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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6日星期二

茉莉:瓦格纳与纳粹精神

德國十九世紀作曲家華格納是一位才華卓越又備受爭議的魅力大師,他的作品和政治傾向對二十世紀有重大影響,成為納粹意識形態的靈魂。但是今天全世界的文化界仍然熱忱的紀念他。


●19 世紀德國偉大的作曲家華格納。他生前絕對沒有
想到,他的音樂竟然是納粹蹂躪歐洲的精神鼓舞。

很少有人會對華格納(又譯瓦格納)的音樂無動於衷。一九二三年,中國詩人徐志摩把他聆聽華格納音樂的感受寫進詩裡:「是神權還是魔力/搓揉著雷霆霹靂/暴風、廣漠的怒號/絕海裡駭浪驚濤⋯⋯/忽然靜了,只剩有/松林附近,烏雲裡/漏下的微噓⋯⋯」

一位猶太裔英國演員的困惑

這個五月,是華格納誕辰二百年(1813-1883),歐洲各地都在舉辦華格納音樂演奏會和歌劇演出。在華格納的故鄉德國萊比錫,一座新的紀念碑業已落成。雕塑背後很奇特地拖著一片巨大的陰影。人們沉浸於崇高、壯闊、雄偉的樂曲聲中,但沒有忘記這位音樂大師排猶主張和種族主義思想留下的陰影。
英國演員史蒂芬.弗萊出現在瑞典電視節目裡,他娓娓而談,關於他的猶太家庭背景以及他自小對於華格納音樂的熱愛。當年輕的史蒂芬用父親的留聲機播放華格納音樂時,他的家人會感到恐怖,因為摧毀他們家庭的納粹推崇華格納。但是,對華格納音樂的迷戀是一種難以形容的強大力量,這促使史蒂芬於二○○九年偷偷地進入一年一度的華格納歌劇節。
在動身去德國拜羅伊特市參加音樂節之前,困惑的史蒂芬曾直接詢問他的一位家庭成員——一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如果我去拜羅伊特,是否背叛了我的猶太家族?」那位親人很明智地拒絕為他做出決定,說:「你必須自己做決定。也許做一次,但從來沒有第二次。」
坐在歌劇院外古老的台階上沉思良久,史蒂芬終於把猶太人對華格納的仇恨,擱置在一個歷史背景下。和很多態度較為寬容的年輕一代一樣,他認為拒絕這位德國作曲家的音樂是文化上的嚴重損失。但時至今天,許多年邁的猶太人堅持認為華格納對納粹的反猶罪行負有重要責任,仍然反對播放華格納的作品。以色列甚至禁演華格納的歌劇。

罕見的音樂和政治哲學結緣

為華格納辯護的人說:音樂本身是不具意識形態的,華格納是一名反猶主義者,但他的音樂卻不是。很多德國人也認為,應該理性地將音樂和政治歷史相區分。這種說法似乎沒甚麼不對,因為華格納於一八八三年去世時,希特勒還沒有出生呢。 
人們卻不能不承認,華格納的音樂及其論述,是納粹文化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德國長達十二年的納粹時期,華格納的音樂備受推崇,每次納粹黨大會或群眾集會上,特別是在希特勒檢閱軍隊、行納粹舉手禮時,都會播放《眾神的黃昏》。德軍的戰壕裡也飄蕩著華格納的樂曲,他們甚至在集中營中組建了高水平的樂團,演奏華格納的音樂去改造囚犯⋯⋯
有人說華格納潛移默化地塑造了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國,音樂真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嗎?這個塑造過程是如何發生的呢?這就需要我們仔細考察華格納音樂的內在品質了。
華格納本人一直強調自己不是「單純的藝術家」,他不僅熱愛音樂,還愛好政治與哲學。他創作音樂是為了表達其世界觀,表達其「德意志」理想的。他的音樂驚風雨、泣鬼神,具有一種神秘的暗示力量,一種強大的煽情,給予聽眾精神上的感召。
在華格納的朋友尼采看來,他是「德國文化的復活者」,喜歡激情的格律,也喜歡激情犧牲的人都會隨著華格納音樂「登上感情的頂端」,並「在英雄的劇烈的腳步聲中聽到死亡的低沉的回聲」。托馬斯.曼認為華格納的作品是「沉重的、悲觀的」。納粹德國就產生在華格納音樂的叫喊和轟鳴之中,最後在這種「沉重的、悲觀的」樂曲中走向滅亡。 

反猶主義滲透音樂的強大影響

上承貝多芬,下啟施特勞斯的後浪漫主義歌劇潮流的華格納,不僅以音樂中的英雄情結和民族主義情緒為納粹文化所宗,他還曾寫過評論表達他的反猶主張。在《音樂中的猶太文化》一文中,華格納把猶太人視為因人類墮落而產生出來的惡魔,評論說「猶太人對德國文化產生瓦解性的影響」,因而祈求「猶太人的倒台」。在華格納的歌劇中,一些小丑的角色是對「劣等猶太人」的影射和嘲諷。
在當時,華格納表達的只是他個人的偏激觀點。據說是因為華格納在藝術圈子裡和猶太同行有人際關係的摩擦,他嫉妒德國傑出的猶太作曲家門德爾松的才華。也許一個激烈的藝術家需要敵人,因為只有敵人的存在才令他激情亢奮。
華格納的重孫,音樂理論家高特法伏里德曾撰書批判自己的家族說:「如果納粹有甚麼意識形態的話,那麼這個意識形態很可怕的大部分是拜羅伊特的思想。」正是華格納的觀點給納粹提供了某些能夠支撑自身政治主張的論據,「教會了我們何為猶太人」(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語),成了納粹政治哲學的先聲。
「從長時段的角度來看,政治家總是學者和作家的信徒。」法國社會學家阿隆曾這樣認識觀念的重要性。一個前輩音樂家的個人觀點和樂曲,一旦占據了後輩的頭腦,所產生的影響是巨大而怪異的、令人極端驚悚的。

希特勒對華格納有刻骨的崇拜

希特勒對華格納無比敬慕,有著近乎宗教感的崇拜之情。年輕時,希特勒甚至表示甘願充當華格納樂隊中一名鼓手。如果這個平庸的小畫家真做了一名鼓手也就好了,但令世界不幸的是,希特勒在華格納音樂裡發現了強大的自我,從而成為一個政治人物。他把從華格納那裡學來的一切用於其政治生涯,繼承並發揚了華格納的反猶思想。
例如,希特勒的演講模式就是從華格納的序曲中學來的:從一個平淡的開頭達到動人心魄、令人沉醉的高潮,像華格納歌劇中的英雄一樣聲嘶力竭地吼叫,以「強烈的生命力」訴諸於聽眾的心靈,讓德國聽眾和演講者一起忘我地失去理智。
華格納的歌劇充滿了日耳曼民族的種族優越感。來源於英雄史詩的歌劇,贊頌金髮魁梧的德意志人勇敢而堅毅地與其他民族作戰。在浪漫歌劇《羅恩格林》中,國王海因利希唱道:「德意志利劍為了德意志土地,這樣就能保衛國家安康。」這句唱詞,對少年希特勒的種族主義世界觀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文裡引用了「德國的利劍」的提法:「新帝國必須再一次沿著古代條頓武士的道路向前進軍,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為德國人民取得每天的麵包。」

華格納塑造希特勒:歐洲文化反省

希特勒曾深情自白:「在我一生的每個階段,我都要回到華格納。」即使是最後的死亡,希特勒也要像華格納歌劇中的英雄那樣去死。華格納歌劇中的英雄都是和情人一起攜手走向死亡的,例如漂泊的荷蘭人和他的桑塔,唐豪塞和他的伊麗莎白⋯⋯希特勒也和情婦愛娃在舉行結婚儀式後雙雙自殺,臨死時播放華格納歌劇中的《情殉》一曲。
馬克思說:「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都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正是華格納那狂熱、激情的音樂,其種族主義的「德意志」理想,塑造了希特勒嚴重的病態人格,助長了他的犯罪個性,釀成世界萬劫不復的災難。因此,當今歐洲知識分子致力於清算歐洲文化中的非理性思想傳統,以普世的人文主義精神關懷一切人類。
寫到這裡,我聯想到近年來在中國捲土重來的「紅歌」狂潮,聯想到新君習近平引用暴君毛澤東詩詞時的鏗鏘語調,再聯想到「第一夫人」彭麗媛身穿軍裝手持麥克風,在天安門廣場為屠殺人民的戒嚴部隊引亢高歌⋯⋯他們在模仿甚麼?在繼承甚麼?將要創造甚麼歷史?我不寒而慄。雖然中國的紅歌紅曲,包括周恩來搞的《東方紅》、江青搞的樣板戲之類,比之華格納,只是一堆令人作嘔的垃圾。
——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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