴动。1774年，同一性质的事件在图雷内地区出现。1766年，由于收获不足与物价上涨，巴黎与第戎等地发生了“面粉战争”，政府被迫调动军队镇压。1788年6月7日是格勒诺布尔城的“抛瓦日”，民众从房顶窗口扔下瓦片等物品，驱走街上的士兵。1788-1789年的冬季，更多地区的民众起来造反。从1789年春天起，诺曼底、布列塔尼、阿尔萨斯、弗朗什-孔泰与马孔内的农民纷纷举行起义、焚毁城堡、攻击地主。
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民众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深深地影响着第二等级（贵族）和第一等级（教士）。“他们中的不少人公开站出来，加入到反抗的洪流，支持民众。” 贵族们抨击“密札”体制，主张“言论与思想自由”。教士们在“陈情书”中表示必须反对国家的与教会内部的专制。当然，这两个等级的绝大多数各自都还同时希望维持自己的特权。
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强烈地影响着法国的政治走向。它已经如此如此强大，如此咄咄逼人，“大多数外国人很难设想公众舆论当今在法国发挥的权威：他们很难理解这股甚至对国王宫廷发号施令的无形力量到底是什么。然而事实毕竟如此。”⑧
国王、当权者们争相讨好民众。
大革命前 １３ 年，国王在一项敕令的序言中说过：“除少数几个省（三级会议省）外，几乎所有王国的道路都是由我们臣民中最贫穷的那一部分无偿修建的”，而“真正有切身利益的是所有者，差不多全部是特权者，他们的财富由于修路而增长”, “人们强迫穷人单独维修道路，让他们为有钱人的利益劳动。”
一位总督为激发有钱人发善心，谈到：“这些所有者极不公正、为富不仁，他们所占有的一切应归功于穷人的劳动，但是他们却在穷人为开发他们的财产而筋疲力竭之际，任其饿死。”
１７７２ 年,在粮食流通问题上，图卢兹高等法院与国王之间发生了争论。图卢兹高等法院说：“由于其错误措施，政府可能使穷人饿死”；国王反驳道：是“高等法院的野心和有钱人的贪婪造成了公众的穷困”。都不约而同地把造成民众贫困的责任，推给对方。⑧
民众运动很快带上了政治色彩。1788年7月21日，多菲内省的三级会议，“不待王命而自行召开”于维齐伊城堡。参加此次三级会议、承担纳税重担的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增加了一倍，表决不按等级，而是按人头平等进行。会议发表声明：改革必须由全国三级会议事先通过、一切代表应由选举产生、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加倍、按人而不是按等级投票。这项声明呼吁其他省份联合行动，得到了广泛地支持。
洛美尼-德-布里埃纳于同年7月5日宣布：将召开三级会议，后于8月8日，将召开日期定在1789年5月1日。1789年初，全国举行三级会议的选举，各地区分等级召开选举会议，通过了许多“陈情书”、即请愿书，反对君主专制，要求制定宪法，定期召开国民会议，依法收税。
巴黎第三等级的“陈情书”，政治色彩极为强烈，他们要求“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主张“一切权力来自国民”，“国民与君主共有立法权”，“国民决定税收”，要求“法律保证公民的所有权”。巴黎第三等级的代表西耶斯在其《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等著作中，指出：法国的现行“行政机构由特权者组成”，“照看着特权者的全部利益”，应该将特权者们“一律送回法兰克人曾经居住的森林中去”；第三等级应召集自己的国民会议，甚至提出：应设想无比幸福的社会制度。
在布雷斯的桑絮塞伊，几乎所有居民拒绝参加由官方控制的选举会议，而在教堂前的墓地召开非正规的“野地会议”。类似事件还发生在博让等地。老的统治眼看行不通了。
第三等级不仅反对君主专制，而且反对贵族特权。他们说：“贵族享受一切和拥有一切”，“第三等级支付一切而从不享受”。（17） 呼唤整个社会的完全平等。
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召开的全国三级会议，而这次三级会议是形势逼出来的。在它举行前夕，法国社会已是“风满楼”了。
携狂风而至的倾盆大雨，即将席卷整个法国，任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
火山已在开始喷发。
法王回避改革，天下终于自乱
与我们中国相比，虽然同为专制制度，但法国毕竟要宽松一些。史学家为便于研究，将法国君主制的历史，分为前期的“等级君主制”和后期的“绝对君主制”，但是对照中国的皇帝一人独裁、任所欲为来看，法王始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宗教、贵族、司法和社会传统民主习惯的左右，并非毫无约束，总体上，只能说是“相对君主制”，和我们中国的“绝对君主制”，不可同日而语。民众的积怨，应当说是相对比较较小的。况且，当时当政的法王路易十六，为人性格比较随和，不是狠毒果敢、十恶不赦的。面临即将爆发的社会危机，如果处置得当，革命是有可能推迟爆发，或爆发后烈度减弱，社会破坏程度较小。是路易十六回避改革，压制革命，自己把自己推上了断头台。在历史转换的关键时刻，他自己把自己摆在了“历史罪人”的地位上。
以路易十六为代表的法国王室错在哪里呢？错在拒绝改革！
但是，社会犹如一列正在进行中的火车，不管你回避不回避，搞不搞改革，它总在按既定轨道不断前进，不会停止在中途。
在众多的书籍中，都写有法王“改革”的字眼。有些学者甚至称之为“激进的改革家”。那么，路易十六到底搞没有搞改革？如果搞了，是搞了些什么，又是怎样搞的？
应当承认：法王是搞了“改革”的。但是，他的所谓“改革” ，“言不及义”，离题十万八千里。所谓“义”，即：社会前进的方向、广大民众的要求与愿望。法王的所谓“改革”，与这些根本不搭界，是两股道上的火车。
在专制制度下，特权横行，民众丧失起码的自由，任人宰割，而渴望改变。这是当时最迫切的议题。社会等级森严，民众没有上升发展的空间，怨声载道，从重重压迫下，解救民众于不平等地位，是当时另一个最迫切的议题。由于阶级对立、贫富差别，弱势群体得不到关爱与同情，挣扎在贫困线上，呼天不应，这是当时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法国大革命所以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有它深刻的社会原因。
托克维尔说：１８ 世纪，法国人民内部产生和发展了两种主要的激情。一种激情就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制的仇恨。另一种激情促使法国人不仅要生活平等，而且要自由。大革命开始了，两种激情碰到一起，它们混合起来，暂时融为一体，在接触中互相砥砺，而且最终点燃了整个法兰西的心。这就是 １７８９ 年，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
1789年8月4日夜，在制宪议会上，在民众起义烈火的影响和推动下，一位没有地产的破落贵族建议：对封建特权进行赎买并废除人身劳役。这个动议，在当时立刻得到响应。各种建议，纷纷提出，并被一个接着一个通过。几个小时之内，一切滥用权威的弊端都被废止。“这是扫除封建残余的一夜，它把人们从奴隶制的残余中解放出来，把土地从贵族领主的所有权中解放出来，把平民的所有权从占夺猎获物、强征什一税中解放出来。它废除了作为私权残余的贵族裁判权、从而建立了公权制度；消灭了买卖法官职位的制度，就预示着免费诉讼制度的到来。这一夜是从一切属于个人的制度到一切应属于国民的另一种制度的过渡。这一夜改变了王国的面貌，它使全体法国人获得平等；每个人都能就业，都有获得财产的希望，都可以经营工商业。总之，8月4日之夜是一次革命。”(18)
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这些问题，是解除封建专制的束缚，给社会松绑，让民众获得自由平等的问题。但是，路易十六不识时务，对这些视而不见，一概绕开了走。他把范围广泛深刻的社会危机看成简单的政府财政危机；他的重心在增加税收，解救王室于严重的财政困境中。因此而采取的措施，和自由、平等、博爱无关，远离社会主要矛盾，远离制度革命，这能叫“改革”吗？
在那时的法国，司法机构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抵抗王权的一支力量，是被压迫者使自己的呼声上达的唯一途径。旧制度下的司法机关十分复杂、阻力重重、手续缓慢、费用昂贵，存在严重的缺陷，但是在司法机关,从不存在对政权的屈从。王权虽然能够阻止法庭审理，但也不敢永远阻止法庭听取控诉，陈述意见。法官们经常把政府的举动直截了当地称为专制与武断行为。1788年5月3日，巴黎高等法院发表宣言谴责专制，要求法治，表示抗拒征税。路易十六御临法院，进行压制，强行注册6项敕令，使其能够得到执行。(19) 这是强化专制，还是给社会“松绑”？是“改革”，还是“倒行逆施”？
路易十六确实也搞过一些有利于民众的改革，却没有坚持下来，几乎无一善终。凡居民超过4500人的城镇，一度曾经改行选举制度，首先由军官与“各行业人员”选举产生一批社会名流，而后由这些社会名流推举市镇长候选人，国王任命其中一人为市长或乡镇长。但是，此项改革后来于1771年被废除，地方政权重新恢复旧日的境地。（20） 路易十六也还曾从立法机构中除去几个最坏的制度，不久同样也予以恢复。
不仅没有善终，更难恭维的是比没有“改革”还糟的。例如，道路劳役的改革。交通要道的维修，从前单纯依靠劳没，由农民单独负担。政府不掏一分钱，就能使道路通畅。１７７６ 年，政府着手改革，将徭役改为地方税。但新税的征收，特权依旧，不平等继续存在。徭役并从原来的领主徭役改为王家徭役，并且超越道路维修，逐渐扩及所有公共工程，徭役甚至用来修建兵营；押送苦役犯进监狱，押送乞丐进慈善收容所，这都属于徭役；每当军队换防时，军队用具的搬迁也属于徭役。徭役还用于将建筑木材从森林送往沿海的军舰修造厂。⑧ 不改革还好，越改革，民众的负担越重。这不是改革，而是假借“改革”之名的强化压榨。大革命绝非真正的改革引发，正是这类越改越离谱的“假改革”坏了法王的大事。
法国王室多年来，入不敷出，靠大量借债混日子。早在1715年，路易十四死时，留下的债务就高达30亿锂（亦说24亿锂或25亿锂），而每年的税收总额为1.45亿锂，政府支出1.4亿锂，税收余额尚不足以支付债务利息。(21) 此后，经路易十五、路易十六接连两代的“经营”，继续亏损，且更趋严重，到1789年大革命爆发时，国债已接近50亿锂。(22) 由于借债困难，债务利息已高达8.5-10%。（23） 大革命爆发前一年，1788年,全国财政收入为5・03亿锂,支出为6.29亿锂,赤字是1.29亿锂,应偿付的国债利息为3.18亿锂。（24） 就是不计日积月累的利息， 不算年年月月新的赤字，按1715年的税款收入计，也得34.5年，旧债才能还清。作为国王，路易十六怎能不急？
社会财富集中在特权阶级、即教士和贵族手里。但是，能让教士、贵族多缴税吗？法王于1787年2月，曾召开“名人会议”，参加者144人，贵族和教士代表占绝对优势，来自第三等级的社会名流不足30人。会议对以增税为目的的财政改革方案，不仅不支持，反而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路易十六当政15年（1774-1789），财政总监像走马灯似的更换：杜尔果-内克-若利•德•弗勒里-卡隆-布里埃纳-内克，没人能够做到让这些大户多纳税。相反，无论是提出“不分等级”征收“普通税”、减少重要人物年金的杜尔果，还是主张“不分平民与贵族一律缴纳”土地特征税的卡隆，在特权阶层的抵制下，不是以失败告终，就是被赶下台。国家的债务依旧，教士贵族的特权依旧。法王和贵族本来是有矛盾的，但是，他在此关键时刻却没有当机立断，坚决与他们实行切割，坚持走改革之路，反而受其左右，失去机会，终至失败。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多征税，路易十六决定于1789年5月5日，召开三级会议。 因为纳税的重担在第三等级身上，为寻求支持，国王决定：参加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比从前增加一倍：参加此次会议的1139名代表中，教士等级291人，贵族等级270人，第三等级为578人。第三等级代表人数比第一、第二等级之和还多。会议刚一开幕，路易十六就在致辞中迫不及待地说：“朕需要忠诚的臣民们的援助，以帮助朕克服目前遇到的一切财政困难。”（25）
三级会议，你一停就是175年，我们仅有的这一点点、微弱得不能再微弱了的参政议政的权利，被你剥夺了这长时间，现在想加税了，想起了我们。岂有此理！民众毕竟被压抑得早就过头了。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开幕后，心怀不满的与会者们，不是作为纳税人，而是作为立法者来参加会议的。他们对原订议程根本没有兴趣。第三等级的代表，依靠人多势大，提出了早就该实现的政治诉求，从此揭开了大革命的序幕。
路易十六先是调军队把三级会议会场团团围住。为支援三级会议，巴黎民众走上街头。首都也被各种军队包围。炮兵铁甲车从边境调来，绝对服从的外籍军团也出现了。巴黎民众冲了阿贝义监狱，把法兰西近卫军团中因拒不对民众开枪而被监禁在那里的士兵，解救出来。形势逼迫市民不得不武装起来，进攻大炮炮口对准圣安东街的巴士底狱，占领了这座监狱，处死了向自己公民开火的要塞司令，并把他的头颅割下，挑在枪尖上游街示众。
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人权宣言》）。19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宣布废除王权，实现共和。
法国王室的垮台，引起了君主制欧洲的恐慌。普鲁士和奥地利以及德意志各王侯结成同盟，谴责法国革命，要求恢复法国国王被剥夺的合法权力。接着，外国干涉者进军法国，攻陷凡尔登。路易十六因与反法同盟秘密勾结，于1793年1月21日以“叛国罪”被送上断头台处死，时年39岁。 由回避改革、反对改革，到对抗革命，到与外国侵略者勾结，法王路易十六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不光彩的一生。
对法国大革命的一点思考
从表面上看，法国大革命是由财政问题引起的。那么，政府财政为什么一直那么紧张?
财政困境与政府过度对外援助和不顾条件、大搞投资有关。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法国由于与英国在海外争夺殖民地的失败，积极支持美国，为此支出20亿锂军费。（26）在临近崩溃的几十年间，政府努力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这些每天都在增加开支，造成虚假繁荣。“再无人认为 １７８０ 年法国在衰落；相反，人们会说，此时此刻再无阻碍法国进步的限制了。”王室不断投资吹起的“经济泡沫”迷惑着人们的眼睛。“当此之时，工业振兴，在更加广大的人们心中萌发起对财产的热爱、对富裕的爱好与需求。法国人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他们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⑧
但是，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法国王室长期负债累累，根本在于奢侈无度。宫廷大臣年俸6万锂，财政大臣10万锂，掌玺大臣13.5万锂，主教圣俸从3万-20万锂不等，大修道院院长从2万-12万锂。（27） 难以想象的高薪而外，国王还经常给予额外的巨额赏赐和年金赠与。路易十六从1774-1789年在这方面的费用达2.28亿锂。他的两个弟弟，地产收入已达200万锂，国王给他们的赏赐每人还有1400多万锂，平均每年为100万锂。（28） 路易十六的王后纸牌赌博，有时一夜输掉几万锂，甚至几十万锂。（29） 当时的社会风气败坏，大臣妻子被国王相中，不以为辱，反而沾沾自喜，认为足以证明自己妻子的美丽。路易十五执政60年（1715-1774），情妇如云，被称为“情妇世纪”，著名的有马伊伯爵夫人、万蒂米伊伯爵夫人、巴里伯爵夫人、沙托卢公爵夫人等。其中，他最宠爱的蓬巴杜夫人（1721-1764）在王宫生活期间总共花掉了3600万锂。(30) 科西嘉岛面积8，680平方公里售价200万锂，按此计算，蓬巴杜夫人一人消耗的，即相当于18个科西嘉岛，也就是234万多亩土地的地价。这样奢侈，印钞机纵使24小时开动，也满足不了。
他们能够少花钱、不奢侈吗？不能够。王室、教士、贵族所以掌权，所为何事，不就是为了压榨民众，以供自己享受吗？这是他们的本性使然。离开奢侈的生活，他们还作什么王、教士、贵族！他们之为王、为教士、为贵族，本质就在于此。
三条锁链紧锁民众：王的王权、教士的教权、贵族的封建特权。民众渴望自由平等，而要求得自由平等，必须冲破这三条锁链。但是，这恰巧是特权阶级各自命根子之所在，他们能够让你冲破吗？他们一定会死死守住那早已僵死的制度。历史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法王怎么会改革，会对着自己动手，向着自己生命所系的制度开刀？那不等于自杀吗？
说路易十六曾经如何如何改革，事实站不住。
在当时，这是一个死结。当着自由平等之风刮进法国时，久已丧失自由平等权利的基层民众，必然造反。而过时制度的代表者们，依靠这个制度享乐的既得利益集团，则必然反抗。在反抗中，他们必然覆灭。这是无法避免的。而由于压制得既深且久，民众一旦反抗，必然横扫一切，暴烈无比。就像迈斯特在《论法国》中说的：“法国革命中有一个最令人吃惊的现象，就是这场革命的驱动力能够排除一切障碍。人力对它的一切反抗，就像一片轻薄的草叶，被革命狂飙席卷而去。没有人能够阻挠革命破浪前进。”（31）
这不是路易十六个人的问题。这是制度问题。个人，财政困难，三级会议，都是偶然因素。也许不是路易十六，也许不归结为财政困难题，也许不在三级会议，但是，革命的爆发、旧制度的垮台是必然的。路易十六只是这个制度的一个殉葬品而已。
法国大革命并不是改革引发的，相反，它是法王坚持旧的制度、拒不改革激发出来的。路易十六并非什么“激进的改革家”。他不是死于“开始改革的时刻”，而是死于镇压改革失败以后；不是“由于尝试改革而毁灭了”自己，而是相反，由于维护旧制度被推上断头台的。他不是死于改革，而是死于不改革，假改革，反改革。（2013.6.12）
① 米涅：《法国革命史》（北京编译社译郑福熙校）11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② 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44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③ 陈钦庄：《基督教简史》226-229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
④ 从此基督教一分为二，在今天的中国，仍然遵从教皇的称为“天主教”，脱离教皇统治的叫“基督教”。
⑤ 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58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⑥ 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直到19世纪初，国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然起到一定作用。1801年，内阁首相小皮特就爱尔兰天主教问题附署了《解禁法案》，立即引起乔治三世的不满，面对国王的压力，依旧得到议会多数支持的小皮特被迫辞职。(见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208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北京第二次印刷。)而法国早在1792年，就已经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见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98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⑦ 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34-36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⑧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⑨ 米涅:《法国革命史》6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⑩ 陈文海：《法国史》176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11）陈钦庄：《基督教简史》300-301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
（12）陈钦庄：《基督教简史》298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锂”，亦译“利弗尔”，据《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三章译者注：1里佛合 20 苏，等于 1 法郎。
（13）陈文海：《法国史》204页:1768年，法国以200万锂的价格购得科西嘉岛。
(14) 陈文海：《法国史》203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15）陈文海：《法国史》147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16）陈文海：《法国史》299-302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17）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63-70页, 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18) 米涅：《法国革命史》52页, 商务印书馆2008年
(19) 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59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20）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55页, 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21) 陈文海：《法国史》200页, 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22) 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59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23）陈文海：《法国史》213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24）王晓辉：《美国独立战争对英法争霸的影响》，《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6月第8卷第2期
（25）陈文海：《法国史》223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26）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59页。一说路易以物质与财政援助美国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总额达2亿4000万美圆（《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6月第8卷第2期王晓辉：《美国独立战争对英法争霸的影响》）
（27）陈文海：《法国史》299-302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28）陈文海：《法国史》300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29）陈文海：《法国史》212页, 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30) 陈文海:《法国史》198页, 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31） 约瑟夫・德・迈斯特：《论法国》（鲁仁译）26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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