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法国革命是由改革引发的吗？

王岐山

【新世纪特稿2013年7月16里】近来，由于王岐山的推介，法国19世纪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中国街谈巷议，一纸风行，引起一股讨论革命的热潮。凑巧的是，笔者一部名为《民主与乌托邦》的文集最近由三联书店出版，其中收录一篇10年前的短文也推荐过此书。因此，笔者常被问及王岐山推荐此书的用意。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的王岐山为何在此时推介此书？托克维尔这本历久弥新的历史著作对于当今中国究竟有何意义？这确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史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这个经典论断看来不仅具有历时性的意义，也具有横向的超越文化的能力。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旨在研究法国革命前社会制度和革命之间的关系，出版于1856年。他当时表示，现在研究革命正值其时，一方面同革命年代具有足够的距离，研究者不至于深陷革命激情而难以自拔；一方面也不是离得太远，因为此时革命的精神仍然了然于心。不过，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阐释虽然对后世影响重大，但远没有一锤定音。继托克维尔之后的法国史学界对法国革命的研究表明，革命的精神并不是那么容易随风而逝。而对革命遗产的阐释，法国学界直到上世纪70年代，都一直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分疏和重大方法论上的分歧。

托克维尔更不会想到，他的论著在一个半世纪之后会在中国走红。参照目前大陆对此书及其意义的讨论，托克维尔叙述的当年的法国革命与旧制度的关系的解读及其对革命发生原因与后果的判断对中国当代社会的研判确实具有启迪意义。浏览国内媒体报道，关于此书的讨论基本上均是从中国大陆当前社会状况出发向托克维尔提问题。几个普遍的思路引起笔者的注意。

一是如何判断革命时机，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革命的爆发成为可能？是在独裁肆虐、贪腐横行、民不聊生的时候爆发，还是在经济相对繁荣并且政府启动改革之时发生？提出此问题的人认为，托克维尔正是在此颠覆了人们关于革命的常识，他告诉读者，法国革命发生之日，正是法国专制制度下经济繁荣和启动改革之时。所谓对于一个专制政权说来，"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相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状况，这一看法颇值得深思，一方面这一看法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状况甚为恶劣，一方面又企图为之辩护，甚至还呼吁当权者拒绝改革。

另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是革命暴力与专制制度的关系。强调革命暴力的论者往往对革命给以负面评价，不仅认为暴力本身不可取，也认为暴力之后只会带来更坏的后果。即所谓革命播种的是龙牙而收获的是跳蚤。这显然是为"告别革命"论背书，告诫当下的中国人不要迷信革命。托克维尔在书中确是认为法国革命实际上加强了法国中央集权，但这一结论更多的是一个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将事实判断上升至价值层面，有违托克维尔的原意。

如果我们假设当今中国的形势可以同当年法国革命前夜的社会状况相比的话，上述两种判断既告诫民众不要革命，也呼吁统治者不要改革，因为改革会引发革命。虽然也有一些评论提到民众革命的方式问题，将民众在革命时借助暴力同统治者的镇压联系起来，即民众"搞革命"时的种种不适当的方式，其实都是政府教的，对当下的中国有一定的批判意义。但整体看来，似乎托克维尔要告诉当今中国的就是：一要"反革命"，因为革命必然是暴力，而暴力之后的前景比革命前更坏。二要"反改革"，因为改革会导致革命，因而肯定是不可取的。这样的讨论同时满足了左右两派的需求，左派反对改良，右派要告别革命。既无须改革又不能革命，左右两派各取所需，维持现状是唯一选择。对于当今的统治者来说，这简直是一种理想境界。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样一种解读同《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意旨相去甚远。托克维尔是法国学界公认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家，他的《论美国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样企图梳理近代以来社会走向民主化的大脉络。在这两本书中，他关心的重点以一贯之，就是推动近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动力，社会的平等诉求。在此书中，托克维尔通过对革命前社会状况的分析，论证法国革命同旧体制的关系与其说是断裂，毋宁说是延续。托克维尔的过人之处是他善于从长时段的视角看待政治事变。在他看来，法国革命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法国社会近代化进程发展之必然。法国革命以暴力和突变的形式发生，但那只是事物的表象。换句话说，如果法国革命不以突变的方式发生，也必然会以其他的较为缓和的方式发生或通过局部溃败的方式最终走到制度变革的目的地。

托克维尔以两个坚实的论据来支持他的这一结论：第一个论据是，法国社会的近代化是法国由权力相对分散渐渐走向中央集权的过程。法国君主专制的晚期，中央集权已经展开。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并不是在大革命的时候才开始崩溃的，它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架空了。法国革命不是断裂，因为革命不仅没有斩断中央集权的进程，而是加快了这一历史进程。

第二个论据是法国近代发展的大趋势是平等化，这一观察同他对美国民主的观察是完全一致的。社会平等化，也就是社会制度的民主化的大潮是无法阻挡的。法国社会并非是从法国革命爆发之时才出现平等的诉求，这一诉求是18世纪以来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托克维尔在此书中对贵族阶级在革命前的作用作出了经典性的分析。他指出，当时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对法国革命实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但事实又确实如此。因为这一阶级拒绝改革，看不到社会发展平等化的大趋势。18世纪之后，法国资产阶级的壮大已经势不可挡，他们不满现状，力求寻找自己在社会中新的位置。面对这一时代变化，贵族阶层虽然对自我崩溃的前景极度恐惧，但他们的对策确是将自己自我孤立于社会其他阶层之外。托克维尔表示，法国贵族不像英国贵族，他们不仅拒绝改革，也拒绝将新兴阶级看作同盟。结果是贵族阶级既失去了其他社会阶层的支持，又成功地将资产阶级转化成为自己的掘墓人。按照这一论断，如果法国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即是摧毁封建等级制的话，那么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既可能是法国革命这样夹杂着腥风血雨的革命，也完全可能是英国革命那样温和的"光荣革命"。换句话说，无论是以革命的手段还是以改革的手段，制度变革的目是不可避免的，维持现状是没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